三角梅不是东莞的市花，却是东莞真正的底色，街头巷陌都能见到它朴素的身影。

说实话，以前初到东莞塘厦时，我对它完全无感，因为它实在太普通，太常见——在铁皮房缝隙里，在厂区墙头，在街道，在公园等地到处可见，简直跟湖南乡野间的野雏菊一样稀松平常，成为“城市野草”般的存在。

它的苞片像纸花，颜色也土里土气的，疯长挡路挡视线，开得像赶货期一样急，密密麻麻多得像车间的加班单，吵眼睛。那时的我在一家童车厂做外贸跟单员，白天有时忙得脚不沾地，口渴了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晚上下班后却百无聊赖。我住在厂里安排的员工宿舍里，整日都能听到附近工厂的机器嗡鸣声。我嫌三角梅开得如工厂机器声一样喧闹，像刚来时觉得这座城市除了工厂好像什么也没有。后来我才惊觉，不是它普通，是我还未曾读懂它的语言。于是，它开它的，我活我的，互不相干。

起先，也许我嫌它土，它嫌我嫩。时光在指尖流淌，感觉时而湍急，时而缓慢。渐渐地，三角梅对我来说，就像东莞待久的日子：没啥波澜，也没啥新意，更没啥好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名字，也没兴趣知道。也许，它的普通照见了我的平凡。

三角梅就这样彻底成了我生活中的背景板。它的存在，像厂区永不间断的嗡鸣，像车间流水线上重复的劳作，像道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因为过于寻常而被视觉自动过滤。它是一团被压缩的、沉默的红色，固执地涂抹在东莞的街角与墙头，而我，则执拗地转过脸去。

有时我甚至在想，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平淡的花呢，会不会是造物主上班时走了一会神？总之，那几年在我心里，三角梅就像东莞工厂里千千万万的普通流水线工人一样，毫无辨识度可言。它的存在，就像我存在于东莞——有我没我，都一样。

十年间，我辗转于东莞塘厦、樟木头、凤岗和清溪，几乎每个镇街都能见到三角梅挥之不去的影子。直到某个黄昏，我路过一株探出墙头的三角梅，忽然想起过年返乡时父亲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冬天你怕冷，干脆在东莞安家算了。”

决定留在东莞那天，我给老家母亲打了一通电话，说这儿其实也不错，至少冬天阳光和煦，不会冻手冻脚。我生在寒冬腊月，该蜡梅香的时候，但我偏爱暖和，跟这座城市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命定缘分。我父亲也曾在这座城市奋斗过，目的是赚取孩子们的学费，以及改善家中的经济状况。父母也一致认为南方暖和的城市更适合我。他们生我养我二十几年，从不为我羽翼渐丰时选择远离故土而遗憾、难过。相反，他们为我寻到适合自己的、喜欢的城市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通话时才发现，我靠着银瓶山森林公园的仪花廊柱，手里攥着一把苞片，有玫红的、粉紫的，很是漂亮。“什么声音？”母亲问道。“是花开的声音。”我的声音清脆、响亮。那是我第一次认真聆听苞片摩擦的声音，沙沙的。挂断电话，我蓦然抬头，错落有致的玫红色花墙在我眼前徐徐地铺展开来，如梦似纱。阳光透过花帘，光影斑驳地洒落。

三角梅从巴西远道而来，将东莞当作了第二故乡，扎根开花。一瞬间，它认出了我——它说，我们原是同类。我仿佛看到三角梅的苞片落到了我东莞的新户口本上。它野蛮生长，无需精心伺候，跟咱们新莞人一样好养活。就像野雏菊从不刻意取悦田野，东莞的三角梅也只忠于自己的天性，在墙头、沟渠、桥栏、公园角落自顾自地繁茂，最终却成为了这座城市最生动的注脚。

三角梅是平民之花，带着浓烈的人间烟火气，它本能地、倔强地、以平凡之姿长成了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就像从东莞众多厂墙上倾泻而下的三角梅瀑布，它们从不叙述英雄史诗，却用常年不败的花期，讲述着普通人如何在城市夹缝中活得尊严而热烈。十年，花仍是花。而我，终于把异乡，听成了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