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抗战烽烟图·峥嵘集 | 烽火连心,五邑先辈文化救亡!
江门发布 2025-08-22 16:15:34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江门五邑地方组织高举抗日旗帜,团结带领五邑人民及全世界江门籍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共御外侮、毁家纾难、血战到底,用热血与生命筑起抵御外敌的钢铁长城。为展现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战壮歌,在全市营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浓厚氛围,江门市委宣传部、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统筹江门日报社、江门市广播电视台、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推出“江门抗战烽烟图——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媒体报道”,敬请垂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劫难。大敌当前,众多江门五邑籍人士以满腔爱国之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电影、舞蹈、绘画、摄影等艺术形式记录抗战、宣传救亡,激发全民族抗战士气。

 

 

烽火岁月里,他们奋战大江南北

用行动证明:

文化救亡从来不是纸上谈兵

而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

责任担当

 

在海外,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五邑籍华侨团结一心,与祖国同胞携手并肩,共赴国难,从人力、财力、物力等多方面全力支援祖国抗战,他们有的还毅然回国参军,奔赴炮火纷飞的战场,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为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江门市侨联主席林春晖所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凝聚着侨乡人民和海外侨胞炽热的爱国热情与无私奉献精神。他们的感人事迹,永远值得后人重温、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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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连心 文化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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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号召包括华侨在内的全体爱国人士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全民抗战的汹涌浪潮中,五邑籍文化界人士以艺术为“武器”,让作品化作唤醒民族精神的力量,成为鼓舞军民士气的旗帜,更成为激发国人救亡图存的号角。他们将个人艺术创作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用作品书写了永不褪色的精神史诗。


广东省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黄柏军说:“这些文艺作品不仅丰富了抗战宣传的形式,更以精神力量鼓舞国人精忠报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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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电影:

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心

 

1937年8月13日爆发的淞沪会战,是全面抗战初期的重要战役之一。今天,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当年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真实战斗影像,正源于新会籍“中国纪录片之父”黎民伟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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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民伟。

 

当时,黎民伟带领民新影片公司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手持摄影机,拍摄上海被轰炸后的惨状、市民惊慌逃难的景象、日军的残暴、中国守军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战斗的情形,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里剪辑成26分钟的《淞沪抗战纪实》。

 

黎民伟常对子女讲:“一个人不爱国,就没有灵魂。”黎民伟的儿子黎锡说,日军的侵略,摧毁了父亲的电影事业,他带着全家十多口逃难,在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仍坚持宣传抗日。

 

1935年上映的《风云儿女》是我国著名的抗日救亡题材电影,片头众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片段,悲壮而富有感染力。

 

祖籍开平的共产党员司徒慧敏是该影片的主创人员之一。制作过程中,好友聂耳在为《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时,条件简陋,连一张桌子都没有,司徒慧敏就热情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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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慧敏。

 

据司徒慧敏女儿司徒恩湄回忆,聂耳一边写一边唱,手中拿着筷子打着拍子:“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全心投入,激情澎湃,仿佛忘却了周围的一切。就连她奶奶在旁边听后也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我也不愿做奴隶。”

 

为了真实地记录侨乡人民抵抗日军侵略的历史,1939年3月,司徒慧敏根据党组织指示,带着摄制组专程回到家乡,在赤坎、水口、三埠等地,采访拍摄民众抗日救亡的实况和事迹,制作了新闻纪录片《保卫大四邑》,在港澳地区和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等地放映,产生了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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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慧敏拍摄电影《自由神》时剧组合影。

 

祖籍开平的著名导演关文清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缔造者之一,受到包括好莱坞在内的世界电影界的尊重。

 

1935年,从国外考察电影事业回国后,关文清自兼导演拍摄了爱国题材电影《生命线》,深受观众欢迎。之后,他再接再厉,陆续推出了《抵抗》《边防血泪》《公敌》抗战三部曲,并参与了经典抗日爱国影片《最后关头》的拍摄,成为香港抗战爱国电影的主要创作者。1940年至1941年,台儿庄大捷后,关文清又携纪录片《台儿庄大会战》赴美公演,让美国华侨深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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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演:

现场观众看得热泪盈眶

 

艺术没有国界,但艺术家有祖国。当祖国危难时刻,他们义不容辞,纷纷通过义演宣传抗日,助力募捐。

 

祖籍蓬江的戴爱莲(200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一生用舞蹈艺术为祖国和民族服务。

 

1940年,戴爱莲从英国来到香港。当宋庆龄邀请她参与“保卫中国同盟”组织的抗日义演活动时,她很激动,当即表示:“作为中国人,抗日救亡责无旁贷。”在香港,戴爱莲与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施奚贵同台合演了一台晚会,表演了《进行曲》《警醒》等具有革命精神的中国特色舞蹈作品,在群众中产生极大共鸣。后来,她又创作了《东江》《游击队的故事》等一批反映中国军民抗日题材的舞蹈,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与斗争,并于1941年在香港专场义演。她将不可阻挡的爱国激情融入舞蹈的每一个动作当中,现场观众看得热泪盈眶,纷纷捐款支持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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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

 

1942年,戴爱莲在重庆躲避日军的一轮狂轰滥炸后,创作了小舞剧《空袭》。作品通过一位母亲与三个孩子在日军轰炸下的悲惨遭遇,控诉侵略者的暴行。戴爱莲在剧中扮演女儿,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的心,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祖籍开平的邝健廉(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粤剧艺术大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

 

1942年七八月间,红线女跟随马师曾带领的剧团进入广西演出。为了配合抗日宣传以及为抗战筹款劳军,他们演出马师曾自己编写、痛斥汉奸卖国贼的《洪承畴》等戏剧,借古讽今。其中有一段唱道:“衰汉奸、病汉奸,千刀千刀理该斩……”由独唱到全场合唱,节奏由慢而快,气氛热烈,整个剧场掌声雷动,群众不由得振臂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

 

红线女之子马鼎盛说:“母亲一生的精神内核是热爱祖国、坚定信仰,她的理想信念,时刻影响着我们。”

 

音乐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作用。

 

1937年,台山人李凌(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上海求学,接受了进步思想。淞沪会战爆发后,他返回家乡加入青年救国工作团并担任艺术组组长。1938年,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和几个同乡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39年,他来到重庆,参与主编《新音乐》月刊,刊载抗日救亡的新歌,读者群和发行量日渐扩大。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约见李凌,希望他关心进步的音乐专家,把他们团结起来,发挥他们的才智,为抗战音乐运动而奋斗。周恩来的话语,让李凌倍感温暖,激励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当祖国受难、人民痛苦之际,文艺舞台上江门人的身影,超越艺术本身,已成为民族精神的火炬。他们用热泪与心血编织的救亡之声,至今仍在岁月深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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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及摄影:

抗日救亡的重要“武器”

 

绘画及摄影,形象生动,一目了然,是抗战时期五邑籍画家、摄影家抗日救亡的重要“武器”。

 

祖籍台山的中共党员黄新波是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健将,也是中国现代版画史上杰出的代表性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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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波。

 

1939年5月至1941年2月和1942年2月至1944年4月,黄新波两次在桂林生活,与刘建庵等主持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创作了大批抗日漫画和木刻作品并发表。其中,《沦陷区的故事》揭示了日军的暴行,歌颂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老当益壮》描绘归国老华侨抗战的故事。《爱》描绘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为了民族的胜利而牺牲了爱情与生命,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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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波木刻作品《他并没有死去》。

 

我国著名油画家、美术教育家陈海鹰祖籍江门外海,师承油画巨擘、鹤山人李铁夫。

 

全面抗战爆发,陈海鹰以画笔作投枪,满腔热血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40年,他在香港举办抗日画展,巨幅宣传画《民族生命线》深深感染了香港同胞。“抗战时期,父亲还率领抗战宣传服务团,徒步由香港出发,辗转广西、广东等地,进行战地写生,举办个人画展,主持名家书画展,以自己才艺服务于全国抗战事业。”陈海鹰之子陈为民说。

 

开平人沙飞(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革命摄影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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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

 

抗战爆发后,沙飞加入八路军,在战争洗礼中拍摄了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珍贵画面,后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在聂荣臻的关怀下,参与创建晋察冀画报社并担任主任,以“人在底片在”的精神保护了大量珍贵影像资料。

 

《战斗在古长城》是沙飞于1937年至1938年间在河北涞源浮图峪长城拍摄的系列摄影作品,反映了八路军战士据守长城抗击日军的场景,成为抗战时期重要的宣传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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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摄影作品《战斗在古长城》。

 

1943年9月,日军开始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12月9日,沙飞和指导员赵烈带领的一个小分队,在柏崖村遭受日军的合击。在突围中,赵烈等9位同志英勇牺牲,2位同志受重伤。沙飞背着装有底片的两个牛皮箱,冲出重围,从雪坡跌下悬崖,丢了鞋子,冻伤双腿,几乎致残。

 

沙飞的战友、中国著名摄影艺术家石少华在回忆沙飞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真正的艺术家首先是一名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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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热血青年积极参与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是粤港澳地区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中央及南方局、周恩来关于紧急开展营救工作的指示和部署下,香港党组织、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团结粤港澳地区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的眼皮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及时、稳妥、周密地帮助滞留香港的大批文化名人及民主人士撤返内地。而在营救行动中,就有来自台山的陈秋帆、黄日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筱峰、黄高阳等热血青年。


为更好地进行营救工作,当时的大营救临时指挥部和秘密汇聚点设在了中共地下工作者、台山人陈秋帆担任总管的大中华酒店。陈秋帆曾与林基路、黄新波等一同从台山出发,前往日本留学。留日期间,他曾负责《杂文》《新诗歌》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组织安排,陈秋帆在其兄长陈孔图开设的大中华酒店担任总管,以隐蔽身份。正是有了这一重关系,加上当时珠海、新会、江门、中山等地区已经沦陷,就有了“澳门坐小艇走水路,到台山都斛”的西线营救线路。大营救期间,陈秋帆利用其大中华酒店及斗山陈氏的社会关系,帮助大量文化名人成功撤离。


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中,台山人黄高阳功不可没。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政训室主任的他,在港九新界地区积极开辟抗日战场时,与曾鸿文共同开辟出一条至关重要的陆上撤离通道:从九龙经青山道、荃湾,越过大帽山抵达元朗,最终进入宝安白石龙根据地。这条在敌伪夹缝中开辟的崎岖山路,成为营救的另一条生命动脉。黄高阳更亲率精干的武工队,在危机四伏的沿途执行武装护送,确保转移队伍安然穿越封锁线。


在撤离队伍中,与茅盾、邹韬奋、张铁生等人一路同行的“文化人”李筱峰,其真实身份是党组织安插的“隐形守护者”。1934年,台山青年李筱峰在上海参加共产党的保卫部门工作。他凭借其“文化人”身份的掩护,秘密执行着至关重要的贴身保卫任务。李筱峰安全护送他们到达白石龙。此后,在游击区受到国民党反动武装威胁时,李筱峰再次执行护卫和照顾茅盾、邹韬奋等30名著名文化人转移到后方的任务。


当文化名人历经艰险抵达宝安白石龙游击区,迎接他们的是一张年轻而坚毅的台山面孔——黄日东。这是一位曾与林基路一同留学,并在延安淬炼过的台山青年。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期间,其为白石龙文化人招待所所长,负责接待脱险的文化名人。他热忱地负责接待、安置这些脱险的文化精英,成为他们进入安全地带后的温暖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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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出品:中共江门市委宣传部

总策划:陈  冀

总编辑:高钢华 张荣池 陈新明 张永源 刘运华

本期出品:江门日报社 江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本期策划:谷江民 谢敏 统筹:傅健 王鼎强 王平强 撰文:吕胜根 陈素敏 符睿欣(实习生) 图源:《万里赴戎机:五邑华侨抗战实录》《五邑华侨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