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家子那时有四口人：父母、我和妹妹，家里却有两个“懒汉”——我和父亲。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啊，这是母亲给我们父子俩的定义。当然，也是母亲以她自己的勤劳标准来衡量的。

在农村，凡是和体力劳动沾边的活儿，大的如上山下地劳作，小的像下厨房做饭、收拾屋子等等，只要表现不积极、不勤快，就是“懒”的表现。而我们父子俩当年在村子里的作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母亲认定的“勤快”标准，自然就被她打上了“懒汉”的标签。

在我看来，我们父子俩的“懒”，主观上是对那些体力劳动缺乏积极主动；客观上，则是因为我们理解的“劳动”和母亲认定的“劳动”不在一个层面上，所以对这顶“懒汉”帽子，我们也就不加反驳了。

其实父亲对日常劳作的不主动，是情有可原的。他是当年村里少数几个有文化的人，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干部。他肩负的，是带领村民们摘掉那顶沉重的“贫困村”帽子，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担子。

从我1986年升读初中那年开始，父亲出任村干部。他面对的，是一个距离县城近40公里、极度贫困的石漠化小山村。不通公路、不通电、严重缺水，九分石头一分土，完全靠天吃饭的村民们，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却也常常青黄不接，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部分村民思想觉悟低。

让父亲在这样艰难的主客观条件下，依然义无反顾挺直脊梁，咬牙挑起“拔穷根”重担，是不愿辜负上级组织的重托和村民们期盼改变的信任。“担子就算有千斤重，我也要挑起来，走下去。”

一心为改变“穷样”而不停奔波的父亲，全身心扑在村里的工作上，自然无暇顾及家里的活计。母亲的怨言和给父亲扣上“懒汉”的帽子，便由此而来。此后的二十年，村子在以父亲为首的村委班子带领下，靠着这份“懒得顾家”的全身心投入，一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十年换新颜：从乡政府到村里那12公里的羊肠小道变成了水泥路，紧跟着通了电，家家户户接上了自来水。基础的“三通”，宣告村子从此告别了“走三小时山路、买四斤煤油点灯、挑五十斤水过活”的苦日子。

2005年，父亲在干了整整二十年村干部后，因身体原因提出卸任。那时的村子已翻天覆地：笔直宽敞的水泥大道贯穿全村，道路两旁不仅有排水沟，还栽种了花草树木，立起了一排排太阳能路灯；家家户户白墙黛瓦，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整洁干净……

我则是2002年离开村子的。母亲对我的“懒”的评价，大约是对我当年那种“义无反顾”逃离山村的态度的回应。她说我对土地“没有感情”，对干农活“没有兴趣”，不想劳动，就是“懒汉”。我也承认，我不甘心被土地束缚，但更重要的是，我对“劳动”的理解与母亲不一样。我想用另一种“劳动方式”改变自己、改变家庭，在让生活变好的同时，也让人生价值得到最大的体现。

记得，2001年底，我从部队退役回到村子，父亲与我一番长谈后了解了我对未来的想法，便支持并鼓励我走出大山，干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就这样，短暂休整几个月后，2002年4月底，我来到东莞，开始了我的追梦之旅。

2013年，我首次获得市级重大表彰，获颁第八届“东莞市劳动模范”。我兴冲冲地打电话把喜讯告诉千里之外的父亲，电话那头的语气却似乎没有一丝兴奋，只是淡淡地说：“获奖当然可喜，但重要的不是曾经得到什么，而是还有梦想去追求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在东莞给我带娃的母亲早已告诉了父亲我获奖的事情。

2014年，我又荣获“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这次我吸取教训，不让母亲提前透露消息，自己也没主动告诉父亲，而是给妹妹发了一张我领奖的照片，让她有机会跟父亲“汇报”。我以为父亲会主动打电话祝贺，但一直没有。后来春节回家，在他面前提起这事，父亲依旧显得平静——算得上对我所获荣誉的肯定评价，只有一句“不要骄傲”。

到了2018年，我获得更高荣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一次，父亲终于稍稍喜形于色，在电话里说出了“可喜可贺、再接再厉”这八个字。

直到2021年我参加由东莞市妇联组织的传承红色家风主题演讲，在组织演讲稿内容时，想到父亲二十年为改变村子落后面貌所做的努力付出，就打电话问父亲是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他，是否得到过政府的高度评价等等，父亲才跟我说，其实他自己也是个“劳动模范”，还让小堂叔把奖状拍照发给了我。

这确实让我吃惊不小——我竟一直不知道父亲也是“劳模”。我问他为什么从不提起，父亲在那头依旧淡淡地说：“个人的一点小荣誉没什么可张扬的，能带领大家致富才是最大的荣耀。”这是父亲作为一名党员朴实的觉悟，更是他当年作为一名村干部的使命与担当！

我很庆幸自己多年来，无形中传承了父亲身上的“劳模精神”，在工作上做了不少实事，也力所能及地用奉献去温暖他人。这让父亲倍感欣慰，也让我的生活更加充实，人生更有意义。

这就是我们家两个“懒汉”劳模的故事！

（作者系东莞市益起来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