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坪石先生》的全国上映，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去回望八十多年前那段烽火弦歌，去感受那些在炮火中的教育坚守，以及至今依然闪烁着令人动容的人文光辉。

1938年广州沦陷后，华南地区近二十所中高等院校被迫迁徙到坪石一带。其中，中山大学更是开始了长达七年的迁徙办学之路，从云南澄江到粤北坪石，再到粤东梅县，三易校址的艰辛历程中，一个特殊的群体——莞籍“坪石先生”，用他们的坚守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动人的篇章。在邓植仪、陈安仁、容肇祖、郑师许等学者的带领下，这些东莞籍教授们不仅保存了学术火种，更创造了“山野村舍书声回荡”的教育奇迹，其精神遗产对当代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坪石办学时期，首先震撼于这群学者在极端环境下的学术坚守。当时，各学院分散在坪石方圆百里范围内，教授们需要跋山涉水进行教学，但学术交流却异常活跃。陈安仁在文学院讲授《希腊文化盛时与中国同期文化之比较》，郑师许解读《玄奘三藏之行脚与取经》，容肇祖在法学院分析《管子书中的经济思想》，这些跨学科的学术活动，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时的文化自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安仁提出的教育理念：“为人师真不容易，要有研精慎独之精神修养，要有垂世范俗之工作效能。”这句话不仅道出了教育的本质，更成为“坪石精神”的核心内涵。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战时环境中，这些学者仍坚持学术创作，陈安仁完成《中国农业史》《中日战时经济之比较》，郑师许发表系列论文，邓植仪应邀赴长沙作《关于湖南农业问题》的学术报告，这种对学术的执着追求，与当下某些浮躁的学术风气形成鲜明对比。

从世界教育史视角审视，中国高校的抗战内迁堪称独一无二。相较于欧洲大学在二战期间的相对稳定，苏联莫斯科大学的短暂迁徙，中山大学等中国高校长达七年的流亡办学，创造了人类教育史上的奇迹。这段历史中，莞籍“坪石先生”群体的贡献尤为特殊。他们不仅包括众所周知的几位代表人物，还有袁镇岳、刘伟民、吴壮达、何作霖、邓盛仪、毛鸿甫等各领域学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谱系。

因此从《东莞日报》“您好！‘莞籍坪石先生’”系列报道，到东莞展览馆等单位举办的“坪石先生”专题展，甚至到电影《坪石先生》的上映，这其中的价值，正在于通过地域学者的个案，展现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烽火中守护文明薪火的精神图景。这种精神在东莞建设文化强市、湾区城市的今天，具有特殊的传承价值——它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不在于硬件设施，而在于精神传承；学术的价值不在于论文数量，而在于文化担当。

对莞籍“坪石先生”精神的当代传承，需要建立系统化的保护机制。首要任务是深化历史研究，通过走访学者后人、学生等途径，完善人物谱系和事迹考证。其次在展示方式上，应当突破传统档案陈列模式，运用场景还原技术重现战时教室、学者居所等历史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当年的教育环境。如在东莞城市规划中设立“坪石先生”文化长廊，将其精神融入城市文化肌理。再次，如在教育领域开发相关校本课程，使青年学子理解：真正的教育不在于舒适的环境，而在于精神的传承；学术的价值不在于功利的目的，而在于文化的延续。

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莞籍“坪石先生”的精神启示愈发清晰：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灵魂。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今天，回望那些在煤油灯下备课、在防空洞中授课的身影，我们更应思考如何守护教育的初心。这些学者用生命诠释的“弦歌不辍”精神，不仅是东莞的文化财富，更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遗产。

这正如东莞文史学者、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炳球所言，对这段历史的挖掘“需要全方位、立体式的高水平展示”，因为只有真正理解过去的坚守，才能更好把握未来的方向。在知识更新加速的今天，“坪石先生”们展现的文化定力和教育情怀，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传承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