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郑小琼、柳冬妩、穆肃、周齐林、许强、刘大程、阎永群、马昌华、汪雪英等数以百计的“打工作家”，在莞樟路旁边的几个城镇上，留下了各自的“打工经历”“市井人生”，见证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莞樟路与郑小琼的打工第一站联结在一起，她在《从黄麻岭到桥沥》中写道：
大朗高英的铁皮房是我在东莞的第一站，同村好友，在不远处的五金厂打工，她帮我租好了房子。每次找工作回来，我会在莞樟路下车，穿过高英市场，去旧书摊买上几本杂志，一块钱或者两块钱一本，《嘉应文学》《侨乡文艺》《江门文艺》等。我与文中的故事有着太多相同的境遇，那些文字引起了我的共鸣。
1993年，五个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东莞打拼的年轻人（左起：汪雪英、张娅、孙秀芳、柳冬妩、马昌华），因为喜欢写诗而走到了一起 受访者供图
打工杂志上的诗歌给郑小琼打开了一扇窗口，她觉得自己也能写诗，写表达自己生活的句子。社会是个错综复杂的情感共同体，郑小琼最初的阅读体验，共鸣于她对打工生活的共有情感结构，她以此来描述特定时代人们对生活的普遍感受。透过郑小琼作品的情感结构，我们得以讨论“新大众写作”所折射的“新大众”的体验与感受，探查社会环境与人们内心体验之间的细微关系。
郑小琼真正以情感皈依的立场来书写莞樟路沿线的区域，那个区域的一切在她的文字中慢慢地呈现、复活，那个区域不但成为她肉体的一部分，也渐渐成为她内心的一部分。“打工诗人”的工作与生活、欢乐与痛苦、梦想与记忆都与莞樟路区域紧紧相连。那里的街道、村落、山岭、工业区、五金厂，任何一个地方都深深地烙在她的心里。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莞樟路沿线几乎都看不出乡村的影子，已变成“速成”性质的现代都市的一部分，黄麻岭村便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城中村。在郑小琼出版的诗集《黄麻岭》中，收入了她关于“黄麻岭”的上百首诗歌，她对东莞小镇场景和特定风貌的诗意描绘，让人心领神会：
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头，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诗歌是对郑小琼自己的说服和安慰，作为打工妹的她，用她的诗歌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和“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黄麻岭成为“打工诗人”最重要的抒情语汇：“须臾之间，心中块垒得以纾解，脑中所想得以倾吐”。这是“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这样的诗歌“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在郑小琼的散文《从中兴路到邮局》里，出现了街道、小巷、邮局、银行、五金店、百货店、纯净水店、理发店、鞋店、化州快餐店、品评川菜馆、湘菜馆，卖甘蔗的，卖水果的，烤红薯的……郑小琼以一种日趋向下的视角，切入了她曾经陌生现在熟悉的工业小镇的内部，我从她的作品中看到的是一种真实而芜杂的城镇生活镜像，甚至有新闻摄影作品画面冲击般的震撼，“接地气，有烟火气”。
郑小琼在《大朗（2001年至2005年）》中这样描述道：
78路车去东莞，202路车去虎门，212路车去樟木头停下来，我挤了上去，在大朗天桥下车。经过星光酒店，中国银行，到博库书店。进去，找书。
出门经过珠宝店、银行、红荔商场、大朗天桥。这一年我开始写下《人行天桥》。我到附近的一家米粉店吃桂林米粉。
然后从天桥下来穿过一排排长长的手机店。到大朗公园。拐进书院路。沿着石台阶，一级，一级，一层，一层，然后去了电影院，看海报。
拐进大朗图书馆。二楼是阅览室。我在那里读《南风窗》《花城》《中国青年》《中国书法报》《美术报》《书画报》《中国书法》。然后随便在纸上写了几句感受。我用别人的借书证借书。我从那个图书馆借到了不少好书。
这就是“新大众写作”的萌发地，郑小琼为我们再现了蒙太奇式的片段和场景。2003年，郑小琼在工厂的机台上，以横跨莞樟路的大朗天桥为原型，创作了长诗《人行天桥》。郑小琼所提及的大朗图书馆，给予了她成长的滋养。那个地方，也是打工妹诗人汪雪英成长的地方，她在去年成了音乐剧《东莞东》主角王雪英的原型。那个地方，也是改变我命运的地方。1993年底，在大朗高英一家绣花厂打工的我，被大朗文化站站长孙仲林先生聘为镇报编辑，我1995年前后在《诗刊》《绿风》《散文诗》等刊物发表的系列组诗《我在广东打工》便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前不久，“我在！一座城与两亿人的在场证明”当代艺术展在北京举行，我有幸在现场看到我与汪雪英等“打工作家”的合影，那张照片拍摄于1993年的大朗公园。我们也许是30年前的“素人写作者”，那个时代也许就是东莞“新大众文艺”的萌芽时期。
（本文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