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是我一直关注的作家之一。这不仅因为我们都是从红丘陵里走出，一同在东莞这个城市里打拼；更因为我们都有着相同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生产车间的喧嚣，人情世故的冷暖，这些经历无时无刻不在为我们的沟通架起桥梁。

近来，他的创作热情高涨，成果呈井喷状，凭借着充满烟火气的文字，频频亮相于《人民日报》《中国作家》等刊物，展现出素人写作的独特魅力。《花开正逢时》（《中国作家》纪实版，2025年第九期) 以他在东莞奋斗25年为核心线索，用汗味、机油味、烟火味交织的细节，还原岁月的真实肌理，让人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非虚构文学，其核心在于以事实为基础，通过文学化表达呈现真实事件，强调的是亲历体验。《花开正逢时》最珍贵的，就是真诚笔触捕捉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还原岁月本真肌理。

务工生活，是充满艰辛、挣扎、迷茫，更充满温暖、坚守、希望的生活，是人生难能可贵的留痕。毋庸置疑，周其将初到东莞那段岁月，作为生命肌理最鲜活的一笔。“妻子将帮晚叔打土坯换来的三百元叠得方正，缝进我内袋，针脚在晨光里细密如隐痛”。这是1999年盛夏，那个即将行走他乡的挥别，作家没有写与妻子紧紧拥抱，没有写父母千万叮咛，没有写儿女别情，他以“妻子的根根针脚”作为鲜明的介入点，来直面现实，还原当年南下的艰辛。当K6541次绿皮火车向南驶去，邻座打工妹飘出车窗的红丝巾“在湘粤交界处悬成模糊的经幡”，这抹流动的红，是一个初入广东的兆头，也是他对广东的最初印象。可是，抵达东莞塘厦，“一排排低矮的石棉瓦棚房，隔十米一排”的景象，与“扶摇直上的高楼大厦”的憧憬相去甚远。这份落差未被写成激烈控诉，只用“傻了眼”“十分地失望”的朴素表述，将异乡人初入陌生地的错愕与茫然，真实铺展在纸上。

华兴菜场挖水沟的经历，把底层生存的肌理刻画得入木三分。原以为“挖水沟较易，家里常干”，可拿起铲子才知道，菜场水沟都是“有标准的宽度和深度”的，握惯了锄头的他，却对着与老家锄头截然不同的铲子，有点惊慌失措，“用力不当，突然铲子柄脱了，落在地上”。作为一个代课老师出身的农家人，挖土开沟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事，落得如此狼狈的样子，他直急得“一身大汗”，想重新固定，却“不但没弄好，还越来越糟糕”。在以往的打工文学中，“阶层矛盾”突出，上下级之间的矛盾，打工仔与老板的矛盾，本土与外来者的矛盾，无时不显现着被压榨的现象。可是在周其的笔下，这些细节反映出来的是真实生活。面对新入职员工挖水沟的无奈，上司见此，不但没有大声呵斥，反而轻声安慰：“年轻人，慢慢来，不着急”，并以身示范。“组长蹲下身，从工具包掏出小锤子，用熟练的动作将木柄重新固定好”，那锤子敲击声、温和的叮嘱，像一束光，照亮了底层生活的灰暗，也让周其的“异乡生活”有了第一缕人情暖意。以至于到了后来，在万兴针织厂担任管理员后，他发现女工宿舍出现“红背心男子”事件时，并没有武断处理事件，而是在处理过程中深挖根源，提出“多参加集体活动、交朋友，或趁空闲学新技能”的建议。由此，让读者看到，管理者面孔不再是冰冷的，工厂不再是死气沉沉的，工厂岁月是人情温度的。

抓住细节，并非记流水账，而是将着力点放在场景描写之中。周其善于用只有身临其境的劳动者才可以体验到的那份印记，还原场景。在打磨车间，“八小时，四百八十分钟，耳膜在声波冲击下渐渐麻木，唯有嗡嗡余响在颅内回荡”“火花在磨机与铁线亲吻的瞬间迸溅，像极了乡下过年劣质的烟花表演”。这些带着疼痛的细节，或许是苦难的控诉，但它真实地反映劳动的本真。在捏铁线过程中，“拇指和食指因反复用力留下深深痕迹”；比如在车间戴口罩“下班后摘下口罩擦鼻孔，竟是一片漆黑；手指沾了铁线颜色，怎么搓洗都要许久才恢复。”这些场景看似细碎，却为这块肌理注入鲜活的生命因子。

在《花开正逢时》中，我们看到了一代人执着追求精神，看到执着里所跃动的光。作为一个有志青年，通过书本里的知识，变成改善冲压车间效率的具体提案，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伯乐识马，香港老板简先生为他送去培训机会，看到外来建设者在岁月里默默蓄力，终让命运绽出的微光。“悄悄拿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书”“抱着书跑到走廊路灯下继续研读”的求知状态，在昏黄灯光下“用铅笔在书页空白处做笔记，把复杂理论拆成自己的话”的认真姿态，这种“可触摸的细节” 搭建了代入桥梁。

作为一个素人写作者，周其以个人史映照时代史的叙事，将个人成长与珠三角制造业崛起等时代议题交织，以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活经验来解构自我，写就千万异乡人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