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取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改革共识的有效状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广泛共识，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改革共识是社会多元主体在改革目标、路径和价值评判上形成的集体认同，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合力。

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凝聚改革共识

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凝聚改革共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困难。

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改革共识提出了新的挑战。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打压遏制导致一些人可能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产生怀疑，认为改革可能加剧外部压力，主张采取更加保守的策略。这种心态可能会削弱改革共识的基础。西方通过构建排他性科技联盟和标准体系，可能导致某些行业和地区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加剧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如何在应对外部经济压力的同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如何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可控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凝聚改革共识的难点。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改革共识提出了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列举问题之后强调，这些问题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中国发展作为一个历史整体，都是以满足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直接回应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人的需要内容和层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对改革共识的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

科技革命对改革共识提出了新的挑战。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经济社会结构，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科技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快速变革，这种变革，要求改革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产业格局，平衡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利益关系。科技革命改变了就业市场的结构，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往往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就业结构的转变，要求改革能够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科技革命形成的深刻变革不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通过改变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模式、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等方式，深刻影响着改革共识的形成。

二、如何凝聚新时代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和保障，如何更好地凝聚改革共识，需要从共识的整体构成来看，改革共识既是国家发展的共识，要明确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共识，要让社会民众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一是从国家层面看，改革共识构建的是改革的长期愿景，是改革的价值追求，为改革提供方向和动力。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对改革的方向做了清晰的定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保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改革目标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解决贫困问题，赶上时代发展的关键。这一目标对中国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进入新时代，改革的长期目标是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这一目标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改革目标不断细化和具体化。例如，在经济领域，从强调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政治领域，从注重制度建设到强调治理效能；在文化领域，从重视文化事业发展到推动文化自信自强；在社会领域，从关注民生保障到推进共同富裕；在生态领域，从环境污染治理到建设美丽中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七个聚集”，注重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上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改革目标涉及的重大关系。改革目标的阶段性调整与优化，体现了党中央对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现实需求的及时回应，既保持了改革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体现了时代性和创新性，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是从社会发展层面看，改革共识解决的是改革价值追求问题。改革是个体参与和社会整体效益改善的综合作用结果，要充分认识群众利益满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决定了改革共识面向的不只是强调局部的利益满足，而是中国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党矢志不渝追求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进入新时代，共同富裕要通过明确具体任务和指标，为社会民众提供实质性的改革成果，通过阶段性成果达成增强社会民众对改革的信心。改革首先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分配改革要体现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度，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强劳动者按生产要素获取收入分配的能力。就企业职工收入增长看，要提高劳动力资本化程度，通过技能人才提升等相关措施，增强劳动力的稀缺要素分配能力。就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来看，通过对土地的权属和利益配置进行改革，在完善“三权分置”改革的基础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经营权人对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流转和处分的权能改革，增强其投资预期，提升带动农户获取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能力。通过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以“确地确权确股”的方式创新家庭经营产业项目，提升宅基地财产性收入。改革还要通过社会政策解决好民生等问题。这些改革政策包括推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保障公民平等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旨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可及化就如同对社会民众进行了收入的配平，解决好相对收入差距问题。

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改革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国家层面改革目标为社会层面改革提供了方向和指引，需要解决好目标实施成本与现有治理能力的匹配度问题，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而社会层面改革的实现则为国家层面目标愿景的达成奠定基础，需要解决好共同富裕的多维实践与利益格局调整的关系，合理引导改革预期。在实际改革过程中，需要将两个层面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既保持改革的战略稳定性，又增强改革的现实针对性。

（作者系中共东莞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