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世那年，我十三岁，魂魄却固执地拒绝相信那具墨汁涂就的薄棺里躺着她。哀哭如潮水般淹没灵堂，我立在漩涡中心，木头似的。棺木是东拼西凑的，邻人一根梁，西舍一块板，穷得连铁钉也买不起，只用削尖的虫蛀竹签穿透咬合。无钱买黑漆，父亲翻出半瓶陈墨，刷上去的墨色深深浅浅，像一块块无法弥合的伤疤。母亲，这位旧日名门的闺秀，竟是以如此窘迫又郑重的乡村最高礼遇，告别了尘世的风霜。
她的美，是外婆絮叨旧事时，从时光深处透出的一缕微光。外公本是极力反对这婚事的，可父亲身上那股介乎军人的硬朗与文人的清逸，像磁石吸住了母亲的心。解放后做了妇联主任的母亲，一次偶然重逢，终究嫁给了这个固执得如同磐石的男人。父亲一生挺直脊梁，像一杆永不弯曲的标枪，无论是身着军装的岁月，还是后来文人的清癯模样。这份坚毅，却在家中化作冰冷的铁律。
我的降生，裹挟着滔天洪水。村庄沦为泽国，母亲尚在月子里，便不得不趟进冰冷的泥水，为襁褓中的我搏命。从此，她的身体便成了被风雨蛀空的堤坝——手臂钻心地痛，下肢麻木如木石，病根深种，沉疴难起。三岁起，父亲便用算盘珠子的脆响和《百家姓》、《千字文》的吟哦，为我砌起一道无形的墙。“二一添作五”的珠算口诀，背错一个音节，他的手指便如冰雹般砸落我的头顶。痛楚憋在喉咙里，化作不敢溢出的呜咽。只有母亲，在帘幕的阴影里，偷偷用衣角擦拭眼角。那无声的泪，比头上的包更灼烫。
长夜最难熬。唯有母亲房内那架老纺车的“吱呀——嗡——”，才是我安眠的咒语。她低低哼着古老的童谣，声音像温热的棉线，一圈圈缠绕住我惊悸的梦。纺车的木轮旋转，摇碎了窗棂透进的清冷月光，也暂时摇散了父亲笼罩在屋内的森严寒气。我们兄弟姐妹，对父亲是刻骨的敬畏。归家时，无人敢走正门，只从偏门像影子般溜入。若母亲不在，便像失了巢的雏鸟，惶惶然在屋外游荡，直到望见母亲挎着菜篮或提着水桶、那略显疲惫却无比安心的背影出现在小径尽头，才敢悄悄尾随其后。
父亲那套严苛的规矩，在风雨飘摇的年月里，成了压垮母亲的巨石。即使是文革动荡、家徒四壁的日子，他仍固执地要求饭桌摆上“四菜一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愁眉深锁。一旦饭菜不合心意，父亲掀桌摔凳的怒喝，便让家成了瓦砾场。若有木匠、裁缝或亲戚上门，母亲的眉头更是拧成了解不开的结。我虽只五六岁，却已懂得潜入冰冷的河里摸鱼，或翻过人家的篱笆偷几把青菜，只为帮母亲渡过那顿责骂的难关。然而，父亲每日布置的功课，背诵《三国》、《封神》、《水浒》里那些陌生艰涩的词句，却如同另一座大山，压在放牛打猪草之后疲惫不堪的瘦小身躯上。夏天，毒日头剥去一层层皮；冬天，冻疮在手脚上开出紫红的花。母亲心疼的目光抚过我的伤痕，却只能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
七岁那年，父亲被揪出，扣上“反革命右派”的帽子。家，彻底坠入深渊。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如同风中残烛。纺车的“吱呀”声和织机的“哐当”声，成了黑夜的主旋律。她拼命摇着，纺着，常常通宵达旦。母亲的咳嗽越来越密，越来越深，起初是压抑的闷响，后来竟带上了惊心动魄的腥气——她开始咳血了。肺结核的阴影，像冰冷的蛇，缠住了这个早已透支的女人。我们兄妹的天塌了。田里的活计、母亲的药钱，成了悬在头顶的利剑。父亲被频繁带走，杳无音讯。灶台太高，我垫着凳子，在烟熏火燎中笨拙地翻炒，生活的苦辣辛酸，过早地呛入一个孩子的肺腑。
母亲再也无力摇动纺车了。那曾彻夜歌唱的木轮，与蒙尘的织机一同沉默在角落，落满时光的灰。她蜷缩在四处漏风的土屋里，靠着不知名的乡野土方苟延残喘。没有营养，只有日益加深的绝望，将她丰润的面庞蚀刻成一张枯槁的纸。十二岁那年，我被推进“扫盲班”。可母亲病入膏肓的消息，像鞭子抽打着我。书本成了无字天书，心悬在医院与破屋之间。家徒四壁，告贷无门。父亲依旧杳然。那架纺车，成了屋中最触目惊心的遗迹，一个关于温暖与生机的、业已死去的象征。
一九七五年的寒冬，母亲耗尽了最后一滴血泪，溘然长逝，年仅四十三岁。从此，我生命的底色只剩下灰暗的煎熬。时间在无母的荒原上爬行，每一日都长得令人窒息。
一九七六年春节，冰雪初融，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了。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破门，目光扫过我们褴褛的衣衫、冻得发紫的脸颊。他坚硬了一辈子的面具，在那一刻猝然崩裂。一滴浑浊的泪，从他深陷的眼窝里滚落，砸在冰冷的地面上，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父亲的泪水。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蹒跚地，一步步挪到墙角。那里，静默着母亲的老纺车和蒙尘的织机。他伸出枯瘦颤抖的手，一遍遍抚过纺车轮上厚厚的积灰，摩挲着织机冰凉的木架。嘴唇无声地翕动，喃喃着只有他和母亲才懂的低语。那架沉默的纺车，仿佛在那一刻，又隐隐地“嗡——”了一声，如同母亲一声悠长的、穿越了生死界限的叹息。
纺车摇碎的何止是月光。它摇碎了母亲名门闺秀的锦绣年华，摇碎了贫病交加的漫漫长夜，摇碎了一个女人在丈夫的固执与时代的狂澜间苦苦支撑的全部尊严与气力。最终，它摇出了一条通往幽冥的、墨汁淋漓的窄路。
母亲走后，那纺车便彻底哑了。可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那熟悉的“吱呀——嗡——”总会在记忆的深处固执地响起，穿透岁月的尘埃，摇落我心头永不干涸的寒露。它纺出的不是纱线，是母亲被苦难一寸寸抽尽的生命丝缕，缠绕在我余生的骨骼上，成为一道无法剥离的、带着血丝的印记。（文/郑文乔，著名书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