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广东文学馆见证了《“制造”新东莞》的首发仪式。这部由吴诗娴与王千马合作完成的非虚构作品，通过独特的叙事策略重构了城市发展叙事的传统范式，在宏观政策话语与微观生命经验之间建立起富有张力的对话空间。

作为一部兼具田野调查深度与文学书写温度的作品，它超越了传统财经写作的既定框架，为城市转型研究提供了创新的文本视角。

微观叙事的解构力量  

文本的创作过程展现了非虚构写作的叙事革新。《“制造”新东莞》摒弃了传统报告文学写作惯用的宏大叙事框架，转而聚焦普通个体的生活细节，通过细腻入微的日常观察体悟东莞制造。如，讲述鞋厂打工者向莉的职业轨迹，记录了她从流水线操作员到企业家的蜕变，其间穿插其多次转厂经历与再就业困境；又以曹明莲的创业故事为线索，展现其从家族代工小企业到创建自主品牌“芬璐家居”的曲折历程。还有当地劳动局组织了第一批劳务输出到广东的王馨、从保安起步创办了盟大集团和都市丽人的李实和郑耀南。

通过对这些打工者职业生涯的历时性记录，将产业升级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可感的生命历程。像向莉、王馨能从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前者在2022年高票当选为广东省陕西安康商会第二届监事长，后者则成为生产工业用微型刀具“隐形冠军”的鼎泰高科的董事长，在2024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文本中每个个体的职业轨迹都成为解码城市转型的语义单元。正如作者之一的王千马所说的：“《‘制造’新东莞》试图传递的核心是，东莞的制造业奇迹，从来不只是GDP数字的跃升或生产线上的效率革命。它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迁与文化重构，是千万劳动者用汗水、智慧甚至乡愁共同书写的‘人城共生’史诗。”这种叙事策略不仅实现了经济学概念的祛魅过程，更在认识论层面重塑了作者对城市发展的理解维度。在集体记忆的维度上，这种写作方法既保持了民族志书写的厚度，又避免了传统报告文学常见的类型化倾向。

空间叙事的文本实践  

作品对东莞“镇域经济”的呈现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空间叙事实验。作者通过地理符号的系统编码——长安的电子、厚街的家具、大朗的毛织——构建了物质生产、文化认同与社会关系的多维交织。书中写了一张暂住证引发多维度的人物故事；工人们在狭窄的居住空间里形成微型的乡土帮派，既维系着地域身份认同，又受制于工厂管理的规训；本地房东、台商、港商与外来务工者在此形成的独特共生关系，既推动产业集聚，又固化阶层差异。每个镇街既是物理意义上的生产单元，又作为文化认同的载体和权力关系的场域而存在。  

这种空间叙事有效解构了传统区域经济学中的中心-边缘模型。文本揭示出东莞的经济活力本质上源于其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各镇街在保持专业分工的同时，通过要素流动形成动态平衡系统。作者对虎门服装产业转型的追踪特别凸显了地方经济在全球价值链重组过程中的调适能力，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例。

跨文体写作的范式创新  

吴诗娴的文学介入赋予了作品显著的跨文体特征。她将小说创作的场景调度技巧和人物刻画有机融入非虚构写作，如对流水线工作场景的呈现，以及类似向莉填饱肚子、曾荣“打黄页”、被针机上的巨大针头硬生生插进指头的柳冬妩等故事，通过精准的细节描写实现了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直观”，使经济行为重新植根于具体的社会语境。

与此同时，王千马的财经专业素养确保了文本的分析深度。作品对产业链的解剖并未停留于表面的数据罗列，而是深入考察企业行为背后的社会关系与制度环境。如，书中生动刻画了知名鞋厂的兴衰历程：华坚集团前期把握关税持续下调，中国女性消费开始勃发的趋势一度走向鞋业鼎盛，又因外贸政策变动陷入危机，面临迁厂和产业重心转移；“江湖”商会与商会之间存在的竞争合作；在政策允许之下，企业家与台商、港商之间的信任博弈。这种将经济现象放回具体社会土壤的写作方式，使文学书写既保持鲜活的故事性，又呈现出社会学调查般的细致观察，最终形成兼具宏观视野与微观肌理的文本效果。

城市叙事的认知重构  

《“制造”新东莞》的文本价值在于其开创的城市书写新范式。作品通过建立个体生命史与宏观经济社会变迁的互文关系，成功实现了“叙事认同”建构过程。这种写作策略既跳出了官方话语的抽象性窠臼，又克服了私人写作的碎片化局限，在公共领域开辟了有效的对话空间。

文本对转型阵痛的客观记录尤其值得重视。像何思模的痛苦思考、尹积琪的变法、多年之后重归松山湖的“宁德时代”等等，作者没有陷入城市宣传的赞美诗模式，而是秉持走进企业、走近打工者进行“田野调查”的中立态度，既呈现产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如实记录转型失败的教训。这种辩证的叙事立场，使作品获得了超越地域限制的普遍意义，成为观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文本参照系。

《“制造”新东莞》的出版标志着非虚构写作在主题开拓和形式创新上的重要突破。作品通过叙事层面的多重实验，成功地将经济转型这一专业议题转化为具有文学感染力的大众读本。其创新价值不仅体现在内容的新颖性上，更在于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写作方法——如何通过文本的精心建构，实现专业话语与大众阅读的有机统一。

在城市化研究日益强调跨学科对话的当下，这种融合文学想象力与社会分析深度的写作实践，可为学术研究的大众传播开辟新的路径。而东莞这座城市的特殊发展经验，也因这种创造性的文本再现，获得了超越地域局限的文化价值。  

正如书中所述“总而言之，东莞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中国制造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关注东莞，就是关注中国制造的命运”。这也正如《“制造”新东莞》在腰封上所印的那句话：浓缩中国制造的跌宕风云，同证中华复兴的实业路径。

此外，它还为中国城市未来发展提供东莞经验：提智增效、向新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