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东坡贬惠之时与东莞之间的故事，世人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迄今未见全面查考之文，本人不揣浅陋，试从三方面展开考证。
一、东坡是否经过、到过东莞？
清嘉庆年间彭英堂主修《东莞县志》（以下简称彭志）认为：“东坡未尝至莞。”
民国《东莞县志》（陈伯陶等纂修，以下简称陈志）直言：“此误也。”主张东坡经过莞、来过莞。
以上是正反双方的主要代表言论。
下面，分析明崇祯《东莞县志》（张二果、曾起莘著，杨宝霖点校，东莞市政府印，以下简称张志）记载东坡与东莞故事的几种说法。
一是明人张二果说法。
张志第591页《七、流寓》记载：
苏轼，字子瞻，眉山人。绍圣元年，贬惠州，道经邑，憩资福寺，方丈僧祖堂、邑人夏侯生，从之游。
居惠四年，尝扁舟往来资福、觉华二寺间。闻靖康海市奇绝，往观无之，祖堂曰：“此灵变也，公善文，祭之当见。”轼遂为长短诗焚之，歌咏间，即成楼台人马之形，络绎不绝，复为诗纪之，付夏侯生。数十年前，人犹见其诗，并所题《夏侯氏族谱》、与夏侯氏书，皆真笔。今无存矣。此皆集中所缺载者。
其撰述留题，见于本集者，有《五百罗汉阁记》《舍利铭》《老柏再生赞》《祖堂长老真赞》。
按张志的这一记载，东坡经停过、来过东莞，有数十年前乡人见过其诗文为证。但系一面之词，经不起推敲，因目前留传的东坡文集中没有直接提到东坡首次经停东莞，没有记载东坡写给东莞夏侯氏的书信和题记。
查孔凡礼《苏轼年谱》，他一路经过清远、广州、博罗，抵达惠州，都有诗文记载，唯找不到经过东莞县的记载。其诗文自记哲宗绍圣元年甲戌（1094年）贬往惠州行程如下：
九月十三日，游清远峡山寺，作《题广州清远峡山寺》，并作《峡山寺》诗；又作诗《舟行至清远县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
过广州，无明确日期，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晤推官程全父、游白云山蒲涧寺、滴水岩等有诗文；发广州，登浴日亭，也有诗。
九月二十六日，至石龙镇，驾小舟至泊头镇，夜宿舟上。
九月二十七日，肩舆15里至罗浮山，从游者子过、巡检史珏、宝积长老齐德、延祥长老绍冲、冲虚道士陈熙明等；二十八日下山还舟，一路作有《题罗浮》并小记等诗文多篇。
十月二日，抵惠州城，作《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到惠州谢表》。
依照此行程推算，东坡应在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从广州坐船经珠江顺流而下，转东江逆流而上，抵达东莞，是否经停东莞，不见其诗文记录。
二是南宋人吴幵的说法。
张志第953页吴幵《跋东坡罗汉阁碑》（南宋绍兴年间）记载：
予至东莞，黎武文通为予言：僧祖堂者，先住持，未几时谢去。东庑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再至，柏复荣茂，人皆异之，始营阁，东至铁林塘……获巨木，阁遂以成，乃走惠州求记于东坡，诺之矣……祖堂归累月，一夕，梦赤蛇吐珠白玉璧上，惊悟，曰苏公之文成矣。即速往之，且以梦告，东坡大喜，出脑骨舍利 、璧视之。祖堂因请归……别作《舍利塔铭》……
此文所记，大体与东坡《舍利塔铭并序》中东坡本人所述一致，较为可信。
三是明人陈琏说法。
张志第954页陈琏《重修资福禅寺碑》（明朝）记载：
宝安资福寺，宋大宝五年壬戌开山……元符三年庚辰，祖堂禅师于殿后建阁，扁曰“灵源”。祖堂至铁灶山采木……获巨木，阁成，极乎壮丽，乃往惠州求记于苏文忠公子瞻，公既为之记，复以犀带易僻支佛脑骨舍利者，荐以白璧施之，祖堂作金银窣堵坡藏于阁上。未几，祖堂谢去，庑下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回，其柏复生，人皆异之。苏文忠公有《再生柏赞》……
此文有两处不可信，一是说元符三年庚辰，祖堂禅师于殿后建阁，阁成，乃往惠州求记于东坡，但事实上元符三年东坡不可能仍在惠州，而是遇赦北归至广州。二是此文把“未几，祖堂谢去，庑下有二柏枯死，众迎堂回，其柏复生”一事，放在建罗汉阁、求记、请佛脑骨舍利等事之后，与东坡本人记载的时序不符。
二、东坡写东莞的诗文有哪些？分别写于何时何地？内中涉及故事先后顺序如何？
东坡写东莞的诗文，给我们提供了东坡与东莞故事的第四个说法，即东坡本人说法。从中查清有关问题，即可搞清东坡与东莞之关系史实。
东坡写东莞且收录进东坡文集之中的诗文，张志第591页和《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之陈志》第513页的“苏轼”条下，都记载了四篇，只是其中一篇的题目不同而已。
（一）《资福寺白长老真赞》
此文题目，张志第591页作《祖堂长老真赞》，第951页又作《资福寺白长老真赞》，而陈志513页也作《资福寺白长老真赞》，且指明是根据东坡文集同文用此题目。可见三书四处当中，有三处用《资福寺白长老真赞》，按从众不从寡原则，当以此题为准。
现细读原文，其中第二句为：“是资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尔。”此处点到主人公，考虑题目与内容之间呼应关系，则此文写作对象应是“白长老”，而不是“祖堂长老”，题目用《资福寺白长老真赞》才是正确的。
白长老是何人，无从考证。推测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第一次路过东莞，憩于资福寺之时，寺庙住持正是白长老，因得到其热情接待，乃作此文相酬。此为东坡第一次写及东莞。
东坡路过东莞，为何憩于资福寺，而不住官方设在东莞的驿店？其时东坡一行有幼子过、妾王朝云、二老婢、二老兵（保安兼男仆）等7人。东坡仍是官员，他们一行前往贬住地的路上，当然有权住官方驿店。只是，历来形成的习惯是，平时有职有权的官员过境住驿店，当地官员会免费接待吃住，甚至送钱送物，而此时受贬的东坡一行再住驿店，当地官员慑于“党祸”牵连，既不敢按旧习惯出面接待，又不好按政府规定收费接待，两头为难。东坡先生何等聪明，如果住驿店，不仅给当地官员出了难题，还给自己出了难题：照规定缴纳食宿费吧，自己囊中羞涩；不交吧，又增添新罪证。加上他本来就喜欢访寺参禅，盛名远播于僧界，高僧名僧朋友众多，所以一路上多选择在佛寺中食宿休憩了。他路过清远、广州等地写下的诗文，足可证明此论。
（二）《老柏再生赞》
文中有“今闻此柏，炽然常说”，表明是听说此柏而非亲见此柏所写文章，由此推测写作地点不在东莞。
推测祖堂在第一次去惠州求文之时自己讲述奇趣故事之后，引发东坡兴趣而写成此文。此为东坡第二次写及东莞。
（三）《舍利塔铭并序》
张志第948页抄录了《舍利塔铭并序》全文，序文中有：
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适有东莞资福长老祖堂来惠州，见而请之，曰：“吾方建五百罗汉阁，壮丽甲于南海，舍利当栖我阁上。”……堂喜，遂并璧持去……铭曰……
据此可知，此文是东坡在惠州、祖堂来请舍利之时所写，内容是纪念多方共襄盛事。
具体写作时间，推测不在绍圣元年和绍圣四年，因这两年东坡在惠州都仅三四个月时间，可能在绍圣二年或三年。此为东坡第三次写及东莞。
(四）《资福寺罗汉阁记》
张志第949页记下了《资福寺罗汉阁记》全文。文中有：
……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壮丽之极，实冠南越。东坡居士，见闻随喜，而说偈言……元符三年十月望苏轼记
此为四篇当中唯一由作者准确标注了写作时间的，而且是四篇当中唯一有碑拓（残片）留传至今的。
元符三年十月十五日，正是苏轼遇赦从海南北归，经停广州之时。在广州，苏轼两房儿孙齐聚，多方庆贺，连日宴饮，停留较久。
又，前述《舍利塔铭并序》之序中有言，祖堂赴惠州见东坡，自言“吾方建五百罗汉阁”，即“我正在建设五百罗汉阁”。按常理，二三年之后可建成。当东坡从海南北归至广州之时，祖堂高兴前往广州会见老友并报告阁成，求取文章，双方叙谈甚欢，东坡乃于元符三年十月写《资福寺罗汉阁记》。此为东坡第四次写及东莞。
基于以上史料，综合分析如下：
（一）东坡与东莞故事的四种说法中，都只有祖堂长老与贬惠州、过广州期间的东坡相互交往故事，而没有白长老与东坡交往之故事，白长老其人不可考。白长老不可能与祖堂同时任资福寺长老，要么在祖堂之后，要么在祖堂之前。如在祖堂之后，则元符三年十月之后东坡已经北归，不可能再有机会为资福寺新长老写诗文，是故此假设可排除。那么，东坡写《资福寺白长老真赞》可推测的情形是：资福寺在东坡贬往惠州之年，本由祖堂住持，未几谢职离开，白长老接任，适值东坡贬惠州路过，便热情接待，东坡素有访寺谈禅之雅趣，即写《资福寺白长老真赞》相赠，此诗可证明东坡确实路过东莞。后因东庑有二柏枯死，众僧迎祖堂回寺住持，柏复荣茂，他威望更隆，获施更多，乃有建阁、惠州求文、东莞夜梦、惠州取文并请舍利、三年后广州重逢再求文等等与东坡交往故事，但当今并无诗文史料证明东坡专门来过东莞。
（二）《资福寺罗汉阁记》有作者准确标注的写作时间，由此可推测出准确的写作地点，加上网络留传有东坡手书此文的碑拓残片，故可以说此文是研究东坡与东莞故事最权威可靠的资料之一。
细读《资福寺罗汉阁记》，前面有记云：
东莞古邑，资福禅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尝戒也，而律自严，未尝求也，而人自施……堂以是故，创作五百，大阿罗汉，严净宝阁……
末段诗有云：“众心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
东坡在此两段诗文中，记述了自己在广州写作《罗汉阁记》之前，听闻祖堂建阁历经四件趣事，且其先后顺序是：先有柏枯再荣众望所归，后有铁林东来，再有夜梦赤蛇白璧，又有取诗文请舍利，最后建成阁藏舍利。
再参考南宋吴幵所记故事，文中提及祖堂先去惠州约请东坡写诗文，后过了一个月左右夜梦吉象，悟觉文成，乃再往惠州取诗文，并请舍利。
所以说，祖堂为罗汉阁事至少两次往惠州见东坡。可推测在第一次往惠州时讲述了自己去而复归柏枯再荣和铁林东来等故事，表明自己众望所归，赢得僧、人、神各方支持，有钱有物，正在建设罗汉阁，需要名人名文相配，东坡乃为之先写《老柏再生赞》送他。过了一个多月，祖堂第二次往惠州见东坡，讲了夜梦吉象事，正好碰上东坡欲捐舍利，乃顺势求请舍利，东坡高兴写成《舍利塔铭并序》相赠。
二三年后阁成，又往广州重见东坡求诗文，东坡便写了《资福寺罗汉阁记》。
如此可再次确证，前述东坡写东莞四篇诗文的时间顺序和地点是可信的。
（三）查2015年吴定球《新编东坡寓惠集》，东坡在惠州住了940天，写下的诗、文、词、信、书画等587件，其中至少有四件证明他路过东莞境：
一是《资福寺白长老真赞》写于东莞。
二是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曾泊泊头镇，再坐肩舆上罗浮山。陈志说北宋时“泊头镇亦莞地”，今属博罗县。
三是绍圣元年十二月，东坡《与吴秀才书》（复吴子野儿子）云：“过广州买得檀香数斤。定居之后，闭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惠州过广州，必由东江经东莞境。
四是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二十日东江船上致知广州王古书信，其惠州贬海南的行程路线是：沿东江自惠州、经东莞、至广州，再从广州沿西江往雷州、赴海南。
三、东坡谪惠四年何事不言及东莞县令？
东坡贬惠州，同僚多畏党祸牵连及身，不敢与之交往。苏过《斜川集》卷六《书漳南李安正防御碑阴》云：“绍圣初，先君子谪罗浮。是时法令峻急，州县望风指，不敢与迁客游……”
东坡其时交往的多是山僧平民，但也有数位地方官员，待轼甚厚，或携酒唱和，或送药赠物，或书信往来，得以经东坡文字记录传世。如，绍圣二年（1095）一月十三日东坡《跋东皋子传》记：“南雄、广、循、惠、梅五州太守，间复以酒遗予。”
查东坡诗文所记，主要有广南东路提点刑狱程正辅、两任广州知州章质夫、王古，两任惠州知州詹范、方子容，循州太守周彦质，梅州太守谭文，博罗县令林抃，龙川令翟东玉，兴宁令欧阳叔，程乡令侯晋叔，归善簿谭汲等与之友善，甚至苍梧太守绕道访坡公留十日，独不见提及与之距离更近的东莞县令。这便让读者尤其是东莞读者不得不生出疑问：“东坡四年惠州住，何事不言及莞令？”
查张志第379页“知县”一栏记载：
……
方子容，元丰九年九月任。
李岩，元祐三年任。
陈时，元祐六年九月任。
朱行中，元祐八年四月任。
林景行，绍圣四年正月任。
吴士彦，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任。
……
东坡在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在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九日离惠州，同期东莞在职县令主要是朱行中，他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任，当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次年改绍圣元年（1094年），任期以三年左右计，应到绍圣四年正月林景行接任。林接任三个多月，东坡离开惠州，他没多少时间与东坡相熟来往。
朱行中县令，生平资料缺失，无从查考，大概既不像东莞县令李岩有突出政绩可写，又不像东莞县令方子容有诗文雅好可传，更无高尚品德可立，推测就是一个趋炎附势，或者胆小如鼠的平庸官员，不愿或不敢与近在邻县的贬官东坡接触，也就无缘借东坡之如椽大笔留名青史了。
反倒是东莞资福寺僧人祖堂，不畏权势，只敬人格，偏爱诗书，赤诚相交，接近东坡，温暖东坡，依靠东坡，扬名万世。
两相比较，岂不可悲！岂不可惜！岂不可叹！
四、结论
总而言之，从现有史料来看，东坡曾经路过东莞，有其文集中的《资福寺白长老真赞》等作证；东坡寓惠四年，没有诗文证明其专门来过东莞；前往惠州与东坡交往的东莞人，主要是祖堂长老，另外可能有夏侯生等，但没有时任东莞县令。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崇祯《东莞县志》（张二果、曾起莘著，杨宝霖点校），东莞市政府印；
民国《东莞县志》（陈伯陶等纂修，以下简称陈志），见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莞城图书馆编《东莞历史文献丛书》第二十二至二十三册，南方出版传媒、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编东坡寓惠集》，吴定球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
《苏轼年谱》，孔凡礼著，中华书局出版，2005年；
《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