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树木葱茏。在深圳市坪山区石灰陂村，白墙灰瓦的曾生故居，迎来了新一批参观者。“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党哪有个人”“我一心一意跟党走，你也跟党走”……透过故居陈列的语录，参观者们深切感受到这位革命前辈奋斗与贡献的一生。

作为东江纵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生从这里走出，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为东江纵队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发展华南敌后抗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次“冤案”点燃革命之火

曾生是广东惠阳（今深圳坪山）人，父亲是澳大利亚的华侨工人，母亲是一位善良纯朴的客家妇女。1928年，曾生从国外的商科中专毕业，跟随父母重新回到坪山老家，并考入了中山大学附中。

曾生在广州求学时期，中国正处于时局混乱的多事之秋，当时国内军阀混战，广东军阀陈济棠乱抓乱捕，错把曾生和几位同学抓捕并关进监狱。这次“冤案”，使得曾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监狱里，他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由此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

出狱后，曾生升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就读，并加入了中国青年同盟，开始从事革命工作。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很多轰动一时的革命活动。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立即轰动起来。曾生带领学生、市民举行游行示威，愤怒的游行队伍涌入了压制学生抗日的省教育厅，将办公室捣得七零八落，最后还砸了省教育厅的牌子。

由于冲击省教育厅事件影响非常大，曾生遭到广东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被迫转移到香港。即便离开了广州，曾生依旧没有忘记自己的志愿，在香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组织爱国海员，建立惠坪乐善公所，恢复海员工运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0月，曾生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惠阳大亚湾登陆。曾生被派回东江敌后恢复党组织，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从没当过兵打过仗的书生曾生，担负起了在东江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使命，带着从香港发动的百余名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和学生，回到自己的家乡坪山，组建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扛起了抗日大旗。

由于活动地域狭小，又处在优势日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之下，斗争十分艰苦。曾生坚决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大力支持，较好地解决了部队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等问题，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部队。至1939年底，队伍发展到500余人。

胜利完成省港秘密大营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港九交通要道，实行宵禁，分区、分段、挨家挨户检查，搜捕抗日人士、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并发布命令，限令有关人士前往“大日本军报导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日本文化特务还在香港公众场合点名要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到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会面”。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处境十分危险。

形势危急之下，由中共中央部署的省港大营救迅速秘密展开，及时将困于港九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入后方。

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关于紧急开展营救的指示，曾生迅速派出精干武装队伍，挺进港九地区，协助进行抢救工作，自己则留在白石龙村，负责指挥协调。第一批到达白石龙教堂的文化界人士包括邹韬奋、茅盾、梁漱溟、千家驹等50余人，把村里的小教堂都住满了。

经过周密策划和细心组织，省港大营救圆满完成，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方面的人士共800多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到内地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顺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这场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对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作用。

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曾生任司令员。在他的指挥下，东江纵队在南粤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作战1400多次，歼敌9000余人，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为华南敌后抗战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多年战火的洗礼，曾生已成长为一名让敌人胆寒的抗日名将。

新中国成立后，曾生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建设呕心沥血。改革开放后，曾生为深圳特区的改革发展到处奔走。1995年11月20日，曾生在广州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骨灰安放在深圳革命烈士陵园。

“我感受到了何谓共产党人的‘奋斗’，是用一生浇灌信仰、兑现承诺！”参观结束，一名学生感慨说。

故居旁，那棵亭亭如盖的榕树，仿佛仍在诉说时间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