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作者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东莞打工作家群”的形成，为“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提供了一个精彩而生动的缩影。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丁燕、阿微木依罗、李知展、穆肃、周齐林、许强、刘大程、莫华杰、洪湖浪等数以千计的“打工作家”，在东莞留下了各自的“打工经历”“市井人生”，他们中的佼佼者，大都获得过荷花文学奖（现为荷花文学榜）。他们“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东莞打工作家群，走出了中国“打工文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见证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而荷花文学榜，恰恰为研究东莞新大众写作，提供了一个绝佳标本。

2007年，首届荷花文学奖颁出，7名获奖者中，只有获得突出贡献奖的莫树材先生与中篇小说奖获得者黄应秋是东莞本土作家。长篇小说奖得主小木不识丁（穆肃）来自河南，原为黄江镇一家工厂的保安；诗歌奖得主郑小琼来自四川，时为东坑镇一家五金厂的女工；散文奖得主塞壬来自湖北，当时在虎门的一家公司做内刊；短篇小说奖得主周冰洋，是来自湖南的第二代移民。我发表在《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获得了文学评论奖，我当时的户口还在安徽农村。评委李敬泽老师说：“柳冬妩作为评论家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艺术。他身在打工之中，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评论就是他活生生的生命体验。他对打工诗歌坚持不懈地阐释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打工诗歌的影响起了一个拓展的作用。”何镇邦老师在授奖辞中说：“柳冬妩首先是一位打工者和‘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诗人，然后才是关于‘打工文学’和‘打工诗歌’卓有成效的评论者。”我自己则在获奖感言中说：“能够与几位打工作家一起荣获荷花文学奖，我感到特别荣幸。我想，这本身就是一座城市非常鲜明的精神胎记。我们的写作与我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打工者成为创作的主体，甚至成为评论的主体，说明“文艺被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真正走向了民间，走向了大众”，预示着一个文艺大众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世界巨变中，生活巨变中，时代巨变中，为东莞新大众写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和可能性。郑小琼荣获首届荷花文学奖的作品，是发表在《星星》2006年第2期的组诗《黄麻岭》，黄麻岭村已经成为世界诗歌中的一个重要意象。黄麻岭与东莞的很多村庄一样，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中，变成了一个个工业区。当年，郑小琼在那个叫黄麻岭的村子里打工、散步、写诗，那个村庄在她的文字中慢慢地呈现、复活，那个村子不但成为她肉体的一部分，还渐渐成为她内心的一部分。她对黄麻岭特定场景的诗意描绘，让人心领神会：

我把自己的肉体与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它的荔枝林，它的街道，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它的雨水淋湿的思念，一趟趟，一次次/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爱情，美梦，青春/我的情人，声音，气味，生命/在异乡，在它的黯淡的街灯下/我奔波，我淋着雨水和汗水，喘着气/——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我的生活全部/啊，我把自己交给它，一个小小的村庄/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郑小琼《黄麻岭》）

诗歌是对郑小琼自己的说服和安慰，作为打工妹的她，用诗歌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和“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黄麻岭成为“打工诗人”最重要的抒情语汇：“须臾之间，心中块垒得以纾解，脑中所想得以倾吐。”这是“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这样的诗歌“让人感到一种既有疼痛也有坚韧，蕴含着未来和希望的感动”。郑小琼的诗歌以一种日趋向下的视角，切入了她陌生而熟悉的工业村庄的内部，有新闻摄影作品画面冲击般的震撼，“接地气，有烟火气。”

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郑小琼的出现，是“新大众文艺”在东莞兴起与蓬勃发展的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