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第十届东莞荷花文学榜（原为东莞荷花文学奖）的举办之年，这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它化“奖”为“榜”，力争为东莞作家设榜单，为东莞文学树榜样，推动“文学莞军”异军突起，推动“东莞创作”走深走实，推动东莞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为此，本期副刊以专版的形式，邀请柳冬妩、郑小琼、刘帆等曾登榜作家撰文，回忆东莞荷花文学榜创办历程，探索其意义和影响，让读者进一步了解该文化品牌活动的魅力，了解东莞文学近20年发展的盛况，激励更多文学创作者，尤其素人写作者投身到新大众文艺创作中来。

在东莞，有两位很值得我尊敬的长者，一位是上个月逝世的助学老人“坤叔”，另一位则是两年前逝世的“材叔”。每次回东莞，如有时间，我总会到东江边走走，从常平过桥头到东江边，去桥头的莲湖看看。每见荷花，想起桥头这座与荷结缘的小镇，便想起材叔。

二十几年前，我刚来东莞学会写诗，便知道东莞文坛上的材叔。材叔是个很热心的本地人，很多外地来东莞打工的写作者，遇到困难都会找材叔帮忙。那时我经常听到东莞的作家们提到他，比如他帮助张辉旺、刘庆华、饶维等外来写作者在桥头找工作，落脚桥头。那时，我在东坑五金厂开机器，也在想，如果某天我失业，走投无路，可能也会去找材叔。工厂里的生活很单调，我拼命地写诗，向外面投稿。我向《东莞日报》副刊投稿，隔段时间便会去报纸上找，看有没有我的诗歌刊在上面。那时的《东莞日报》常常会有各种主题征文，我人生的第一个奖便是在《东莞日报》与青旅合办的一个旅游征文中获奖。在那次颁奖会上，我认识了东莞很多写作者，比如方舟、彭争武、何超群等人。其时，我胆小，不敢出声，小心翼翼地坐在角落里，不敢主动与人交流，也不想与外界交流，害怕别人看到我的窘境。倒是方舟、彭争武、何超群几位兄长对我这个来自工厂的女孩十分照顾，他们鼓励我多写，让我把新写的诗歌寄给他们。那时，方舟在《长安》报主持“海平面”副刊，彭争武在《常平》报主持“青鹤湾”副刊，他们在这些文艺副刊发表了我许多的诗歌。还有《大岭山》报的黄运生、《虎门》报的詹谷丰。我十分感谢这些报纸的文艺副刊接纳初学的我那些稚嫩的诗行，让我有了坚持写作的动力。现在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想及这些消失的文艺版面，总有一阵失落与惆怅。如今，我在编辑《作品》杂志，每次看到邮箱里许多基层作者投来的稿子，一直在想，要是那些版面还在该多好啊！在东莞这座城市，有着数量庞大的基层写作者，他们有的是工厂普工、街头小贩、楼盘清洁工人、工地小工、菜市场的屠户……读到他们的作品，我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有一股相惜之情。想及多年前，我将我的诗歌投给《作品》杂志郭玉山老师，他将那些终审未过、但认为好的诗歌转投给《珠江》等杂志。如今，我也成为《作品》杂志的一员，一直保留郭玉山老师留下的这个传统。文学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写作，更需要保持一种薪火相传的善念与传承。这种善念也根植于东莞的文学传统，比如邓慕尧、莫树材、方舟、何超群等。

后来，我相继在《东莞日报》副刊诸多征文中获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莞日报》的副刊成为我的作品重要的栖息地，而那些经常在《东莞日报》副刊露面的作者慢慢引起了我的注意，比如饶维、刘芬、叶瑞芬、刘庆华、黄凤莲等人。在他们的文字中，“材叔”这位本地文学热心人的形象在我心中慢慢清晰起来。彼时的东莞，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似乎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厚障壁，甚至这种厚障壁也存在于有着共同语言的文学写作者身上。东莞有一批很优秀的本土作者，他们与外地作者交流较少，可能是怕外地作者给他们的生活增添麻烦，总是隔得远远的。作为一个外地写作者，我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处境。材叔却一直用他的热心与热情打破这种厚障壁，他主动与外来写作者交流，热心地帮助外地来东莞的写作者。他的热忱感染了许多人，正是缘于此，一大批写作者在桥头扎根，他们在桥头的工厂、社区工作，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形成了东莞独有的“桥头作家群”——陈广城（边城）、莫小闲、刘帆、刘庆华、冯巧、陈雪梅、张俏明……相对于东莞其他地方的作家流动性很大，桥头这批作家却长期扎根本土，扎根于当下生活之中，有很好的稳定性。这一切，都离不开材叔的努力。

我第一次见到材叔是在东莞荷花文学奖上。到今年它已举办了十届，成为东莞文学的重要标志，它的成立与成长离不开材叔的推动与支持。作为一个写作20多年的文学人，我见惯各种文学奖项“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宿命，看多了曾满怀理想的文学奖逐渐沦落，最后变得面目全非，也感受过评奖过程中夹杂的蝇营狗苟……而历时近20年，荷花文学奖仍保持了它当初纯粹的文学理想主义精神。我是第一届和第二届获得者，记得7名首届得主中，柳冬妩、塞壬、穆肃和我是外来工写作者，莫树材、黄应秋、周冰洋是本土作家。在那个加入作协都需考虑户籍的年代，在评奖、职称等囿于身份的年代，我、塞壬、穆肃三个打工者既无东莞户口，也无社保，甚至当年的我还没有稳定工作。荷花文学奖以开放的胸襟接纳了我们。这是东莞文学气度的表达，也是这座城市“海纳百川、厚德载物”品质的具体呈现。我看到材叔对文学的一贯坚持——只认作品，不论身份、籍贯、地域、年龄、性别。当年获奖者周冰洋才15岁。十届荷花文学奖，见证东莞文学的崛起与繁华，昔日的获奖者有的人获得了全国鲁迅文学奖等各种全国文学奖项，成为东莞文学的品牌。这二三十年，东莞文学的繁荣离不开无数像材叔这样的长者推动其良性发展。至今，东莞依旧有庞大的基层写作者群体，每年都有新面孔涌现。这两年，我们杂志发现了东莞许多新人，比如烧烤店服务员温雄珍、清洁女工王瑛等。也是在那次荷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是吕雷老师给我颁奖。2009年，在吕雷老师和廖红球书记的支持下，小说家王十月和我得以调到《作品》杂志。这对我们这样的打工者来说，是一次命运的改变。如今，吕雷老师已逝去十年，每每念及，恍若昨日。我至今保留着他给我颁奖的照片，斯人已逝，惟文长存。吕雷老师对文学晚辈的热忱，依旧温暖着昔日工厂女工的我。我仍相信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会照亮时代的褶皱。

我跟材叔的交往多了起来。那时我在常平，常平与桥头两镇相邻，有接驳公交相连。我做销售那年，恰好有客户在桥头。虽在常平，但时时关注桥头的消息——比如边城在桥头生活，莫小闲从湖北来了，饶维从工厂调至政府部门从事文秘，桥头创办了《荷风》《莲韵》杂志，成立了小小说学会与基地……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材叔的身影。材叔赠过我许多关于桥头的书籍，从这些文字中，我慢慢认识着这座小镇。他的文字扎根乡土，充满浓郁的本土气息。我格外喜欢这种对吾乡吾土饱含深情的文字——对乡土的眷恋与热爱，本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后来，是东莞年轻女作家饶维的逝世。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作家，人生经历与我如此相似：20世纪90年代末，她从湖南汉寿来东莞桥头的流水线打工，像所有打工者一样，最初做装配工，生活清苦。写作成为我们这群异乡人的精神慰藉，在流水线上做着“文学梦”。我们拼命投稿，希望文字能改变命运。那时在《东莞日报》副刊上，我常与饶维同版。相同的命运与经历，让我对东莞的写作者总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情。她通过写作从流水线转为人事文员，后来材叔发现这棵好苗子，在他的努力下，饶维从工厂调至桥头文广中心，再后来去了市文广新局。在桥头，有一批像饶维这样的人，在材叔的提携下改变了人生轨迹。2011年，饶维因血管瘤术后感染离世，年仅33岁。无论病中还是身后事，材叔都亲自安排人张罗。

又到一年桥头荷花节（现为荷花文化活动月），想起已离开我们两年之久的材叔。我一直相信，材叔已化作桥头的一朵莲花，守望着这座小镇，守护着荷花文学奖的纯粹与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