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亿人，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这约等于整个西欧的人口总数，或巴西整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如果放在这颗星球的所有国家中排行，2亿人口规模将排在全世界第八位。

据不完全统计，东莞在过去四十多年接纳了超过2亿人。从全国各地大批涌入的外来人口，令东莞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城市之一。

太平手袋厂以一根小小的拉链拉开“三来一补”的序幕，原本贫瘠的农业乡县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后来，“东莞制造”进化到“东莞智造”，生产出了占全球1/4的动漫衍生品、1/4的手机、1/5的羊毛衫和1/10的运动鞋。大多数人可能都听过东莞这些“威水史”，但却鲜少认识背后藏着那来来往往的2亿人。他们数目如此庞大，在城市的处处，创造出生活的种种，却不常有被真正看见的机会。

▲东莞“能造万物”，莞品琳琅满目（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川籍编剧秦川，因20多年前从东莞东火车站出站后遇到的那场暴雨，写下了音乐剧《东莞东》的原创故事；本土当代艺术家李景湖，用东莞废旧的工业原料，创造了一批艺术装置；摄影师李志良，用十年时间，在东莞的工厂里摄下制造美学的瞬间；素人写作者王瑛，细腻记录同在企业里当清洁女工同事的故事；新晋流行乐队蛙池，从虎门成长，最近又回到虎门草莓音乐节演出……这些艺术创作里，有了一些这2亿人模糊的轮廓。

春天的雨又淅淅沥沥地落入南方。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在寻找“2亿分之一”，也就是两亿人里每一位普通的劳动者。雨停，放晴，他们生长出逐渐清晰的面容，开始被看见。

局部

攒一束光亮的白云聚在头顶，站在海浪边无声地踏浪，闲来无事，看瀑布，看山水，看日出日落——在北京X美术馆里，近日多了一份在南方城市游山历水的闲适。一场名为《我在！一座城和两亿人的在场证明》的当代艺术展正在展出。

X美术馆中的这场游历体验，实际上是东莞当代艺术家李景湖横跨20年创作的艺术作品——工厂车间废弃日光灯管做成的“白云”，两吨重的陶瓷马赛克砌成的“海浪”，包装用的瓦楞纸盒撕出了“山水”美景，工厂饭堂不锈钢餐盘摆出的“太阳每天如常升起”，还有废旧手机造出的“瀑布”，空调铜管扭成底层的无名“英雄”，等等。从东莞远道而来的安逸惬意，顿时多了几分工业城市的忙碌和紧凑。

▲当代艺术家李景湖（访谈者供图）

每次筹备作品之前，李景湖都会跑到废品回收站里搜集材料。在他成长的东莞长安镇，这些因工业应运而生的回收站随处可见。工厂并不允许随便进出，于是李景湖常流连在工厂附近的回收站，时常一待就是大半天。用约两吨重的蓝白两色的陶瓷马赛克制作而成的作品《海浪》，便是他从陶瓷厂搜集来的工业废料。陶瓷马赛克在上世纪被大量用于建筑物墙面，是城市化进程中有代表性的材料。这次展出，把材料运送到北京，他在现场用了两三个小时堆砌。从蓝色渐变至白色，潮退潮涨的浪花低声吟唱，每片“溅起”的浪花，像是每个个体在东莞进取奋斗的故事。

▲李景湖作品《海浪》（访谈者供图）

李景湖生活的长安镇，是生产总值超过千亿元的工业强镇。我们可以从它的发展脉络，窥探东莞蝶变的过程。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为主的长安镇，孕育出全球手机头部厂商OPPO和vivo，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信息和智能手机生产基地。改革开放以来，东莞部分镇街和长安镇一样，抓住每一轮的产业变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让整个东莞从贫瘠的农业乡县，变成“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但对于艺术创作来说，李景湖却在工业发展的浪潮里遇上了烦恼。当机械臂开始作业，环保被大力提倡，高新科技大展拳脚，智能制造登上舞台。他发现废品回收站由多变少，能找到的工业废料也愈来愈少。曾在深圳从事教师工作，李景湖在30岁时回到东莞开始创作当代艺术，他能直观感受到家乡一直在变化：“小时候还是农田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大酒店，常去游泳的河流成了商业街，镇政府的位置，我记得原本是个水库。”

李景湖仍住在邻近工厂的城中村里，这里住满了形形色色的打工者，也装满了他们奋斗的轨迹。李景湖尽力地把生活靠近自己的创作母题，靠近多一点，观察和感受就多一点。

与李景湖的感受截然不同，在摄影师李志良看来，李景湖的烦恼是他无限的惊喜。同样来自东莞长安镇的李志良，是现任广东省东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他从2015年开始进行工业美学摄影，如今正好是第十个年头。他仍然记得，在10年前经东莞经信局促成的拍摄工作坊，第一次走进工厂的生产车间，发现了制造业独有的美学。

▲摄影师李志良（访谈者供图）

“我不想拍摄工厂人物的黑白纪实照，我想用艺术的多元形式呈现科技的力量。”李志良的照片，色彩靓丽鲜明，有意想不到的取景角度，把镜头对准在他眼中“变化非常快”的工业技术。他直观地感受到，工业科技的进步是稍纵即逝的，能拍下这个过程，是弥足珍贵的机会。

早期的车间，自动机器和零部件都是李志良乃至大多数人都较为熟悉的工业场景。让他第一次感受到张力的，是2018年在东莞松山湖高新科技产业园里拍摄芯片。

“这类工厂保密性很高，进场拍摄但不能自行走动。进到厂里，我先和来自新加坡的设计总监沟通了很久，去了解他对科技的抱负是如何呈现在一块小小的芯片里，再进行拍摄。”他说。

当时，因为要借助显微镜去拍芯片的结构细节，李志良还记得当时借助同行人的索尼，有固定镜头对焦，刚好能对齐上显微镜。他在放大几千倍的芯片里，寻找了角落处的局部，按下了快门。时隔多年，李志良仍记得显微镜里也是一角“风景”。他说：“我找到了最美的局部，色彩和线条都让我很惊喜，原来神秘的芯片里隐藏了这么丰富的图案。”

▲李志良拍摄的“设计之美-中国芯”（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李志良的作品很少出现人像，但每当他拿起相机之前，第一件事就是和工厂里的人聊天；而李景湖的作品更是难以直观地看到人，但他坦言在创作过程里“人是最重要的”。

在东莞工作过的这2亿人，为城市的工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以制造工业为主题的艺术作品里，看似未见改革开放40多年来往匆匆的打工者身影，但在用心细品后，会发现处处都是2亿人奋斗、生活的痕迹。

涌流

从四川达州来到东莞常平镇从事编剧工作的秦川，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2年，并早已安家立业。他对“2亿人”数据并不惊讶，除了因为自己正是“2亿分之一”的一员，他身边的每一位几乎如是。

▲音乐剧《东莞东》原创作者秦川（访谈者供图）

“我的侄女、侄女婿、表妹，都比我还要早来东莞，我第一次坐火车到达东莞东站时，正是他们带着我，从常平镇一路走到大岭山镇，看了一路老家并没有的榕树和棕榈树，榕树的根又深又多，棕榈树的树干挺得笔直。”秦川一边手舞足蹈，一边回忆2003年的东莞。

秦川到达东莞的第一站，是大岭山镇的鸡翅岭。住进了侄女夫妇俩出租屋的楼顶，“东莞的天气又湿又热，睡在室外的天台反而更舒服。”还未习惯南方气候的秦川，此时在天台上，对发达工业城市产生了具象化的观感。

他回忆道：“出租屋的对面是一间台资家具厂，每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的工服。上班时间，打工者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往厂里涌进，还会定时出来，集体做广播体操，很壮观。做完之后‘哗’一声消失了，又回到各自的流水线上了，整个工厂又顿时安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

无声地涌冒而出的，又岂止流水线上的劳动者。曾经在石材厂工作的素人写作者曾为民，以不语的石头寄托他对亲情的思念，写下了四百多首以石头为题材的诗。他从“一块风餐露宿的石头”中想起“漂泊多年的父亲，也是这样悄悄风化”。1998年，曾为民从江西来到东莞一家石材厂工作。有着二十多年诗歌写作经验的他说：“在打工的过程中，文学常常与生活碰撞出灵感的火花。”

同样喜欢写诗的，还有15岁从广西来到东莞工作生活的素人写作者温雄珍。小学五年级便辍学的她说道：“刚开始写诗时，还有很多错别字，我就从认字开始。”温雄珍的打工生活很是艰苦忙碌，白天摆地摊，晚上在烧烤店打工。但是，她仍然坚持热爱文学、坚持写作，工作时需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反而成为她获取创作诗歌的灵感。东莞市作协主席胡磊给予她的作品评论“温热生活中蓬勃烟火气”，而我们也的确能在温雄珍的笔下看到，既有对远方的想象，也有对当下的深刻审视，在充满生活味道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她对在东莞创造文学世界的期盼。

素人写作者王瑛，记下了到达东莞的第一个瞬间，便是“2008年6月12日，从内江出发到广东的火车，出发时间是下午2:40，我用120块钱买了硬座，坐了40个小时才到达”。58岁的她喜欢随手拿起手机的备忘录记下细节和小事，那篇刊登在文学期刊《作品》的5万字纪实散文《清洁女工笔记》就是这样来的。

▲素人写作者王瑛（访谈者供图）

她在东莞曾尝试保健品销售工作，也曾是一名幼师。直到退休后，为了帮补在家乡买了房的儿女，她再次出来找工作，在东莞虎门镇的一间楼盘销售中心当起了清洁女工。

要擦拭卫生间洗手台的水，一直要保持干爽洁净；先敲门再用标准的普通话打招呼，才可以进到男卫生间里清洁卫生；分辨哪块布用来擦木头，哪块布可以擦瓷砖；干湿程度不同的拖把如何分离摆放，等等，这些都是王瑛在接近60岁的年龄需要重新学习的工作要点，对她来说并不容易。

“幸好有文学陪伴我。”王瑛在微信上说，“一个人在外乡，文学写作是支撑着我，缓解思乡情绪的精神生活。”

清洁女工的工作对她来说苦乐参半，所幸的是，她会用文学的眼光审视周围。王瑛趁着中午休息的半个小时，记下其他清洁女工的故事，比如她们买社保的讨论，还有家长里短的琐碎事；她还去观察台风来临之前，扫外围的大哥是如何扫乌桕树的落叶，蜗牛和蚯蚓会去往哪个方向躲避风雨。

“在《作品》上读到自己的文字，是铅印的，和我共事的清洁女工也读到了。每当读到一起经历的艰辛或是很感动的地方，我还是会流泪。”个性敏感的王瑛压低了声音说道。两亿人的故事，在她的笔下多了一分温婉。

对王瑛来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她被同是素人出身的“打工诗人”郑小琼鼓励着，想用自己从小培养的文学爱好，记录那些触动着她的人和事。这座城市孕育出来自各行各业的素人写作者，除了王瑛、温雄珍、曾为民，还有“厂二代”苏烛、玩具厂程序员赖海石、蔬菜批发商黄立明、体校校长章新宏等等，他们在业余时间，书写着在东莞珍贵的个体记忆和生命故事。

最近在东莞组织的“寻找2亿分之一”IP活动中，王瑛受邀观看了音乐剧《东莞东》，这是秦川以身边那些从五湖四海来到东莞的人的工作经历为灵感，写下的故事。王瑛被舞台上开往东莞东站的绿皮火车唤醒了模糊的记忆。

“东莞东站其实是一个符号”，秦川把其比喻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小镇，他自觉“从东莞东下车的人，语言交流不通，生活习性不同，但许多人在这里得到了阶层的跨越、身份的转变，是一个多么不平凡的符号呀。”秦川仍有太多话想说，他计划把《东莞东》改编成话剧，把两亿人的故事带领到深处。

▲《东莞东》剧照（东莞市委宣传部供图）

坐上绿皮火车来到东莞的，还有写作者晏杰雄，他是东莞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的首批“村民”。晏杰雄仍记得半夜下车时有闪烁星光，隐约指引和照亮他在东莞的写作之路。成立于2010年9月的“中国作家第一村”，由散文家雷达担任首任“村长”，是来自海内外、不定期散居于樟木头镇内的五十余名一线实力作家组成的创作群落，他们当中不少人曾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文学奖项。晏杰雄感慨道：“这个作家村群体不仅是一个地域性群体，几乎可看作中国当代文学的缩影。”

王瑛还在写。她刚完成了130000字，题为《翻转的村庄》，东莞都鼓励她大胆去写，她说：“如果我没有什么要求，也会生活得很好。但是我总是觉得我应该生活得不一样，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好呢？就只有拿起笔来写东西。”城市的兼容，给了王瑛许多平凡又深刻的素材，也让像她这样爱好文学的外来工作者，多了一种选择。

这一股来自南粤大地深处的涌流，也正汇聚成大众文艺的奔腾江河，汇成“新大众文艺”的东莞现象，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经验。

流动

流动是城市永恒的主题，正因为有两亿的生命在流动，在相遇，在告别，在重逢，才让东莞的生命力一直保持旺盛。

蛙池乐队主唱金依依，最近和乐队成员在世界各地巡演当中。当她唱起自己创作的《孔雀》里那句：“你佩戴着闪亮的项链，像一只盛开的孔雀”，仍然略带沙哑、无畏无惧。这首以东莞周屋工业区女工的松糕鞋为灵感写下的《孔雀》，曾经在乐队成立的地方——东莞虎门镇博涌物流中心Crossroad Music Studio里排练过无数次。

乐队四人都和东莞的制造业有过不少关系，金依依甚至曾为了买吉他短暂地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过，也参与过拍摄女工纪录片的工作，因此有了一些对东莞女工生活切切实实的观察。他们曾在“一席”演讲中提到，在城市里生活、散步、观察给予了乐队创作的养分。虽然并不是刻意以东莞为主题，但乐队在报道中聊道：“东莞是家人、朋友所在的地方，所以是家一样的存在。”

▲蛙池乐队（图源：公众号“一席”）

而在东莞的多元包容之下，歌曲风格、内容主题等音乐创作，都有了丰富多样的新灵感。后摇乐队木棉花，成员日常在东莞的各行各业打拼，业余仍用没有歌词的音乐抒发情感；来自宝岛台湾的乐队爆青筋，以东莞元素创作出《没有你的一号线》，从东莞的街头唱上了各大表演舞台；说唱组合通水喉，用年轻怪诞的说唱形式，唱出东莞在二十四节气时令里的民间风俗。

李景湖的作品，曾到过香港巴塞尔，又去过深圳、成都、东莞，现在到达了北京；《东莞东》在全国各地也展开了3.0的巡演计划；李志良关于“制造美学”的摄影作品，也正在筹划到北京展览；王瑛和愈来愈多的素人写作者一样，一边打工，一边用文字把两亿人的故事带到更远的地方；蛙池乐队在巡回演出后，今年五一又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虎门镇，登上“2025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的舞台。在这个过程中，不少艺术工作者得到东莞各级党委政府的扶持和鼓励，还有更多创新的措施陆续推出，在租房、教育、医疗等民生范畴，保障两亿甚至更多的外来打工者。

▲摄影作品《莞马归来尽情奔跑》（作者陈成基）

对于“双万”城市东莞而言，人口的流动、聚集与迁徙，并不是陌生的事；站在制造名城的视角，东莞制造的产品，早已流动到全世界，声名大噪。而今天，城市正在“以人为核、以产为轴、以城造梦、以文铸魂”四位一体的新工业文明赛道上奋力奔跑。

正如《东莞东》的结尾，一座工厂的结束基于城市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也伴随着更多人的命运有了不同的人生旅程。流动的城市里，有流动的两亿人，他们在东莞生活、务工、经商、创作、写作、弹奏，让东莞有了更富诗意和美学的流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