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单位拒不承认劳动关系？劳动者举证困难？在东莞第二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的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面对用人单位在仲裁、诉讼中均否认劳动关系而劳动者举证能力相对较弱的情形，承办法官细致审查案卷材料线索，从劳动者微信联系人中锁定关键信息，最终促成双方和解，有力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公司否认存在劳动关系，经仲裁后又起诉至法院

2023年，劳动者李某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长安仲裁庭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李某与某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某某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等。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李某提供了工资支付转账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作为证据。其中，转账记录显示李某的工资是名叫费姨（化名）的人发放的，而微信聊天记录则显示李某与名为“费先生”（即费叔，系化名）的人有工作上的往来，是这位微信名叫“费先生”的费叔与李某确定开始上班的日期以及发放补助。

某某公司则以“李某未为公司提供过劳动，公司亦未支付劳动报酬给李某”为由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主张，费姨向李某支付工资是个人行为，费姨有开设钢材加工店。与李某微信沟通的费叔也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某。

仲裁庭对某某公司进行实地调查时，费叔、费姨均在现场，并且对仲裁庭说已经结清了李某的工资，要求李某签订劳动合同，但李某拒签。仲裁庭询问公司员工黄某和张某时，两名员工也主张费叔是公司老板，费姨是老板娘，工资平时由费姨发放。但当被问及是否认识李某时，黄某矢口否认，而张某则表示“不清楚”。

最终仲裁庭结合案件证据及实地调查情况，裁决确认李某与某某公司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某某公司向李某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60196.05元。某某公司不服，诉至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抽丝剥茧，微信联系人成关键突破口

庭审前，本案承办法官方琪芬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虽然法官耐心释法说理，然而某某公司表示对李某起诉公司的行为感到很气愤，调解只能暂告一段落，先行开庭。

庭审中，某某公司依然坚持与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一再表示微信上的“费先生”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某。当法庭询问费叔与费某的关系以及微信上与李某沟通的“费先生”是否就是费叔时，公司仅确认了费叔为费某父亲，但无法确认该微信号是否费叔使用。

公司不断对李某提交的证据进行否认，想要查清案件事实，必须寻找到那个揭开案件迷雾的突破口。

方琪芬法官早在庭前准备的时候就已经细致地将卷宗翻了一遍，她注意到某某公司授权律师代理案件的授权委托书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写的是费某，旁边的联系方式处留有一个手机号码，落款处加盖了公司公章。灵机一动，方琪芬法官用微信输入了该号码，显示出的用户信息竟然与李某提交的微信用户截图完全一致。

根据以上信息，方琪芬法官进一步询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费某本人，要求费某明确回复该微信是否是费叔的微信号，由费叔使用。

“请如实回复法庭，如你方作虚假陈述，法庭将依法追究你方相应的责任。”

在法官严谨的查证面前，费某再也无法以“不清楚”搪塞，终于承认微信名为“费先生”的微信号使用者是其父亲费叔。

质证完双方提交的证据后，法庭向双方出示了在仲裁庭处调取的仲裁案件笔录。李某向法庭表示，仲裁庭曾经询问过两名公司的员工黄某和张某，黄某不认识李某也正常，因为他们不在同一个部门。但张某应该认识李某，目前李某微信上还有张某的好友。

方琪芬法官当机立断：“李某，请你现在当庭拨通张某的微信语音，法庭向他核实情况。”

电话拨通后，确认了对方为张某本人。在电话中，张某确认参与了仲裁庭的调查，并确认自己认识李某，与他在某某公司的同一个部门工作。张某又表示仲裁庭调查的时候公司的老板也在场，所以他对仲裁庭表示不清楚是否认识李某。

调查至此，李某表示认同张某的意见，而公司则表示这是张某的个人意见，没有得到公司授权。

柳暗花明，公司庭后主动提出和解

庭审结束后第二天，方琪芬法官的办公电话响起，另一头是原告某某公司代理人的声音。

“法官，我们回去之后商量过了，我们想跟李某和解。”

原来，本案直至开庭前公司都没有打算要赔偿李某，请代理人也仅打算走过场拖时间。但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历了庭审后，想法改变了，经与律师沟通，打算主动和解。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经过法院主持，最终达成了让双方都满意的和解方案，当天就出具了调解书。

“劳动合同纠纷案件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对劳动者权益有重大影响。这次庭审的突破口都在微信联系人上”，方琪芬法官回忆道，“有时候多看一眼卷宗材料，说不定就能发掘到意外的线索；多问一个问题，可能参加庭审的当事人的想法就改变了。”

本案仲裁及诉讼庭审时某某公司一直否认与李某存在劳动关系，并抗辩为费姨、费叔经营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而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仲裁庭主动现场调查，法院承办人细心留意卷宗材料。庭审时面对公司的无理抗辩及消极回复，法院适时主导调查方向，一步步使得案件事实清晰明了，法律关系主体得以明确，最终促使用人单位主动提出调解，也避免了后续可能衍生的上诉案件及执行案件的产生，一次性化解纠纷，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方法官，调解金我已经拿到啦，感谢你们！”结案后，李某通过电话表示感谢。

庭审的情景历历在目，方琪芬法官笑了笑，翻开手中的卷宗，投入了新的案件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