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房间镶着斑驳的杉木嵌板，铺了土库曼地毯。我的天，居然还配了按摩浴缸。阿什哈巴德的空旷街道以网格状分布，在一排排大理石公寓之间延展。目之所及，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华丽的建筑外墙。我摘下自己的黑色徽章，上面那个黄色方块表明了我这个10月来到土库曼斯坦的原因：《国家地理》。徽章在光滑的桌面上摇摇晃晃。像是《盗梦空间》的最后一幕呢，我心想。悬而未决。烦躁不安。这也是我内心的感受。窗外，一枚灰头土脸的太阳（这起码是我在此地比较熟悉的事物）正逐渐西斜，无可挽留地即将沉入科佩特山脉的群峰背后。

落日之下的群峰剪影才是真的美呀，我想。也由此想起自己的初心。

科佩特山脉已是六千六百万年高寿。皱纹横生，裂缝满布，干硬荒凉。然而，“塔利健康”公司联合创始人辛克莱博士言之凿凿：“衰老是一种疾病”，并向人们推销所谓能“掌控你衰老方式”的药片，每月的订购费是三百多美元；我之前在成都，每月的房租也就这个价。辛克莱现年55岁，看起来的确不老，但怎么也算不上年轻。他脸上那种光泽有点像《魔戒》里的咕噜，紧绷的肌肤则有点儿伏地魔的味道，象征着某戏份很重的角色拼命想拽住从未有人能留住的东西。我想说的是，大家应该都看过童话故事吧？妄想长生不老的只有反派。

但我就快满33岁了，感觉自己心上埋了个滴答作响的时钟，越来越想也能变成咕噜式的人物。我就是迪亚布洛山脉——位于家乡得克萨斯的荒漠深处，亿万富翁贝索斯正斥资4200万美元，在那里埋下一座“万年钟”。滴答。滴答。在我的血肉深处，时间流逝，不舍昼夜。

我的第一台相机，就是自己的双眼。

镜头是一辆车。

这就是一切的起始。

我的父亲（很合理地）抗拒乘坐飞机的高昂花费，取而代之的是永不疲倦的驾驶热情。每年暑期，我们全家都会花上一个月时间，开着旅行车来一场壮游。我和哥哥挤在后座，塞得满满的后备箱物品会顶到我们的头，就这样弹球一般穿梭在美国的州际公路和国家公园之间。就像2016年到2019年间，我从久治到成都，从西宁到玉树的长途大巴旅行。在海拔4000米的高度上，身旁的藏民裹着毯子，我被围得严严实实。有一次，碰上通风口漏水，整晚都有水滴到我肩膀上。我的父亲也和那些大巴司机一样，白天开一整天，晚上再开一整晚。

这样的车程中，我无法入睡。我是个笨小孩。不懂得把眼睛闭起来会更容易入睡，直到我哥提出这个建议。不过，我没法“闭上”我的整张脸，它被青春期油腻腻的头发遮住了一半，贴在车窗上，把玻璃弄得模糊。车子比限速快了10英里，我喜欢这感觉：鼻子压在冰冷的玻璃上，眼睛捕捉着飞驰而过的世界。甚至还能看到星星。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寻找什么。寻找一切，也许。

不久前，已年满七十的父亲（仍然在公路旅行）告诉我，他明白自己老了，因为正在失去的东西比得到的东西多了。失去工作——退休了；失去健康——手术了；失去朋友——去世了。

“这些都是你年轻时被给予的东西，”一次，他边吃家常牛排边对我说，“但等你变老了，它们就会被收回去。”

最近，除了衰老，我一直在努力放下的一件事，是我的事业。

并不是你想的那样。

作为环保和探险摄影师，我常常天不亮就来到荒野之地。遇上黑暗袭人，狂风肆虐的苦日子，我的心志常会动摇：我真的应该在这里吗？（这种情况上周又发生了一次，我当时正独自一人在纽约阿迪朗达克山脉的暴风雪中露营和拍摄，很讽刺地，这单活儿的甲方是一家头灯公司）。一片漆黑之中，无端的怀疑爬上心头，纠缠得我心神不安：这一次，太阳是真的不会再升起来了吧。你看，我还是那个不肯闭眼入睡的小孩，十年都学不会西班牙语，但五年就搞定了普通话。我连蠢笨的方式都是最奇怪的。太阳不会再升起了！

好吧，太阳很可靠，它升起来了。而且，雨后的清晨，阳光会反射云海，在山腰形成一圈丝绸般的雾岚。和在年保玉则初次目睹这种场景一样，我再次目眩神迷。我在心中发愿起誓：这值得。热爱总是值得的。

然而，就在今年9月前往土库曼斯坦之前，我曾花了16个小时在路上，只为了区区两小时“射”下（用相机，不是用枪）一位中国朋友在加州阵风呼啸的花岗岩山地间的身影。拍摄接近尾声，光线渐渐消褪，我匆忙抓紧天光再来上几张，她突然抛了个问题给我，可能她现在已经忘了，但我忘不了：

“凯哥，你喜欢你的工作吗？”

遮掩真相的言语从心中肆掠而过，狠如鞭挞。

一切始于2008年，那时候哥哥已经告诉过我闭上眼睛更容易入睡了。

2008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没错。但在我那所美国高中里，2008年，是用iPhone和Facebook上网之年。一年后，通过“点赞”数进行的虚拟攀比成为时代潮流，并延续至今，随之而来的还有愈发严重的焦虑、抑郁和疏离异化，你我的国家都深陷其中。

不过，于我，08年的暑假，也意味着第一次借用母亲那台旧尼康D80。打着“无聊”这至高无上的旗号，伟大而神圣的“创造力”女神召唤我走出家中后门，步入院中。我举起那台相机，捕捉自己一直看在眼里的东西：我们那条街边的荒野，女贞属绿叶组成的丛林，如小龙般飞奔的蜥蜴。摄影并没有改变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我来说，那只不过是世界的真相。

“一定要好好爱惜它，”我每次溜出后门时，母亲都会这样叮嘱我，额头上挤满了尚未变成皱纹的担忧。

这话总让我冒火——那时我和母亲关系有些紧张——那相机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几次。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如让我带它出去。它渴望被使用，这是它自己告诉我的；我也是从它那里知道的。

到最后，那台尼康也连一丝刮痕都没有。好吧，也许有过那么一丝，但和我如今用的相机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工具不是珠宝，”我早前的一位事业导师曾如是说。现在我自己也多次重复这句六字箴言，主要是为了从经济角度来点心理安慰；其中一次是说给我表弟听的，他把我的新镜头掉在了石头上。话说回来，是那台D80开启了我的职业生涯。谢谢你，妈妈。

不过，2008年的夏天，“人人都能做网上摄影师”的时代还未到来。职业门槛还很低，到第二年，我已经养成了一个持续终身的新习惯：上传照片，然后强迫自己远离家里的显示器，估摸一个大概的时间，应该够朋友们（或者重点只是那个叫“卡森”的，会骑马的金发同学）看到我发的内容了；就赶紧飞奔回去看谁点了赞（后来我渐渐看淡了，不再关注卡森是否点赞了）。每一次，拨号上网的连接音都仿佛鸣枪警告，响彻全家。

有一次，我哥甚至问：“哥们儿，你干嘛每半小时就得上线啊？你上瘾了。”

如果是在没有网络的年代，我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作品平淡无奇？会不会去做别的？一旦和别人比较，我们的判断就会模糊，看不清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尽管如此，六年后，还有短短几个月就大学毕业了，有人问我的理想工作是什么，我的回答仍然是：

“《国家地理》的摄影师。”

不过，“长大后你想做什么”，只是在年少无知时遇到的询问。我认识好多小时候想做宇航员之类酷炫职业的人，我发誓，他们最后都去做会计师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梦想”只存在于梦里，就会被遗忘，最终被抛弃。

十年前，我在北大学中文，老师们总叫我们手写800字的命题作文“我的梦想”，写得我都翻白眼了。我很想写一些更眼前，更现实的东西，比如PM 2.5，比如涮羊肉，比如如何利用“宇宙中心”那些夜店的免费饮品券来省钱。我倒是写了摄影，但隐隐觉得光写是不够的。于是，第二个学期，我就从对外汉语学院的尖子生，转到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去垫底了。那是我在将梦想一点点实现：又混乱，又真实。及至毕业三年后，我意外获得“优秀校友奖”时，终于可以说，这个选择是对的。然而，也得对当时带我做小组项目的中国同学们说一句：同志们辛苦了。

在北大第一年的1月，我的相机、三脚架和我自己齐齐掉进了未名湖的冰面之下。这种事儿按说不应该发生，我应该多加小心的，但摄影师总容易忘形。那天早上，脑子发出强烈的指令：把三脚架搬到近水处稀薄的冰面上。根本不可抗拒。那片湖摆在那儿，仿佛在急切召唤人们去拍摄。也许并没召唤人进去游泳。但我就那样进去了，泡在齐腰深的冰水中。实打实地干着我想干的事情。就像两年后，2017年的春天，我站在玉龙雪山脚下，也身处摄影生涯的开端，正努力要把眼泪憋回去。我说话的声音都在哽咽颤抖。我要拍一场越野跑，而比赛督导就是不让我独自登山，说什么要考虑团体，要安全为重。在中国流眼泪？太丢人了。但也是出于热爱。

但，我发誓，那条“玉龙”在召唤我，要我攀登上去，还得手拿相机。我响应了召唤，但并非独自一人。路途中，我遇到了小晋。他也是个摄影师，迈出的步子和相机一同摇来晃去，略显笨拙。我不记得当时彼此聊了些什么，也许是因为刚碰上不久我就抛下了他，趁着暮色尚未来临独自前往海拔更高的营地。但我的傲慢或是孤僻似乎并未惹到他。他也理解那种召唤。

经历过一场场比赛，攀上一座座山峰，我俩的友谊也零零碎碎地成形了，基石主要是他的善意，我没出什么力。比如，第二年，在香港麦理浩径，我的存储卡意外存满了，他把自己的借给了我；在稻城亚丁，我首次参加高海拔越野赛，他在5000米的高度等着我。我完赛后，他在朋友圈发了张我俩的合影，配文，“嘿，凯，我答应过你，会从4020米到4969米的最高山口等你；单程7公里。爱你哟。”

之前，经历了在玉龙雪山的相遇，还在四姑娘山周边比赛时共同遭遇了双手几乎冻坏的悲惨，他把我介绍给了朋友们；他们说服我搬到自己在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成都。我成了“凯老师”，而他成了“金老师”。但我是名叫“凯”，他是姓“金”。多年后，我听到朋友们叫他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可能是“晋”，不是“金”。他微信名里那个“晋”，我一直错认成了“普”；所以，可以说，在我们的友谊存续期间，他的名字在我脑海里就一直是错误的“金小普”。这事儿后来成了我耿耿于怀的心病。

不过，回过头来再扫一扫小晋的朋友圈，我才意识到，他对群山的爱远胜于我。有些月份，他每天都会发关于大山的内容。我希望，在他如今所在之地，也能看到群山。我们已经快五年没联系了。

后面再讲小晋的事儿吧。

快五年，也是我与中国分离的时间。时钟滴答，我心中的“玉龙召唤”之声也越来越小。也再没有别的召唤响起，来填补这个空缺。与此同时，母亲的担忧也定型成皱纹。她终于快要退休，甚至和一个开酒吧、会驾船航海的法国人再婚了。而我父亲自从离婚后，就一直在开车旅行。爸妈不再联系，但我告诉他们自己想回中国时，两人的反应是一样的：

“我希望你别回去。”

说什么要考虑家人，要安全为重。我觉得吧，中美的相同点，比我们想的要多。

我有个深埋心底的秘密，只有纽约那些最亲密的朋友才知道：两年前，在阿尔卑斯的一座山中遭遇事故，被直升机救起，断了一只胳膊，一边肩膀脱臼之后，我找了一些住在曼哈顿的Z世代中国朋友帮忙更新了简历。我开始申请能在纽约坐班的工作，比如波士顿咨询、贝恩这类公司，想尽办法要逃脱自己的梦想。这次受伤让我不安，让我质疑做梦想的职业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一直害怕把这事儿说个清楚。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承认决心有所动摇，会让我觉得自己很逊。但是，说到激情，为什么非要局限在唯一的一件事上，让它占据你的全部人生呢？

“接下来你想去哪儿？”今年夏天，布鲁克林的邻居在喝咖啡时问我。他去全球徒步，然后做成视频，有数百万关注，被问这个问题比我要频繁。

“想听实话吗？哪儿都不想去。感觉外面的世界我已经看够了。”

“是啊，我也是。我讨厌独自旅行，讨厌见不到老婆和刚出生的孩子。”

他本来就靠这个吃饭，所以这话让我挺意外的。我还觉得这对话好像发生在两个70岁的老头儿之间，刚从后海游完晨泳出来，心满意足地把手搭在还在滴水的将军肚上，好像装了一肚子的精力，甚至可能装了一肚子的豆浆；一边担心眼下孙子进不了清华附小，一边回忆近百年来的悲欢往昔。看够了。日子过得不错。

回家路上，我正转动钥匙打开布鲁克林那间公寓的门，扭头看到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停在路边，她面前有两名工人在钻孔，钻出一片飞扬的尘雾。

“你们先干完吧，我等着好了。”她礼貌地对他们说。

就在刚刚，我从那片尘雾中穿行而过，却压根没注意到。那一刻，我顿悟到，成为父母将会是一场多么奇妙且不同的冒险。你的视角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并非所有梦想都能共存。

现在，我于2010年代在中国获得的大部分摄影奖，都存在成都的一个储物箱里。有些甚至可能还在陪伴着我曾合作过的护林员和环保组织吧，我估计。我曾将关注点放在比自己更重要和辽阔的地方和人们身上，并以此为傲。那个梦想依然存在于那里，但现在的我身在别处，思考着是不是该寻找一个新的梦想。可是，龙年已经过完，现在是蛇年了，我觉得已经有点晚了。

2024年，我有了个新室友，是《纽约时报》摄影奖学金获得者。每天早上，他都从公寓里飞奔出去，摄影就是他呼吸的空气、果腹的食物、全部的人生。除了相机和硬盘，他几乎身无长物，连睡觉都是在我给他的床垫上铺个睡袋了事。就在今天早上，他在那间小如蚁穴的房间里拆箱了一台彩色打印机。我们这个年纪，又住在纽约的人，根本不会有地方放打印机。这真不是我编得出来的事。没有任何人会问他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我，我和他有什么不同呢？

在那个阿尔卑斯山之夜，在等待救援直升机的同时，我还在不断被一位年迈的医生用针戳着，他视力不佳，总是找不到我的静脉去注射吗啡；我可真走运。当时有一群徒步的法国人经过，把酒和睡袋都借给了我。但我依然在发抖；两位中国朋友在我身边陪伴了好几个小时，只穿了短裤和薄外套。他们肯定比我更冷。但身为中国人，他们说不冷。

这两个人还是世界级的运动员，赞助他们的品牌也是我的客户。为了我，他们冒着伤风的风险，而几天后就要迎来年度最隆重的超级马拉松大赛。我感觉可能“欠你们一顿酒”，但恐怕这得是顿大酒，永远也喝不完，就算在春节也喝不完。

2024年秋天问我是不是喜欢工作的那位朋友，也是世界顶尖的超马跑将，她的赞助品牌也是我的客户。这些年来，我逐渐觉得她相当于我的中国亲姐或亲哥，但却继承了更好的跑步基因 （毕竟，我通常都叫她“哥”；而她最近开始叫我“姐”，让我有点惶恐）。这些人，就像我在中国时的护林员同事们一样，点燃着比梦想更为深刻的理念：对于自己选择的家人，文化和国界并不能成为障碍。

话虽如此，要是我不再做这份工作了，我们的友谊会不会远隔重洋，渐渐消散。我觉得可能会。

四年前的11月，小晋在四姑娘山想捡拾自己的无人机，不小心从悬崖跌落，去世了。当时正是我们简称为“疫情”的时间真空。我没能参加他的葬礼。如果不是疫情，我说不定就在现场，和他再次合作；也许悬崖上的人会是我；或者我也许会把他的无人机借走，去了别的地方；又或者我能提醒他注意；或者也许……也许……也许……

也许，我至少能够跟他告个别，给他妻子一个拥抱。那说不定也能有点意义。他跌落之后，她在微信上说要把他的无人机设备给我；但当时我不在，没法去拿。即便能拿，我可能也忍不下那个心。

那时候，我努力去做些小事，还写了篇公众号文章，纪念他的摄影成果。但那篇文章是我多年来第一次需要写出他的全名，我写了错误的那个：金小普。

这件事，他是否也能原谅和理解？

我不知道他此时此刻身在何处，希望他无论去了哪里，依然能听到玉龙的召唤。我换了手机，和他的微信聊天记录是一片空白，但他的头像一直没变，是他坐在尼泊尔的某座山上，没看镜头，戴着我们每次见面时都戴的那顶黑色帽子，远处，珠穆朗玛峰圣光闪耀。要是能再和他同行拍摄一天，我愿放弃所有山脉的召唤。

有时候，闭上眼，我会看到一场飓风：是从高空俯瞰的视角，气旋仿佛贪婪的臂膀，在炽热的洋面路径上扭曲着。有时我觉得，这说不定是我的理想面相之一，有雄心，有力量，有方向，勇往直前。有时，我又觉得那是悲痛，吞噬一切，追逐一切，压制一切。

我的目标并不是拍照。我想变回那个头发油腻的小孩，用冰凉的鼻子贴着车窗玻璃；我想回到十八岁，像《十八岁出门远行》里的主人公，背着爸爸给的漂亮红背包，流着鼻血，浸在未名湖齐腰深的冰水里；世界在涌入我的内心，我听从某座山的召唤，整装再出发。

上个星期，我收拾好露营的东西，穿越一夜之间降下40厘米积雪的暴风雪下山，最终上了自己的车，开始长达500公里的回家车程。我把还包裹着冰雪的背包扔进后备箱；把湿漉漉的羽绒服和外套挂在座位上，连敲带打地脱掉靴子，换上便鞋。脚在油门上暂歇，再踩下。通常，我长途驾驶是一路要听音乐和播客的，但这一次，整个前半程，我只是开车，一片静默。

我想，那片寂静中充满了我探寻许久的东西。前一夜，在“辛克莱式”的恐惧中，我担心自己会就此死去。帐篷正在风中缓缓开裂，到午夜时分，有根拉绳已经断了。暴风雪吞噬了夜晚所有的星光，铺满黑暗的狂怒，卷起汹涌的积雪。帐篷的一侧正被积雪逐渐掩埋，另一边则随时可能被风掀翻。

然而，太阳出来了，在我看来固然不可思议，于它好像只是分内之事。

我三十而立奔四张的旅途已接近半程，孔子所说的“四十不惑”正幽灵般逐渐深入肺腑。我发现，随着失去的东西逐渐增多，有些事情变得比工作和梦想更重要：朋友们，有的需要道声“你好”，有的需要好好告别，有的需要表白“我爱你”。这仿佛另一个需要我们拯救的星球。总有一天，父亲最后一样失去的东西，也将由我来经历——他的逝去。相机可以捕捉，甚至可以让时间暂停，但无法替代。

哥哥说我在那座山上做的事情太危险了，我的回应是，那有多少人死于通勤路上的车祸呢？死法多种多样，正如一路走到人生最后一天的活法也千姿百态。我们也许深陷暴风雪，也许目睹飓风，也许失去所爱，也许面临梦想幻灭，在这些之外，最终深藏心底萦绕不去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一切，也许。

我按下导航，播放音乐，开车回家。三个朋友——两个老的，一个新的——正在等我一起玩儿《龙与地下城》，晚上7点。想想就觉得很棒。我绝不会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