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文化与乡村文化相对，是近代以来与城市化共生，且与城市化适应的观念、制度、器物文化的总和。防卫靠“城”，交易靠“市”。现代城市在本质上更突出交易、交往、交互功能，因此现代市民文化的核心在于塑造共享的“交往理性”。交往理性主张——人既不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工具，也不是绝对独立的主体，而是在社会交往中寻求各方理性共识的价值承载者、表达者。

一、东莞市民文化的形成：前50年

东莞1985年建市，而此前早已兼备“城”“市”功能。元代时，虎门、长安一带设置靖康盐场（长安古称“靖康”），灶户众多，盐业发达；明初，虎门增设军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广东水师提督署从顺德移置虎门，“官兵林立”，太平墟随之兴起；道光中期，水师提督关天培赞扬虎门“当商渔总汇之冲途，为华夷互市之要隘”，说明盐业、驻军、内外商贸共同推动了东莞早期的城市化，同时也说明历史上的东莞并非只有单一的农业，而是并存多种产业、多样阶层。此外，石龙、莞城扼守东江中下游重要航道，东莞傍江临海，大规模城市化的气象早已显露。

改革开放初期，东莞以85%的农业人口向工业化转型，腾出空间、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以农补工”，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孕育了初代市民文化。这一代市民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洗脚进厂，出厂下田，农民市民随机切换，身份意识模糊。寒暑假时，不少中小学生也短期参与手工劳作，赚取零花钱，说明萌芽期的东莞市民文化肇始于农业劳动力过剩，加工制造释放了过剩劳动力而促进了农民身份转换。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东莞制造业加速腾飞，农民、农地、农业、农村大规模隐退，东莞城乡居民普遍形成了清晰的市民观念，培育了第二代的市民文化：持（房）本上楼、持证驾车、持照经营。注重与乡村生活有别的物质消费，强化市民认同，是这一时期市民文化的主要特征。

2020年以来，经历全球性的疫情冲击、经济低迷，尤其是目睹俄乌、巴以冲突，东莞市民更加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注重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更加珍视真实的生命体验，由此催生了发展中的第三代市民文化：呼唤更和平的世界，更健全的公共服务，不愿亏负当下的生命感受，表现出更个性化的精神生活需求。

改革开放近50年来，东莞从110多万人口的农业县成长为“双万”城市，说明城市化合力远超反城市化合力，文化融合远超文化冲突。而东莞市民文化每20年左右发生一次转型，从模糊的市民身份意识到清晰的市民观念，再到对高品质公共服务的需求，从一个城市角度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及其深远影响。

二、东莞市民文化的结构

东莞市民文化的形成有自身的历史节律和现实逻辑，而市民文化的结构与此相应，既有中国城市化的共性，亦有东莞的个性。以本世纪20多年的观察为限：从主体上看，东莞市民文化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以农民为补充；以商界人士为中坚，以技术人才为骨干；以党政人士为引领，以新社会阶层为活力。当然还有大量无法归类的社会人员，以交往理性为基础，共同塑造着东莞市民文化。

从客体上看，以制造业为底色的产业文化，以内外贸易为主线的商业文化，以融入大局、造福地方为宗旨的党政文化，以创新创业为追求的技术文化，以休闲娱乐为诉求的大众文化，还有许多形态各异、价值驳杂的民间文化，交流激荡，或必然或偶然，促成了当前东莞市民文化的多基质、多面目、多取向。

从机理上看，由于主体、客体、取向各不相同，东莞的多基质文化（即多元文化）必然存在相互削减、彼此消耗的问题，比如人情文化对法治文化的消耗、自利文化对公共观念的消耗，导致多基质文化并不能直接拼装为共享性的市民文化，而是需要历经斗争、妥协、代谢，将不利于城市进化的成分逐步剔除、淘洗、更新，以实现法治文化、公共观念对人情文化、自利文化的压倒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城市文化都存在人情、自利文化，试图“黑白分明”“赶尽杀绝”恰恰是不符合文化特性的，关键是这样的文化不能成为主流、成为社会公认且通行的“潜规则”，否则我们孜孜以求的市民文化就走向了反面。

尤其要注意的是，市民文化的生长机理并非只存在于文化领域，而是依托于每一个具体的社会过程：行政决策中的法治、商业交易中的诚信、司法活动中的公正、技术研发中的创新、产品生产中的敬业、社会交往中的友善……而市民文化在文化领域的生长机理，只不过是具体的社会过程在文化领域的表象而已。

三、东莞市民文化的展望：后5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民文化从农业起步，以工业化推动，与城市化伴生已近50年。展望往后50年的东莞市民文化，我们的期待明确而迫切——

（一）推动产业文化适度转向公共文化。产业文化脱胎于某些产业，而公共文化适用于每个市民。比如东莞制造业发达，而制造业需要严谨、科学、务实的品质，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只有当制造业所需要的品质和能力，成为市民的文化信念，并上升为一种精神价值，才能变成具有公共属性的市民文化。比如当青少年普遍重视动手能力、具备科学观念时，我们就认为这些从产业中孕育的观念变成了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二）推动实用文化适度转向审美文化。实用文化满足“眼前的苟且”，而审美文化向往“诗和远方”。审美文化的突出特点是“无功利性”或“少功利性”，这种文化在科技创新、基础教育、文艺创作和社会交往中的作用极其显著，但又长期遭到轻视。当更多的东莞市民认识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时——比如纯粹的兴趣孕育着创新的契机，绘画、唱歌、跳舞并不妨碍学业与“立人”，不斤斤计较社交中非预谋、非恶意造成的“吃亏”，不因私利而无底线地牺牲公益……市民文化就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运转创造出更强的弹性、更大的空间。

（三）推动消费型文化适度转向生产型文化。消费型文化的特点是用完即扔，“到此为止”；而生产型文化的特点是先用后用，“承上启下”。这两种文化在城市规划、基层治理中广泛运用，比如是随地弃物还是垃圾分类、废物利用，既取决于使用者的环保观念（环保观念是系统观念之一，属于生产型文化），也取决于城市配套是否健全。高品质的市民文化将产、城、人当作循环有机系统，正是着眼于可持续的生产观念。有些租户退租后，房间脏乱不堪；而另一些租户则清扫干净，方便业主和新租户。前者“到此为止”，后者“承上启下”，二者经历的过程大体相同，而体现的文化差异显而易见。

（四）推动私享型文化适度转向共享型文化。私享型文化只为私人或少数人服务，以品质为吸引力；共享型文化为大众服务，以公共性为根本特征。受历史惯性影响，全国各地大量公共资源并不对公众开放，严重削弱了市民文化的物质基础。山东淄博错时开放政府大院供市民免费停车，就是对上述历史惯性的反向努力，赢得了普遍赞誉。同样，东莞市民文化的培育，也需要党政机关、公立学校、医院、科研院所探索社会化机制，适度、有序向公众开放公共资源，缓解市民社会的供需矛盾。培育市民文化，既需要市民观念的隐性土壤，也需要公共场馆、设施、管理制度等显性土壤，通过释放市民消费力，达到人与城市的深度融合。

“海纳百川 厚德务实”是东莞的城市精神，也是东莞市民文化的一部分。市民文化看似抽象，实则具体，它不过是人与自然、社会共同浇灌的、文明意义上的玉兰树和莞香花。我们所期待的东莞市民文化，可以用四句话概括：海纳百川，无碍千帆；平等理性，沟通为先。

（作者系东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东莞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东莞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