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的乡风文脉是否厚重，往往与当地是否崇文重教关系密切，尤其是在社会形态相对单一的过去，这种反映更为明显。尤其明清一代，东莞开始领潮岭南文风。是故，在《东莞县重建儒学记》碑文朱拓中，明代理学名臣丘濬就留有赞誉东莞之言：“岭南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

如果这只是一家之言，那么我们还可以从书院、学社、私塾等机构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管窥一豹。如清代，东莞建有各类传统学馆120多所，其中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就设传统学馆18所。民国时，东莞5所中学，200多所公私小学受明伦堂资助。这些数据在整个广东都算得上首屈一指。

其中，单东莞莞城旨亭街这条百米长巷，书香世家众多，书院、社学、私塾也众多。特别是清末民初，邓尔雅、梁启超、韩铭基、骆亨、骆根深、梁景新等文艺家、学人、教育家都曾在这里执教或讲学，许多寒门子弟因此得以接受教育，造就东莞近代学人辈出的现象。

此外，东莞素有雅集唱和之风，岭南画派亦在这里策源。比如南宋建立的“吟社”，明代组建的凤台诗社，清初张穆、屈大均等在东湖唱和，都在岭南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明代以来，东莞画坛继承宋元遗韵，师古但不拘泥于古，在岭南书画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明末清初东莞书画发展到一个高峰，有袁登道、王应华、张穆等岭南知名画家。

清中晚期，张敬修建可园，请花鸟名家居巢、居廉十来年，在此孕育了影响岭南画坛近百年的“居派”画风。其中，居廉晚期弟子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宗旨，开创岭南画派，东莞可园因此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的摇篮及岭南画派策源地。

东莞画人深受“居派”画风的影响，张嘉谟、张崇光两父子，蔡德馨、梁禧以及容庚堂叔容祖椿师从居廉，深得真传。其后则是从梁景新到邓白，再到谭铸尧、李汉仪等，可谓代有人才。我们仅从《“二居”画风传承录（东莞）》看，第一代代表有居廉、居巢，二代有蔡德馨、梁禧、容祖椿，三代有梁景新、容庚、容葵馨，四代有卢景光、邓白、杨丙垚，五代有谭铸尧，六代有李汉仪、何伯孙等，基本都是在学术或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同时也大多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基本都是一代名师，不仅对东莞文化艺术和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国家培育了大量文艺人才。

至今，东莞学人身上这种“教学相长”的优良传统依然赓续不断。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他在东莞中学执教四十余载，退休后仍在莞城图书馆讲授东莞文史二十三载，直到2019年7月因身体原因，以“告别诸君”为题，讲完最后一课，挥泪三尺讲台。

同时，他在教书之余则致力于搜集、整理、研究东莞文史和民间文化。他在国内外发表古典诗词辨析、历史考据及农史等论文百余篇。其一生不忘育人初心，孜孜不倦、刻苦严谨治学，用一生诠释师者、学人本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崇文重教，领潮岭南文风，这是一种优良传统，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值得我们赓续、传承下去。只有这样，东莞的文脉才能更加根深叶茂，东莞的文化事业才能持续欣欣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