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一轮区域发展当前正处在城市群与都市圈阶段，中心城市对周边区域从虹吸转向溢出。一方面，产业溢出带动人口溢出，加速人口跨区域高频流动；另一方面，区域中心城市高房价导致生活成本高，基于“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收益-成本”考虑，人口向外围低成本地区转移，中心-外围区域之间形成规模、高频的跨区域人口流动，并要求轨道通勤和跨区域的公共服务与其相适应。

受疫情和俄乌冲突影响，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严峻，稳增长任务艰巨。东莞需抓住低谷扩基建机遇，针对“拓空间”“提品质”战略目标，谋划下一轮发展。区域发展，应顺应区域一体化与都市圈发展的内在规律，重点推进临深区域与深圳一体发展。其一，改革开放40多年，港深是东莞最强大的外驱动力源，可预期未来相当长时间深圳都将是东莞发展的主要动力，临深区域与深圳产业深度合作、一体发展，未来仍将是东莞发展重点区域；其二，“双万时代”，东莞尤其是临深等先发区域，“拓空间”矛盾突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拓展新空间并改善生产环境；超千万人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解决好包括交通、教育、住房、医疗、生态环境等难题，更需提升城市品质、拓展新空间。目前，东莞存量土地资源七成以上属于集体性质，其中属于村组集体存量物业面积超亿平方米，村组物业楼龄大多超过15年，老旧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全市农民房占用了大量土地空间，但利用效率极低，需加速更新改造。尤其“工改工”，可向天空、地下要空间，提质扩容，有效缓解空间瓶颈制约；可“改笼换鸟”，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构筑优质空间承载战略新兴产业和都市型经济发展；更可带动新一轮投资建设，改善城市功能和人居环境、提升城乡综合品质，增强城市吸引力和凝聚力。

新一轮产业革命仍在蓄势，深圳先进制造向周边扩张集聚，东莞临深片区新兴产业平台呈加速发展态势。但不可否认：东莞临深片区区域城市化水平较低，对比深圳龙岗、光明，临深各镇产城发展、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水平均有不小的差距；区域内部增量空间逼近极限，存量空间中大量传统工业园区物业老化、结构功能不合理、空间利用率低、配套环境差，且受制于集体土地与租赁经济体制机制，产业“拓空间”进展迟缓，难以承载战略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的要求；各镇村“各自为政”、缺乏统筹规划与管理，尤其基于集体土地建设的大量商住空间难以适应新发展要求；片区位处深莞之间，但政府间仍缺乏有效合作机制，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快捷通勤体系和跨区域一体化公共服务远未形成。

为此，一要构建临深片区统筹管理机制，重点针对“各自为政”问题，同时也便于与深圳临莞龙岗、光明等区开展对等合作，加快筹建临深片区统筹管理协调机制。二要构建深莞一体合作机制，深莞合作主要涉及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合作。产业合作以市场为主，公共服务以政府为主。东莞需胸怀大局、着眼长远，积极主动与深圳对接，加快构建与深圳全面对接的体制机制。三要推进深莞跨区域公共服务合作。公共服务属地化管理模式，深受行政壁垒阻碍。有效解决公共服务短板，必须在更大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必须依靠城市间协力“破壁”。深圳对于开展跨区域公共服务合作有强烈意愿，借此解决深圳可持续发展难题。深莞跨区域公共服务合作，短期对深圳更有利，长期对东莞更有利，属于典型双赢。要借鉴国际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经验，顺应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内在规律，着力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深莞一体化快捷通勤交通体系，努力突破传统行政分割壁垒，推进产业、人口与公共服务协同合作发展。四要推进临深片区产城“拓空间”。目前，东莞推进“工改工”难点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多方尤其是村企利益平衡。“工改工”面临的诸多难题，解决之道不仅要靠政府和市场，更需要充分调动村集体和村民的积极性。需进一步借鉴顺德村改经验，创新构建利益平衡机制，加大力度处理历史遗留问题；适当调整更新方式，可拆建整治结合，重点对工业集聚区进行活化改造；创新更新政策机制，多措并举为“工改工”项目降成本、添动力；强化供需对接，支持引进具有产业导入、产业带动能力的专业开发运营主体参与；创新投融资方式，推动政银企多元化投入，提供资金保障；突出产村协同，改善产业配套和人居环境品质。五要以临深重点镇村试点推进城市化和集体经济市场化发展。为此，需深入研究深圳和珠海等地经验，加快推进新一轮集体经济和基层治理改革，支持城市更新和城市化发展。

（作者系东莞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深圳优筑产城发展研究有限公司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