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又是华南抗日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中西文化交融，莞人视野开阔，敢领时代之先，这里也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和传承不息的革命精神，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传唱不息，其中众多东莞巾帼故事更是为这片热土增添了动人的风采。

本报“旗峰雅韵”栏目之“追忆东莞巾帼”专题的上一期，我们将视角聚焦在“母亲”这个伟大的角色，通过莞版“孟母”邓琼宴、莞版“岳母”郑夫人、“革命母亲”李淑桓等典型母亲形象的挖掘，叙述这些东莞女性感人的故事。本期将围绕“贤妻”这个主题，通过建筑大师贝聿铭的贤内助卢爱玲、抗日名将叶挺生死与共的妻子李秀文、与青梅竹马的丈夫谢阳光携手干革命的女战士赵学等几个东莞女性的故事，一起感受她们坚毅的人格和感人的家国情怀。

卢爱玲： 建筑大师贝聿铭的贤内助

当我们说起世界建筑大师贝聿铭时，往往绕不开他的妻子卢爱玲——一名祖籍东莞虎门的大家闺秀，一名有着西方开明思想又兼具东方传统的现代女性，是她陪伴这位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筑造了一座又一座传奇。

1938年的暑假，对贝聿铭来说至关重要。当时他还只是一名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建筑专业的留学生，对未来颇为迷惘。但命运却让他意外认识并爱上了前来卫斯里学院求学的卢爱玲。经贝聿铭的猛烈攻势，二人确立了恋爱关系。但为了不影响两人学业，卢爱玲明确表示学业未完成前不结婚。或许正是在这段充满正能量恋爱的影响下，贝聿铭确立了人生志向，并毅然放弃了麻省理工学院，选择了进步、前卫教学风格的哈佛建筑学院。

1942年，两人走进了婚姻殿堂。婚后，为了支持贝聿铭的事业，两个人也一同进入哈佛继续攻读学业。卢爱玲甚至还报名参加哈佛研究生设计院的园林建筑项目。不久后，他们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为了更好地照顾家庭，卢爱玲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凭着敏锐的目光和对人物个性的精明判断，卢爱玲成了贝聿铭最亲密的顾问，最得力的助手，最难得的知己。除了为丈夫打点日常起居之外，她还常常通过只言片语让他找到设计灵感，在贝聿铭遭遇困难时，更是挺身而出，化身救火队长和项目攻关。

比如承接肯尼迪图书馆工程时，贝聿铭资历很浅，成功的可能性极低。是卢爱玲用行动打动了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帮助丈夫顺利接下工程。在做设计方案的十年间，各种嘲讽、意外，一次次打击着贝聿铭，尤其是找不到合适的修建地址问题，又是卢爱玲四处奔走，最终赢得美国政府的支持，才将图书馆的地址终于确定下来。16年后，肯尼迪图书馆建成，别致的造型，新颖的设计备受赞誉，被认为是美国建筑史上的杰作，贝聿铭也因此进入世界顶尖建筑设计师的行列中。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只要贝聿铭遇到麻烦，妻子都会站出来，为他排忧解难，为他挡去所有风雨，让他能够安心做自己的事。

对卢爱玲和贝聿铭来说，祖国一直是他们心中的牵挂。从他们三个孩子的名字（定中、建中、礼中）中，无不透露了他们希望国家早点独立，并有朝一日能够回国建设祖国的夙愿。只是当时国内战事不断，此后冷战的铁幕笼罩世界，东西阵营对立严重，让他们不得不留在美国。好在留美期间，在卢爱玲对家庭的精心照顾下，贝聿铭在建筑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建筑大师。

贝聿铭夫妇一直关心祖国形势，期待有朝一日能回去看看。1971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松动，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当得知这一消息后，贝聿铭非常激动，他在工作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碰到人都会大声地告诉他们：自己可以回家了。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签署，两国终于架起了友谊的桥梁。随后，美国建筑师协会受邀访问中国，但首批出访中国的建筑师名单中没有贝聿铭。还是卢爱玲拿着贝聿铭的作品名单和获奖证书四处游说才让丈夫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名单中。其间，她还独闯美国建筑公会，被恶犬咬坏了裙子。

1974年4月，贝聿铭携妻子卢爱玲跟随美国建筑师协会代表团一起前往中国访问。他们从香港过关时，心情是复杂的，原本的回家之旅，却变成了外籍游客的访问。但终于踏上故土了，始终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他们跟随代表团走访了11个城市，在广东，他们讲粤语，在陕西，他们还学着讲陕西方言，与故土同胞没有距离感。卢爱玲总是会用传统的中国方式和他们打招呼，尤其是看到抱着孩子的父母时，她还会和他们聊一聊家常。

在中国的短暂日子，成为贝聿铭和卢爱玲最美好的回忆。后来，贝聿铭为儿时生活过多年的苏州设计了苏州博物馆。那时贝聿铭已经90岁高龄了，依旧是卢爱玲陪着他走访数千里，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寻找素材和灵感。从青年时代的一见钟情，到白发苍苍时的相依相守，贝聿铭和卢爱玲的感情丝毫没有因为岁月流转而褪色，曾被欧洲媒体评为“最令人羡慕的世界十大名人神仙眷侣”。贝聿铭更是直言：“我这一生最骄傲的不是建筑，而是我的老婆。”

李秀文：名将叶挺生死与共的妻子

走进位于东莞市长安镇的叶挺、李秀文革命事迹陈列馆，你一定会被这对共赴国难、死生相伴的革命夫妻的故事感动。李秀文(1907-1946)，长安镇乌沙村人，曾就读于赫赫有名的省立执信女子中学，被誉为“执信女中校花”。其父李少村是一位进步、开明的成功富商。大革命时，曾掩护过周恩来和聂荣臻，为革命做过贡献。开明的家风、进步的成长环境，培养了李秀文理解革命的胸襟。《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书中《叶挺将军事略》一文这样描述李秀文：“端庄纯良，在家庭中对祖母和父母极为孝顺；对人谦虚和善，善慰人意，德貌兼优,性情娴熟，慈祥真诚，识者无不称誉。”

李秀文一家曾住在广州市昌兴街，与父亲同乡同族好友、时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宪兵部队司令的李章达是一街之隔的邻居。此时的叶挺是孙中山大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与李秀文一样都是李章达家的常客，一来二去便相识、相熟、相互爱慕。1926年2月，19岁的李秀文与大自己11岁的革命军人叶挺终于结成志同道合的革命佳偶。从此，这位富家千金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成为了传统的、标准的又富有革命精神的贤妻良母，与叶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默默支持着叶挺的革命事业。

1938年春，李秀文陪着叶挺前往皖南前线，孩子则留在澳门外婆家。此后她不断往返两地，不仅要照顾家庭，更重要的是要担负护送新四军补给物品的任务。其间，她不仅把自己的首饰都交给丈夫为新四军买武器，还从母亲那拿出几万元养老金加上向爱国同胞筹集的捐款，在广东、香港购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远镜以及其他医药品、补给物，押运往前线。

在皖南的三年抗日斗争中，李秀文也在军中度过了充满艰险、动荡的生活，并做好力所能及之事支持丈夫。叶挺的警卫员黄鸣在《跟随军长三年》的回忆录中描述道：李秀文每天和勤务兵一起打扫卫生、整理内务，教警卫员识字，关心官兵生活，尽量做力所能及之事，获得官兵的普遍爱戴。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34岁的李秀文痛哭失声，三天不能起床吃饭。此后不管是上饶、重庆、施恩、柳州、桂林，叶挺被辗转囚禁五年，李秀文先后千里迢迢探监三次。1942年下半年甚至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带着孩子一起陪丈夫“坐牢”，和丈夫生活在一起。其间在特务的紧密监视下，李秀文通过卖首饰、养猪羊、开荒种菜、摆地摊等方式度日。

1942年，被囚禁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叶挺写下著名诗作《囚歌》，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囚歌》是当年11月李秀文探监时冒着生命危险带出来的。其实，被囚之初，叶挺还写过一篇《囚语》，直到1996年4月9日，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囚语》里涉及一些关于李秀文的文字：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我幼年性格倔犟，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这段描述，足以体现李秀文对叶挺的了解之深，理解之切。

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营救，叶挺于1946年3月4日获释。4月8日，39岁的李秀文和叶挺带着两个孩子，乘飞机由重庆去延安。中途飞机失事了，机上人员全部蒙难，也定格了李秀文忠贞的一生。

作为叶挺的妻子，李秀文还长期担负哺养、教育几个孩子的重任，让丈夫能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革命工作。她以开明进步、自强不息的家风和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让留世的六个孩子都成为国家栋梁。其长子叶正大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航空专家，是我国飞机设计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次子叶正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三子叶华明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地空导弹专家；四子叶正光曾任六合联营集团董事长；幼子叶启光曾任叶氏环星集团董事长；次女叶剑眉曾任《深圳特区报》主编。

叶正明在追悼母亲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中写道：“在结婚的20多年当中，你不辞劳苦地抚养了9个孩子，第三个幼年时病死了，第五个和第九个与父母一同蒙难。你从没发过怨言，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母亲啊，你养育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很快地成长起来。母亲，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们会好好地遵照你的教导走向光明道路的。”廖承志夫人经普椿也在《怀念叶夫人》一文中提到：“她是和蔼、可亲、温婉而又刚强的一个好母亲。”

赵学：与丈夫谢阳光携手干革命

赵学(1917-1983），东莞莞城人，与谢阳光均生于1917年，他们是青梅竹马，更是革命夫妻。二人从小受谢阳光大哥谢晓东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在10岁那年从刚牺牲的谢晓东的遗物中找到了《共产党宣言》以及一本笔记本，便开始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从而萌发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决心继承大哥的事业，接过革命的火炬。1933年，同在广州读书的谢阳光因为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决定前往上海找共产党，赵学不仅没有反对，反而十分支持这个大胆决定。次年6月，赵学跟随谢阳光的脚步也毅然离开学校，只身到上海寻找党组织。二人于当年同时加入共青团，从此相辅相成、相生相伴，携手干革命。

在上海，他们默契配合，经历了两年地下工作的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35年底，二人受命回到家乡开辟新区，并于次年同时加入共产党。赵学先是在东坑开办平民妇女义务学校，开展妇女工作，入党后以丈夫在莞城开设的阳光书店为掩护，积极发展党员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她出售进步书刊，广泛联系青年、学生和群众，先后组织成立了“工人抗日救亡工作团”“妇女抗日救亡工作团”“青年抗日救亡工作团”等抗日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她还争取到国民党军队一五三师政训室的支持，开办了两期军训班，动员了100多名青年、学生参加军训。结业后，以这些学员为骨干，派他们到乡村训练壮丁、组织自卫队。这些学员后来都成了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的骨干。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赵学男扮女装与丈夫从东莞北上赴延安。抵达西安后，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报考八路军一一五师军政干校。但军政干校只录取了谢阳光一人，赵学被安排到民族学校。她不甘心，便找到当时的校长林彪要求留下。林彪看着赵学的模样，留着男子的发式，神态又那么坚决，就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赵学，介绍她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后简称“抗大”）学习。

后来，谢阳光也进入抗大学习，两人都在林彪的一一五学习军事，接受苏式情报和特工训练，擒拿格斗，短枪匕首都成了他们对敌斗争的利器。赵学无论是政治课还是军事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在实弹射击中，取得了特等射手的称号；在抗大未毕业时，就兼任了抗大妇女中队的中队长，后来更成了东江纵队能使双枪的女政工干部。

1938年底，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想调干部回广东工作，把谢阳光夫妇列为首选，但抗大不肯放赵学，后张文彬请示中央组织部批准，抗大才放人。随后二人便投入更艰巨的征途，到华南去开展抗日武装斗争。1940年11月，赵学调到宝安县，历任中共宝安县委妇女部长，龙华区、布吉区区委书记兼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民运队长，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四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当时宝安的情况异常复杂，游击队和地下党处在敌、伪、顽三面夹击之中，战斗频繁，处境艰险。赵学把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和部队公开的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发展党组织。除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外，还组织了姐妹会、自卫队等抗日群众组织，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游击队，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1941年夏秋之交，日军对宝安一带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有支一百来人的日伪军队将会经过宝安县。赵学得知后，立马组织了一批党员，带领自卫队配合游击队在游松岭伏击日军。透过望远镜，她发现这队日伪军的领头人竟是一名日本军官。她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指挥大家集中射击那名骑马的日军军官，一下子把敌军官和马射死，日军因此乱了阵脚，迅速撤退，我军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其丈夫也于1944年7月率铁东大队击毙了一名日本军官——日本陆军大佐（少将）安田利喜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阳光曾任中央军委情报总署翻译室主任、华南分局组织部处长、广州重型机器厂厂长、中南局科委工业局长、广东省机械厅副厅长等职。1982年1月14日在广州病逝。赵学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党校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第六中级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党委常委，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副校长，广东省体委副主任，省政协常委等职。1983年4月3日在广州病逝。纵观赵学一生，其生平轨迹与丈夫谢阳光极其相似又不断交合。二人相辅相成，成就相当，生死相随，为后世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革命爱情佳话。

参考资料：

《贝聿铭与卢爱玲 一生最骄傲的杰作是爱情》（水木君，《妇女》2020.04）；《卢爱玲： 与建筑大师结缘的大家闺秀》（李立，《东莞时报》2014.06.08）；《叶挺将军夫人李秀文的人生角色赏析》（张海燕，《时代人物》2019.04）；《叶挺与李秀文的患难夫妻情》（王卓雯，《人民文摘》2014.02）；《一对革命夫妻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片断》（谢志平，《广东党史》2007.03）；《奔向延安》（谢志平，东莞党史网，2009.02.20）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 张洪波 虞清萍

专题统筹：刘爱琳 龙小晖

本期撰文：沈汉炎

本期图片：东莞日报资料图 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