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峰雅韵|东莞学人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i东莞 2021-11-07 22:51:26

1925年, 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幕。百年以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历程,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那么,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于何时?可以说,具有近代意义的考古学理念是自19世纪晚期起零星地进入中国的,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形成整体性的学科规模。但中国传统学术的演变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立亦起到了重要作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传统金石学的成就与近代西方考古理论和方法一样,同样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重要学术来源(《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

1933年,李济为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作序时说:“严格的考古学在我国虽是很近的一种发展,旧学中却有它很厚的根基。要没有宋人收集古器物的那种殷勤,清代小学的研究,就不会有那种朴实的贡献。甲骨文的发现,始在清代古文字学隆兴之后,两相衔接,中国的一切旧学,因此就辟出来一个新的途径。由此而注意发掘及文字以外的考古资料,只是向前进一步的事,可谓一种应有的趋势,再加以自然科学的影响,现代化的考古学就应运而生了。”从李济先生的观点可知,传统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没有必然的割裂。1979年,夏鼐先生发表了《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认为中国近代考古学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中国传统金石学、古器物学的“批判地继承”,另一个来源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

这些观念大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传统金石学与近代考古学关系的基本看法。尽管裴文中、苏秉琦、安志敏、李学勤等学者不完全认同,但其观念与之相差并不太远。

任何一种学术的变迁,一方面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显示其发展的阶段性,另一个方面也会沿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而呈现出先后相接的连贯性。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对从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型的梳理过程中,学术成果众多。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一个地域的学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却成果甚少。

上世纪初,在“锹的考古学”大行其道时,1934年,一个由与考古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器物之学的学者群体组成的“考古学社”在北平成立。这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大的考古学学术团体。“其规模、延续性、社会能见度都远非其他考古学团体可比。”考古学社的灵魂人物是容庚,东莞的会员有容肇祖、容媛、郑师许、张荫麟等。就这样,中国近代考古学演进中,留下了东莞学人的印记。

容庚

 

(一)容庚与考古学社

1934年6月,以容庚为核心,徐中舒、董作宾、顾延龙、邵子风、商承祚、周一良、张荫麟、郑师许、孙海波、容肇祖等发起成立金石学会。9月2日在北平大美餐馆召开成立大会,出席的会员达35人,议定将金石学会更名为考古学社,推选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为执行委员。考古学社的绝大部分事务由容庚和刘节承担,以容庚在燕京大学的住宅燕东园24号和刘节所在的北平图书馆成为考古学社的两处联络地址。

容庚和他的学生〈中山大学时期)

 

以我国古器物学之研究、编辑及其重要材料之流通为主旨是考古学社的宗旨。考古学社坚持了三年多,连续出版了六期《考古社刊》和接近30种专辑及丛书,但对于创立之初提出的:现场调查各地发掘工程;建立学社的年度学术会议计划;联合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组织中国金石学展览等三项工作没有完成。学社期望成就新的学术风气,也可惜没有成功转型。

考古学社与传统的古物收藏和研究机构的关联超出了与新型的作为社会教育机制的博物馆的关联,而且与田野考古始终保持了一定的隔离。在时代的学术演进中,容庚、郑师许、容媛等东莞学人,为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做出了各自的努力。

(二)容庚与金石图录编纂

1929年前后,容庚连续编辑七种青铜器图录,一为清宫旧藏青铜器图录,一为私人收藏青铜器图录,一为海外收藏青铜器图录。清宫旧藏包括《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和《两清彝器拾遗》。前两种为容庚古器物学范式图录编辑体例的奠基之作,在中国金石研究上具有领风气之先的转向意义。编辑私人收藏图录主要包括庐江刘体智善斋收藏和容庚自藏。1935年秋天,容庚在数年前拍摄的善斋青铜器照片中挑选175器,编辑而成《善斋彝器图录》。1933年,编纂《颂斋吉金图录》,1936年编纂《颂斋吉金续录》,后列入考古学社专集第十四部。《海外吉金图录》是中国金石学人整理流散海外中国青铜器的最早尝试。

《宝蕴楼彝器图录》

 

容庚在其《武英殿彝器图录》的《自序》中说:“前代著书,重文字而忽视花纹,欲考图饰者恒无所取材之叹。故文字与花纹并列,为著录开其端。”以文字与花纹并列,在古器物研究上又提供一种新的途径,这是容庚新的探讨。从容庚上世纪30年代著述可知,虽然有以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青铜器的取向,但对于考古学社的古物学人群来说并无意于向田野考古学倾斜。

《颂斋吉金图录》
《颂斋吉金续录》

 

(三)郑师许与考古学写作

郑师许的考古研究集中在1928年至1936年的旅沪时期,其投身于考古研究主要是职业和学术交往之故,尤其在参与上海市博物馆筹办时,颇受胡肇椿先生之影响。

郑师许

 

郑师许先生以一己之力,整体性地倡导了一种既不同于田野考古学,又不同于考古学的古器物学的考古学类型。首先与胡肇椿先生合译了瑞典考古学家蒙特柳斯的名作《考古学研究法》,确立了中国考古学中追溯类型学的标准文体;其次,他是最早系统地介绍了海外考古学进展的著作者之一,如发表了《日本考古学界最近之概况》、《考古学论丛》、《考古学研究》、《印度考古发达史》等文章;再次,在上海市博物馆期间,他出版了多种博物馆收藏的著述,如《铜鼓考略》、《漆器考》等,是以创立一种不同于古器物学的以器物为中心,具有艺术史倾向的写作方式;最后,郑师许是同时代罕见地关注考古学普及等公共考古问题的考古学人之一。

《漆器考》

 

可见,郑师许在考古学上的研究主要包括海外考古学的借鉴、考古学范式下的器物研究和公共考古。他在上述每个方面都具有独特的贡献,因此构成了在梳理1949年之前的中国考古学遗产上不可回避的环节。

《铜鼓考略》
《铜鼓考略》

 

(四)容媛与金石和考古目录学编纂

容媛是容庚先生胞妹。1929年来北平,1931年9月至1941年12月,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秘书、《燕京学社》学术消息编辑。1943年7月至1946年5月,随燕京大学南迁,1946年6月后任《燕京学社》社秘书,1952年10月,院系调整之后,任北京大学讲师,在历史考古资料室工作。

容媛

 

容媛先生一生编纂两部目录书,一是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金石书录目》,一是《1900-1949年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金石书录目》先后共出两版,共收金石书目1215部,又校正55种,可谓古往今来金石书录之大成者。与历史上其他专录金石之书,如叶铭《金石书录目》,田士懿《金石名著汇目》、黄立猷《金石书录目》、林钧《石庐金书志》比较,容媛先生著作“分类谨严,搜罗完备”,集中体现了容媛在金石目录学的学术水平。卜宪群先生认为:“与以往金石目录学著作相比,具有明显从传统金石学向现代考古学过渡色彩。”

《金石书录目》

 

容媛先生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秘书期间,负责撰写《燕京学报》“国内消息”。多年来,共载国内学术界消息、书评149条,其中与金石有关143条。学术消息既有我国各地考古文博机构建立和活动情况,也有文物出土、文物流失的报告,还有记述悼念学术界知名人士文章。很多考古消息,像今日的考古发掘报告,发掘过程、结果、研究方法、结论,颇为详尽。这些实际上全面反映了当时历史、考古等人文科学各个方面,既交流了学术信息,又促进了学术研究,同时为后人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对考古学有完整的表述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留下许多可贵的研究成果。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却兴起较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考古工作不能很好地进行,当时只有十来位掌握考古发掘技术的专门人才,做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很少,掌握的科学资料也很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整个考古工作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古工作的队伍逐渐成长壮大,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注意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考古研究工作不断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不断深入,从而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不管是“金石考古”,还是“田野考古”,这些是学术界专业人士探讨的课题,不过对于一个地方来说,有几位乡贤能够在这个学科或者这个行当中留下痕迹,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应当致以崇高敬意。

容庚

容庚(1894-1983)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毕业。曾任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广东省政协常务委员,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广东省书法篆刻家协会主任。

容庚毕生从事古文字、青铜器及古书画的考订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上世纪30年代主编燕京大学《燕京学报》,发起成立考古学社,并主编《考古学刊》,40年代先后任北大教授和岭南大学教授,出版论著、图录27种,发表论文杂考近70篇,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其中,专著《金文编》是一部内容丰富、博采众长、体例严谨的商周金文字典,一再补修,已出四版;《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和《殷周青铜器通论》(合作,1958年)是我国青铜器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此三部书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和青铜器者不可或缺的典籍。此外,《金文续编》(1935年)、《秦汉金文录》(1931年)《宝蕴楼彝器图录》(1929年)《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颂斋吉金图录》(1933年)《颂斋吉金续录》(1938年)、《殷契ト辞》(1933年)《古石刻零拾》(1934年)《丛帖目》(1980年第1册,1981年第2册,1982年第3册,1987年第4册)等著作,对我国的金石考古、古文字和书画研究,都有着重要贡献。

郑师许

郑师许(1897-1953),广东东莞人。南京高等师范毕业。历任交通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勷勤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并兼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委员和艺术考古部主任、《广东年鉴》编纂委员会总编纂、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学艺社《复兴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曾与翟俊千等在上海创办建设大学,惜1932年毁于一·二八之役。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兼整理组组长、广州市临时参议会议员、《西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总编纂等。著有《中国文化史》、《古文字学概论》、《四部书斋文录》、《铜鼓考略》等。

容媛

容媛(1899-1996),广东东莞人。在容氏兄弟姐妹中,行八。自小受家庭影响,师从兄长,得治学门道,在金石考古方面着力甚多。1929年,任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中文秘书。1934年,加入容庚倡办的考古学社,成为第一期社员,并在《燕京学报》上撰写大量学术消息报道,编辑了金石书目。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讲师,在历史系考古资料室工作。容媛先生编纂了一系列金石、考古文献目录,成为中国女性考古学者的早期代表之一。

手铲下的考古,一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主流。容庚、郑师许、容媛三位东莞学人,在中国近代考古的发轫期以各自独特的治学特色,留下一系列著作,为中国早期考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纵观中国考古的百年,因发掘出仰韶、龙山、二里头、三星堆等文明遗址,点燃了中华文化的星汉灿烂。穿梭在这百年之间,甚至是更久之前,传统金石学、古器物学已有一代又一代的先贤在探索着,治学着,传承着。没有中国金石考古学所打下的坚实基础,就没有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是一段“层累地造”的学术史。所庆幸的是,东莞学人,从不曾缺席中华文化再现的每一个现场。

参考文献:

[1]徐坚 《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

[2]项隆元 《浙江学人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3]《国家人文历史》第279期 《历史再发现:中国考古百年》

[4]《东莞当代学人》

(本文作者为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炳球,相关图片均由其提供)

文字:李炳球 图片:李炳球 编辑:郭小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