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鉴藏家，一生致力于学术，尤精于金石之学，书画、碑帖均有涉猎，编撰专著30余种、论文90余篇，成就卓著，嘉惠学林，晚年将收藏的青铜器、书画、碑帖、文献等无私捐赠国家，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8月5日至11月5日，《千年一脉——莞城城建与人文发展史》在位于东莞中学北区的邓蓉镜、邓尔雅故居之中举办，该展览是“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中唯一一个以“地理”为核心，从人文地理和建城历史的角度，宏观讲述一代学术大家容庚的成长与莞城的地缘关系。

据悉，旨亭街容氏与南街邓氏皆为世代书香门第，且有姻亲关系，容庚、容肇祖在东莞中学读书时均曾寄居在邓蓉镜、邓尔雅故居，成长过程中深受外祖父邓蓉镜、四舅邓尔雅影响。该展览以邓蓉镜、邓尔雅故居为依托，展示容庚故里莞城千年文脉，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容庚出生、成长的环境，以及莞城的绵延文脉对容庚的滋养。

容庚曾寄居此地，受邓蓉镜邓尔雅教诲

邓蓉镜、邓尔雅故居为典型的东莞清末民居建筑，始建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坐北向南，三间两廊两进式布局，总面阔14米，总进深8米，硬山顶，人字山墙，船形屋脊，青砖墙体，麻石墙脚、门框。邓蓉镜外孙、著名国学大师容庚、容肇祖在东莞中学读书时均曾寄居于此，接受外祖父邓蓉镜，四舅邓尔雅的教诲。

邓蓉镜、邓尔雅为莞城南街邓氏。莞城南街邓氏之祖邓云霄为岭南著名诗人，明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是东莞历代诗人中存诗量（存诗2616首）最多的一位，著作有二十余种，所著《冷邸小言》，是东莞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诗论，富有学术价值。

其九世孙邓蓉镜，为清同治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后出任江西督粮道。晚年在广州任广雅书院山长，喜收藏书籍字画，著有《诵芬堂诗草》。旨亭街容氏以科甲起家，容庚高祖容廷华是清代贡生，祖父容鹤龄是同治二年进士，父亲容作恭是光绪二十三年拔贡。容庚祖父容鹤龄、外祖父邓蓉镜关系亲厚，常书画唱和，并结为儿女亲家。容邓两家都以诗礼传家，对容庚为人、处事与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外祖父邓蓉镜工诗善书，好鉴藏。作为鉴藏大家的容庚，其鉴藏主要受外祖父邓蓉镜的影响。容庚年少时曾看过所有外祖邓蓉镜留下来的名家书画。经过30多年积累，容庚写成《颂斋书画小记》《丛帖目》，其中《丛帖目》资料宏富，被称为集大成的帖学巨著。

值得一提的是，南街邓氏一脉擅治印，自邓云霄起，至容庚四舅邓尔雅，邓氏治印相传十一代。邓尔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容庚走上金石研究之路，主要受邓尔雅的启发引导，由印而字。邓尔雅集印、书、诗、画多种成就于一身，尤以刻印最精。容庚评价邓公印刻：“吾粤三百年来，无此作矣。”

邓尔雅教导容庚三兄弟习篆治印，要求必须钻研古文字，将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作为首选参考书，正是这本书让容庚产生“补辑之志”，最终成就一代古文字学家。在邓尔雅的引导和鼓励下，容庚东莞中学毕业后，潜心研究金文，摹写铜器铭文，写成四册《金文编》初稿。

1922年，只有中学学历的容庚北上求学，凭《金文编》稿本被破格录取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入读北大国学门后，容庚得王国维、沈兼士等名师指导，继续修订《金文编》，1925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印行出版。《金文编》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在体例和编纂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字典，是后世古文字学者必备工具书，它成就了容庚在金石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是故，容庚曾说：“没有四舅邓尔雅，便没有容庚。”

千年莞城，活态延续至今

走进邓蓉镜、邓尔雅故居，《千年一脉——莞城城建与人文发展史》专题展览就在眼前。所谓“千年”，是从时间维度讲述莞城历史。即唐至德二年（757），东莞县治迁至到涌（今莞城内）后，莞城一直作为县署所在地，城建历史长达1200余年。所谓“一脉”是指莞城历史文脉的延续，据悉，千年以降，莞城的整体格局、功能分区、人文风俗一脉相承，得到很好的保存和延续。

展览共分“千年城建话莞城”和“岭南人才最盛处”两部分，前者从宏观角度讲述莞城的建城史，后者侧重文脉，细说莞城的人文底蕴。关于莞城的城建历史，展览首先用一张清嘉庆年间的历史地图给予观众一个概括的空间地理概念，从图上可以看出，广州濒临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东莞位于广州之东，扼东江和广州水道出海口，一直承担着广州外港的作用。其中莞城、虎门、石龙都是明清时期的商贸重镇。

“千年城建话莞城”共分五个单元讲述，首先是通过“唐宋明清一脉相承”解读莞城的“前世今生”：唐至德二年，东莞县治迁至莞城内后，莞城一直作为县署所在地，城建历史长达千余年。从唐代的小土城到宋元时期的砖城，再到明代改建为石城，并设和阳、迎恩、崇德及镇海四门，清代又突破城墙的限制，发展为城内区和城外区，莞城在明清时期商贸繁荣，既是东莞的政治中心又是商贸重镇。从展览中的一张1945年莞城大西路骑楼街景照片，可见民国时期，莞城城外商贸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照片上商号林立，另外街道上的人是蹚水而行，也透露出大西路靠近水岸的位置特点以及水运与商贸发展的相互关系。

展览的第二单元讲述莞城的格局独特。莞城城内有道家山、钵盂山、壬峰，城内的到涌水通过护城河与阮涌、脉沥洲水，东莞南支流汇合，构成山水融城的格局。东莞古县城分“城内区”与“城外商贸区”两大部分，两者功能互补、密不可分。其中“城内区”为官署、军事、文教区，“城外商贸区主要为商贸聚集区，是东莞历史上海贸繁荣的见证。商业布局上沿袭与改良传统里坊制，形成开放式小街坊以及“长街短巷”式商埠，以满足发展商贸、运输货物以及居民生活的需要。

随后，展览从功能分区、建筑特色、存活态延续等角度解读千年莞城。从展览可见，旧时莞城功能分区非常清晰而且完善，城内保存大批传统建筑，并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就地取材，二是适应气候，三是中西合璧。其中颇具特色的骑楼街，主要集中于莞城大西路、中兴路一带，建于20世纪30年代。而莞城作为历史城区，虽经历漫长的演变，但山水环境要素和街巷的大小、布局保存良好，历代地图几乎可以叠加，人文传统也延续至今。此外莞城历史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现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和不可移动文物1处。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莞城的主要功能分区从明代一直延续发展至今，其中万寿路76号一带，从唐代至今一直是政府机构办公场所，而一些传统习俗和特色行业也仍在经营，形成“老莞城”的活态样本。

崇文重教，文脉始终繁盛

旧时莞城不仅是东莞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教育中心。层出不穷的人才和功名鼎盛的科举，使莞城涌现了许多名门望族和诗画学派。据悉，宋元以来，由于氏族南迁及经济发展，兴学重教之风越发浓厚。到清代，东莞建有各类传统学馆120多所，在容庚的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设传统学馆18所。而学馆众多，造就东莞明清时期科举兴盛。明清两代涌现了大批的东莞籍行政官员，仅以明代莞城籍或居住在莞城的人为例，任三品以上京官者13人，任四品以上地方官员者13人。据《东莞县重建儒学记》，理学名臣丘濬赞誉东莞之言：“岭南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

展览中有明代东莞学宫布局图。东莞学宫始建于宋代，科举废除以前一直是东莞全县的最高学府，为东莞培养了众多人才，明代岭南人在朝中任要职者以东莞籍人士为多。展览中还有明驸马都尉沐昕为南京礼部侍郎陈琏的藏书阁所题的牌匾。陈琏，曾任南京通政使掌国子监事，管理全国的教育，辞官返乡后建万卷堂。万卷堂位于莞城同德街，为四方求读学子免费提供图书和食宿，堪称东莞最早的图书馆之一。

该部分展览同样分单元展示，从风气、家学、流派等不同角度解读莞城何以能成为岭南人才最盛处。据悉，东莞崇文重教，不仅体现在教育设施的兴建，也重视师资力量。每年冬季，为提升士子的学业水平，东莞的社会贤达会聘有名望的学人前来讲学。康有为弟子梁启超也曾经到莞城讲学，展览中观众可以看到梁启超为东莞学子批改的作业。

明伦堂在东莞教育中举足轻重。清末民国的明伦堂是官绅约定而立的社会协调组织，非常重视培育学术的功能。明伦堂在鸦片战争时期，拥有六七万亩肥沃沙田，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资金保障。民国时，东莞5所中学、200多所公私小学受明伦堂资助，许多寒门子弟因此接受教育，造就东莞近代学人辈出。《容庚与东莞明伦堂纪事》表明了容庚家族与明伦堂的渊源。

在大兴教育、考取功名、继承家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一批名门望族，如亭头陈氏、县后李氏、南街翟氏、西门罗氏、南街邓氏，以及旨亭街的容氏、梁氏、骆氏和邓白家族等，为明清莞城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在名门望族和文人雅士的带领下，东莞雅集唱和之风盛行，莞城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诗画流派和杰出人物。

南宋建立的“吟社”，明代组建的凤台诗社，清初张穆、屈大均等在东湖唱和，都在岭南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东莞还堪称岭南画派之源。明代以来，受中原主流画风影响，东莞画坛继承宋元遗韵，师古但不拘泥于古，在岭南书画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明末清初东莞书画发展到一个高峰，有袁登道、王应华、张穆等岭南知名画家。袁登道擅山水，画作里的“米芾气韵”，有“粤东冠”之美誉；张穆马、鹰、兰、竹俱佳，尤擅画马，“马上功夫”了得，容庚曾积极收藏并研究张穆的作品；王应华兰、竹、木、石皆精，其书法更是被容庚赞为“足以称霸吾粤”。

清中晚期，张敬修建可园，邀居巢、居廉居此十来年，开创“居派花鸟画”，可园因此成为了岭南画派的重要起源地与岭南近代花鸟画的摇篮。其中张嘉谟、张崇光两父子，以及容庚堂叔容祖椿师从居廉，深得真传。此外，邓尔雅与女婿黄般若，同为“广东国画研究会”的创始人，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也加入了这个组织，在当时传统国学日渐衰微的形势下，致力于保存国粹、振兴国画。黄般若还被称为“海外中国水墨画的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