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庚与东莞”大型系列展览活动自8月5日开幕以来，深受青少年学生和广大市民的欢迎，在文博界、文化艺术界中引起巨大反响。中秋小长假即将来临，9月16日起，记者详细解读六个展览，方便大家更好解读学术大家容庚一生，品味容庚金石书画意趣，了解东莞文脉传承。

▲容庚与东莞展览展出容庚与东莞的关联

首先，让我们走进位于岭南美术馆的主题展“容庚与东莞”。展览分三部分从地缘、亲缘、业缘三个方面系统展示了东莞对容庚一生治学的影响，为市民解答三个问题：小城东莞为什么能够造就容庚？少年容庚为什么选择金石之学？容庚为什么能从中学生成长为学术大家？

据悉，容庚1894年出生于莞城旨亭街8巷，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和收藏家。一生治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894-1922年东莞启蒙阶段，这一时期容庚以金文为研究对象，历时6年完成《金文编》初稿，为日后学术事业奠定根基。二是1922-1946年北平问学、治学阶段，这是他治学高峰期，大部分学术著作在这一时期发表，包括代表作《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这两部著作至今都是古文字学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三是1946-1983年广州教学阶段，这一时期容庚先后任教岭南大学、中山大学，重点研究书画碑帖，完成著述《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晚年容庚将毕生珍藏的青铜器、书画、碑帖、古籍善本等悉数捐赠国家，泽被后世。

承乡风文脉，滋养文化底蕴

展览第一部分“地缘——承乡风文脉”。展厅部首选用莞城代表性建筑——广东四大名园之一可园作为展览设计元素，引领大家了解东莞文脉对容庚一生治学的影响。从展览中的明清莞城学馆分布图可以窥见东莞崇文重教之风盛况。据悉，宋元以来，由于氏族南迁及经济发展，兴学重教之风越发浓厚。到清代，东莞建有各类传统学馆120多所，在容庚的出生地莞城，不足1.5平方公里内设传统学馆18所。

学馆众多，造就东莞明清时期科举兴盛。展览中的《东莞县重建儒学记》碑文朱拓中，有理学名臣丘濬赞誉东莞之言：“岭南人才最盛之处，前代首称曲江，在今世则皆以为无逾东莞者”。现立于中山大学南校区的明代进士牌坊，上面表彰的七名粤籍进士，有两名是东莞人。

到近代，东莞的教育事业由东莞明伦堂支持。明伦堂原本指学宫里讲学用的正殿，因为代理学宫公产，到晚清时，发展成为有田产、有武装，由地方士绅运作的特殊机构。民国时，东莞5所中学，200多所公私小学受明伦堂资助，许多寒门子弟因此接受教育，造就东莞近代学人辈出。展览中有一表格列举了曾受明伦堂资助的莞籍著名学人。而《容庚与东莞明伦堂纪事》，则梳理了容庚家族与明伦堂的渊源。

东莞有雅集唱和之风。南宋建立的“吟社”，明代组建的凤台诗社，清初张穆、屈大均等在东湖唱和，都在岭南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东莞还堪称岭南画派之源。明代以来，受中原主流画风影响，东莞画坛继承宋元遗韵，师古但不拘泥于古，在岭南书画史上占有独特地位。明末清初东莞书画发展到一个高峰，有袁登道、王应华、张穆等岭南知名画家。观众可以从展览中容庚收藏的袁登道所绘《笔底烟霞画卷》感受誉为“粤东冠”的袁登道画作里的“米芾气韵”；从容庚收藏的《张穆设色八骏图》感受画马名家张穆“马上功夫”，容庚曾积极收藏并研究张穆的作品，该作品中还有邓实、邓尔雅的题跋；也可以看看书法被容庚赞为“足以称霸吾粤”的王应华书法气韵。

清中晚期，张敬修建可园，请花鸟名家居巢、居廉十来年，在此孕育了影响岭南画坛近百年的“居派”画风。客居可园的“二居”突破当时流行的文人花鸟画程式，采用没骨花卉画法，并创造性地发扬撞水、撞粉之法，在近代岭南画坛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居巢作品大多写实，花鸟草虫自然逼真，形神兼备。居廉善用撞水、撞粉之法，常以岭南风物入画，设色妍丽，笔致严整。东莞画人深受“居派”画风的影响，张嘉谟、张崇光两父子，以及容庚堂叔容祖椿师从居廉，深得真传。居廉晚期弟子高剑父、陈树人、高奇峰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宗旨，开创岭南画派，东莞可园因此成为岭南近代花鸟画的摇篮及岭南画派策源地。

以家学为基，奠定学术事业根基

参观的第二部分为“亲缘——以家学为基”，展览部首牌上的建筑是容庚故居，悬挂的“容庚故居纪念馆”门匾是启功题写。青少年时期的容庚便是在这里开始金文研究之路。

展览中，根据容庚整理编写的《容氏家乘》，可以看见广东容氏的家族谱系。旨亭街容氏以科甲起家，容庚高祖容廷华是清代贡生，祖父容鹤龄是同治二年进士，父亲容作恭是光绪二十三年拔贡。南街邓氏则世代书香。容庚祖父容鹤龄、外祖父邓蓉镜关系亲厚，常书画唱和，并结为儿女亲家。到容庚一代，兄弟姐妹七人中有四人驰名学术界。展览中的“南街邓氏一脉擅治印”这份以印章构成的家族示意图，反映了邓氏家族治印的传承。自邓云霄起，至容庚四舅邓尔雅，邓氏治印相传十一代。邓尔雅曾说：“我家篆刻寻常事，不断相传有印人。”容邓两家都以诗礼传家，对容庚为人、处事与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中，由于父亲早逝，母亲邓琼宴的教诲至关重要。容母曾效仿“孟母三迁”，带容氏兄弟随邓尔雅辗转广州、东莞两地陪读，为子女提供良好的读书环境。容庚在《颂斋吉金图录》序中回忆，少年时曾有段时间好赌，还“间复吸鸦片，饮酒为乐”。容母知道后严加斥责，容庚因而痛改前非，他表示“余之不终于堕落者，母之教也。”

作为收藏家的容庚，鉴藏主要受外祖父邓蓉镜的影响。书画方面，青年时容庚跟随堂叔容祖椿学书画，其学画重视临摹，展览中就有不少容庚临摹戴进、唐寅等名家作品，以及容祖椿与高剑父、陈树人合作作品。据悉，邓蓉镜工诗善书，好鉴藏。容庚年少时曾看过所有外祖邓蓉镜留下来的名家书画。经过30多年积累，容庚写成《颂斋书画小记》《丛帖目》，其中《丛帖目》资料宏富，被称为集大成的帖学巨著。容祖椿师从居廉，与高剑父、陈树人是同门。1937年，容祖椿为容庚创作一百五十余幅《自庵花卉扇册》，是他晚年最用心的作品。容庚非常喜爱，亲自书写画目、题跋以及《容祖椿小传》，并广邀画界友人赏鉴，得书法家罗惇㬊（huǎn）题引首，篆刻家寿石工，画家徐熹、邱石冥，书法家商衍鎏、启功等众多名家题诗、跋。

容庚走上金石研究之路，主要受邓尔雅的启发引导，由印而字。该展览部分还有兄弟三人青年时期照片和篆刻作品，邓尔雅的篆刻、绘画作品。容庚曾说“没有四舅邓尔雅，便没有容庚”。邓尔雅集印、书、诗、画多种成就于一身。邓尔雅篆刻治印学清代著名篆刻家邓石如、黄士陵，深受黟山派影响。他的书法厚实沉着、秀逸高雅，这是邓尔雅的个体书法。邓尔雅的诗也为人称道，1960年，容庚影印《绿绮园诗集》一册，收邓尔雅诗530首。邓尔雅还擅画。李健儿在《广东现代画人传》评价：“尔雅绘画，下笔超脱……然画名为书名印名所掩。”

邓尔雅教导容庚三兄弟习篆治印，要求必须钻研古文字，将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作为首选参考书，正是这本书让容庚产生“补辑之志”，最终成就一代古文字学家。在邓尔雅的引导和鼓励下，容庚从东莞中学毕业后，潜心研究金文，摹写铜器铭文，写成四册《金文编》初稿。这是中国首部金文字典的雏形，主要收录了商周及秦汉的金文，并突破性的收录图画文字，对研究古文字演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容庚之所以立志编纂《金文编》，一是受邓尔雅影响，认为是治印需要；二是弥补工具书不足，产生“补辑之志”；三是邓尔雅藏金石书籍较多，容易搜集资料。

借乡谊精进，终成一代学术大家

1922年7月，容庚携带四册《金文编》初稿北上求学，此后留京治学二十多年，广结业缘，促成学术精进，由中学生成长为学术大家。展览的第三部分为“业缘——借乡谊精进”，首先展示的是一张以乡情为纽带形成的容庚师友圈结构图。展览策展方参阅《容庚北平日记》《顾颉刚日记》等众多文史资料，选取容庚以乡情为直接或间接纽带的交游对象，整理并制作这份容庚师友圈，旨在立体展示容庚形象，呈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群像，进而展现容庚从中学生成长为学术大家的治学历程。

此外，该部分展览还以图文资料的形式展示了容庚的师友圈及其容庚与他们交往的故事。比如，观众可以从1929年秋容庚与中央史语所同仁在北海静心斋留影中，看见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教育家、史学家傅斯年、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等。

容庚能够以中学生身份破格入读北大国学门研究生，与两个人、两封信密切相关。1922年7月容庚持邓尔雅友人的引荐信前往天津拜访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得到赏识，转而被引荐至北大国学门马衡，被引荐至马衡时，又因乡友黄节的信得以会见，终于凭《金文编》初稿被破格录取为北大国学门研究生，进而得王国维、沈兼士等名师指导。

罗振玉是中国甲骨学的奠基人，与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并称为“甲骨四堂”。罗振玉不仅提供自藏的金石书籍和拓片供容庚研究，还资助他印行出版第一版《金文编》，署“贻安堂印行”。这是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发行的金文字典，一经出版便成为古文字学者必备的案头书。“贻安堂”版《金文编》上有罗、马、王、沈及自序6篇序言，是序言最多的一版，完整呈现了《金文编》深厚的学术渊源。而马衡曾因促进中国考古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被称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容庚入读北大国学门期间，作为导师，马衡引导容庚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对容庚编撰《金文编》尤其考辨商周彝器有很大助益。

容庚与国学大师王国维亦师亦友，往来频繁。容庚早年编撰《金文编》初稿时，曾以王国维《国朝金文著录表》为依据。入京后编撰《金文编》，也得到王国维悉心指导并作序。王国维曾在商承祚的《殷商文字类编·序》中评价容庚、唐兰、商承祚、柯昌济是“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学者”，这是学术界“古文字四少年”的由来。

《金文编》出版后，容庚研究领域逐渐由古文字学扩展至古器物学，这主要因为他参与故宫博物院古物整理和鉴定。1926年12月，容庚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最年轻的古铜器鉴定委员。此后他先后出版《武英殿彝器图录》《宝蕴楼彝器图录》等多部著作，并最终促成出版《商周彝器通考》，这部著作被称为“对中国青铜器作系统理论阐发和科学分类的集大成之作”。

容庚初到北京时，入住上斜街东莞新馆。留京治学二十余年，东莞会馆是他会见亲友、交流学术、弘扬乡邦文化的重要场所。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容庚移居上斜街东莞新馆四年多，这成为他艰难时期安身立命的庇护所。由于频繁出入东莞会馆，容庚与会馆管理者伦明、张伯桢、张次溪等莞籍学人成为知交好友。他们相互引荐，形成一个粤地、莞籍学者为主的学术交流圈。展览中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容庚与他们相识相知以及学术往来的情况。

可以说，留京期间，容庚结会馆之谊，与陈垣、梁启超、伦明、张伯桢、叶恭绰、黄节等乡友往来频繁；又以金石结缘，与商承祚、顾颉刚、张荫麟、唐兰、郭沫若等好友交流切磋；并以鉴藏、书画等会友，与刘体智、启功、黄宾虹、黄般若等好友鉴古赏画，从而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书画等领域逐步走上治学高峰，成就学术大家。容庚在京治学二十余年，学术精进，不仅源于名师指点，还源于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知交益友，他们切磋转宜，互相成就。

展览最后有影片《追望容庚》，重点播放专家教授对容庚藏品和作品的深入解读；以年表的形式呈现容庚与东莞相关联的事件，反映容庚的桑梓情怀，以及东莞为弘扬容庚精神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呼应“容庚与东莞”展览主题；以及容庚生前手写的《自传》。这份《自传》发表在1994年9月《名家翰墨咨询》第二期。文中最后，容庚幽默地提前写了生卒年，卒年落为“一九七X，年七十”，实际上容庚1983年3月去世，寿年近九十，可见容庚豁达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