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将至，又到开学季，莘莘学子即将返回校园，开启新的学期。今年5月，“旗峰雅韵”先后推出了3期关于东莞古代科举名人（忠义英雄篇、硕学鸿儒篇）、科举文化（书院篇）的专题，社会各界反响热烈。适逢开学季，私塾篇又来了。

东莞为何科举兴盛、人才辈出，甚至赢得“岭南人才最盛之处”的美誉？关键在于有着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而私塾作为私学的一种，中国古代私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是古代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共同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作育人材，促进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篇将从私塾（包括教馆、家塾、义塾、乡塾、书房、书屋等非官办的民间学塾）的角度，为大家了解古代东莞的兴学重教之风、教育体系、科举教育与宗族制度的关系等打开一扇窗口。

私学日盛，作育人材

科举制度萌发于南北朝时期，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延续下去。隋文帝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之后的唐朝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宋朝更趋完备，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让部分社会中下层有才识的读书人有机会进入到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即大家所津津乐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隋唐时期，随着科举制度在岭南地区的推行，唐朝“南选”制度的创立，东莞科举开始发力。

受宋代理学的影响，宋元时期东莞的学校、教育进一步发展，从而提升了整个地区的教化。除了官办的学宫（地方最高学府）和书院之外，东莞的文人、隐士（以李用、李春叟、翟杰、翟龛等为代表）也致力于教育事业，私学日渐兴盛。

元代，统治者在农村大力推行乡学。乡学是在宋代原偶有乡校的基础上加以普遍发展的，基本上是农隙就读的季节性蒙学，但常年教学的“长学”允许由各地自定。元初大力推行的这种乡学，是农村初级教育。在广东，东莞县的民间教育较为普及，已达到“田夫野老，亦曾读数；樵童牧儿，多解识字”的效果。

明代东莞经济繁荣，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书院、社学、私塾林立，形成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科举发达，人才辈出，涌现一批在岭南甚至全国都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如陈琏、罗亨信、袁崇焕、陈建、张家玉等，成就“岭南人才最盛之处”的美誉。明代东莞崇文重教之风不仅体现在官学的发展上，民间学风亦十分兴盛，“俗尚诗书，文风日畅。”

经过历代的氏族南迁，明代东莞已形成不少大的家族，如圆头山何氏、白马李氏、板石梁氏、塘尾李氏、潢涌黎氏等，不少莞邑大族和缙绅富实之家，多于家中自设塾馆、书室，或于祠堂附近建学塾，延师教育家族子弟。其中，石排塘尾李氏于万历年间建有李凤池书房，与民居相连，供家中子弟读书，学风兴盛，世代相传，至清代李氏各房建有卓卿家塾、宝卿家塾、乐平书房等诸多书室、家塾，成为崇文兴教的地方大族。明代“家塾”虽以训诲自家子弟为主旨，但有时亦吸收亲眷戚友子弟共学，称之为“附学”，这在明代社会中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

私塾也是清代东莞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官办教育的补充，承担了学童的启蒙教育，为官学输送大量学子，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清代东莞的许多家族将教育视为“保家荣族”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积极兴办“家塾”“族学”以培养教育家族子弟，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族产。东莞现存大量的清代民间学塾建筑，包括凤岗纂香书室、常平浣薇书屋、万江拔萃家塾等，这些民间学塾的开办，充分体现了清代东莞民间教育的普及和兴盛。

幼承庭训，耕读传家

在古代，宗族制度对东莞科举的影响十分深刻。随着东莞经济的不断发展繁荣，壮大起来的家族积极培养族众读书以博取功名，各类私塾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乡里，许多书香世家应运而生。为丕振家声，光宗耀祖，各宗族通过制定祖训、家规、在祠堂设置读书室等方式让族众接受严格的教育，以儒家经典和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和引导，以家族名贤为榜样，恪守耕读传家。

据《大汾何氏萃涣堂族谱》记载：“礼义廉耻谓之四维，孝悌姻睦任恤谓之六行，是则此数者实为生民之大防检身之大法也。保而存之则希圣希贤，丧而失之则为禽为兽，岂不重哉。今重修家乘（家谱），特取先代祖训与所述先哲格言恪书于普牒之首，窃仿千秋之金鉴以为历世之典型焉集祖训格言。”

同时，《大汾何氏萃涣堂族谱》还有劝学的内容，“贤才出，国将泰；子孙才，族将大。为父祖，当教诲。教以学，知涯际；教以律，明利害；教以礼，顾名分；教以仁，广恩爱。若不教，无拘碍；事樗蒲（赌博），家资坏。乐贪淫，彝伦败；好游荡，产业堕。为盗贼，身手碎；失义方，贻后悔；家法亡，何足怪。”

在对家族子弟的教育方面，大汾何氏不仅花重金聘请名师为族中子弟上课，而且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制度，以激励家族子弟勤学上进，“延师设帐教育英才最为急务，每年大宗拟出修金，延请名师在祠设帐，俾族中生监暨俊秀之成文者，俱得执经受业，籍其陶成。每月会课，严加笔削，揭其名于祠中，第一名以至第五名俱赏纸笔，随其高下而轻重之则，获赏者益加勉力，而列其下者亦自惭赧愤励而企其月异日新，此激劝之法也。”

对此，《江边黄氏族谱序》中亦有记载:“为黄氏之子孙，可不知所务乎，必观斯谱。知前人积德之厚，思有以培之；流光之远，思有礼缉之；家法之良，思有以守之。族蕃世远，必须昭穆有序，庆吊有礼。无援声势，无弃微寒，俾近而合也。”意思是作为黄氏的子孙，必须知道自己的本分，要向先人学习，要遵守家法，亲族和睦。牛过蓢《麦氏族谱》中也记载了《朱夫子家训》：“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类似的家族教育自小便在族中子弟心中埋下了立志求取功名的种子，为他们日后进一步学习乃至考取功名打下良好基础。

各大家族为何如此重视教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一书对此有着清晰的阐释：“科举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获得士的身份的门径，又是对士的身份的最大威胁。士的家庭要维持士的地位，至少要保证每两代必有人科举及第。”正因如此，各大家族全都竭尽全力培养自家的读书人，以求“保家荣族”。

助学兴教，奖掖英才

在封建时代，遍布城乡的祠堂既是宗族举行仪礼的场所，也是地方教化的中心。祠堂记载着宗族的兴盛与繁荣，教化并引导一代又一代宗族子弟，是古代东莞家族文化教育兴盛的重要见证。关于东莞民间学塾的资料方志记载虽不多，但从当前留存的古建遗存及宗祠里的碑刻记载中，仍可窥见一二。

民间学塾教育的发展，与官学相辅相成，大大促进了明代东莞社会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为莞邑望族，中堂潢涌黎氏自宋代已建祠堂，“又建义塾于祠西，延师教其族之子弟。宋之季世（末叶），皆毁于兵。元至元癸巳，举族同力兴复如故。至正乙未，复罹兵毁，靡有孑遗”（《潢涌黎氏祠堂碑记》，位于潢涌黎氏大宗祠），明洪武三年(1370年)，黎氏再复义塾，重辟祭田，修建祠堂。自元至明洪武百年间，“黎氏之族，以儒起家至教官者若干人，至宰邑者若干人”“典校官、宰州县、登台阁者，代不乏人”。自宋至明洪武200余年间，黎氏祠堂义塾“再毁再复”，非世德之积能若是乎？非仁孝诚敬，教之有素，能若是乎？”，由此可见传统宗族观念的强烈及对家族教育的重视。

不少有财力的家族对族中子弟的学业给予资助，对科举中式给予奖励。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所立的《陈氏宗祠祀田记》碑（位于石碣镇水南村陈氏宗祠）中就记载了当时水南陈氏对族中子弟助学及奖励的族规:“县试银三钱，府试银七钱，会试银一两。庠生岁考银一两，科考银一两，生监科举银二两。新进及接监贡花红银三两，乡科花红银十两，进士花红银二十两(以上文武一体)，副岁拔贡花红银五两。”

清代，东莞各村或各家族在建学塾助学兴教之余，同样以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当地或本族子弟读书。在现存的东莞碑刻遗存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盖朝廷设科以拔贤才，乡党立社以奖佳士。瑰奇卓荦之英，未遽蔚为华国。预必磨砺，以须诱掖奖劝，方得成材者也。”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所立的《兴贤文社碑》（位于凤岗镇黄洞村迴龙庵），记载了凤岗黄洞村成立兴贤文社，每年农历五月初十“考核真才，品评甲乙”，奖励优胜者，鼓励学子上进，“高列三名者，明年继兴会首，而孙山外者，益勤砥砺奋兴，从此邃养丁年，尽成绣口锦心”，其目的非常明确，“云程自迩，丹桂可攀”，即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

此外，黄洞村人还集资兴建庆茹书室，为赴穗应试学子提供居所。据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所立的《建立庆茹书室碑记》载，“盖闻庠序（学校）为养育人才之地，试馆乃利见遊（同“游”）息之区。我辈自开籍以来，试途亨通，人文已蒸蒸日上，但舍馆未定，行李难安。幸我同人倡义捐题，共襄美举”，于是置试馆于羊城之秉政街，名曰“庆茹书室”，取拔茅连茹（比喻互相推荐）之意，“将见赴试者有游息之乐，遂利见之心。庶几人文蔚起，科甲联登，仕路宏开，经纶大振，均于此馆焉基之。后之莅斯馆者，宜何如鼓舞踊跃，奋志青云而无负建立之意也哉。”

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所立的《惇叙堂课文碑记》（位于石排镇埔心村王氏宗祠）亦记载了石排云冈王氏集资，订立章程，每月举行现场作文比赛，对优胜者予以重金激励的史实，“每月一课于祠中厅，清晨奔赴，橐笔而耕，阄题一纸，日昃文成。毋焚膏续写，毋越宿求精。毋搜寻旧本，毋借助友生……甲之乙之，润笔毋轻。俾我寒族，大振家声。于焉操觚（写作）之士，奋袂而起。请蠲资财，各效臂指。筹兹公费，备时驱使……择其能者，俾善盖藏。广其生息，大其橐囊……诱掖英才，丰其馆谷。将来文运，中都不如。芥拾青紫，带耀绯鱼。”

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所立的《横塘乡课助金题名碑记》（位于寮步镇横坑社区钟氏宗祠），则记载了横塘乡建立教育基金，以其息助学的情况，“吾族之有课亦非一日，但一年数举或数年一举，于不疏不数之道仍未得也。兹伯叔兄弟策图人远，欲捐金出息以为作课之资，商诸宗人，咸称尽善。遂自各祖以迄尊卑长幼，莫不乐于赞勷，所得本金贰百余两，据其息每岁可以四举……”，于是制定章程“以为法守”，“嗣是以文相会，砥砺共成华国之才。”

明清时期，东莞民间的兴学助学之风可见一斑。为激励族中子弟勤学上进、立志功名，各宗族通过建学塾、奖英才、办比赛、置试馆、设基金等多种方式“诱掖奖劝”，可谓苦心孤诣。

诲人不倦，造福乡梓

教育兴、学风浓，必定人才盛。有赖于宗族的给力支持与先贤的榜样作用，不少寒窗苦读的学子在科举考试中蟾官折桂，光宗耀祖，而他们也同样激励着后辈，使得宗族的荣耀与诗礼教化得以代代相传，由此便产生了许多累世科第的科举望族，如南城李氏、王氏、张氏，企石江边黄氏，东城樟村卢氏、梨川祁氏、温塘袁氏，虎门北栅陈氏，茶山淳家坊钟氏等，这些科举望族的出现与宗族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宗族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家族子弟礼教上的约束与引导让许多子弟走进学堂，走上科考之路，而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之后有的返乡讲学授徒，推行教化，并劝诫子弟读书，从而形成了家族壮大和地方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宋代理学兴起，书院、私学昌盛，东莞也涌现一批较有影响力的理学家，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李用、李春叟父子，两人不仅在理学方面颇有建树，而且致力于教书育人，影响广泛。

李用，字叔大，号竹隐，人称“竹隐”先生。其早年刻苦求学，一心用于考取功名上，但自从读了理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著作后，便毅然放弃科举，潜心于理学，闭门研究近30年，“非亲友婚祭不出门”，深得理学精髓。后开堂讲学，门徒众多，“士之从学者，馆无虚日。”因其德才过人，朝廷多次请其出仕为官，但都被拒绝，宋理宗敬其清高，手书“竹隐精舍”匾额赐赠，李用便以此匾为名建屋隐居在东莞。南宋咸淳年间，提刑官刘叔子请人给李用绘像，挂于县学中。宋亡后，李用立誓“生不食元粟、死不葬元土”，其“安贫乐道，无求于世。其诲生徒，貌肃色和，亹亹有序，人乐从之，故多造就”。

李用之子李春叟，字子先，号梅外，南城白马人。其传承家学，在理学方面有很高成就。先授惠州司户，后授肇庆府司理，迁德庆教授。秩满归家后，居家设帐，广收学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李春叟讲究教育方法，诱导、奖励和劝勉并举入微，因而其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才迭出，岭海名士很多都出自其门下，如岭南名儒陈庚等。朝廷敬仰其名声，授以军器大监的职位，李春叟力辞不就，后特赐其“梅外处士”的称号，以嘉奖其德行。

东莞望族翟氏亦曾为推动东莞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翟杰，字高则，号朴庵，莞城南街人。少年负才名，并笃行孝友，登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进士。因双亲年老，辞官居家，潜心研究理学。父亲去世后，出任化州司户，数年而称治。后致仕归，本着“吾为先达，当启后人；吾为先知，宜觉后进”的宗旨，建桂华书院，集四方英杰，相与讲学，研究经书，东莞学者闻风而至者颇众。其博学而不自满，故备受人们尊崇。《粤东名儒言行录》有言：“宋以来彬彬蔚起，跨越前代而岿然杰出，学正行纯，当以朴庵翟先生为最。”

翟龛，宋末任东莞县主簿，在元军南侵时，毁家纾难，以家财充义军军饷。南宋亡前，与祖父翟侃于住宅旁建聚秀楼，藏书万轴且免费对外开放，对远道而来的家贫读者“瞻其资斧（路费）”。宋亡以后，翟龛数次拒绝元朝廷征召，不仕新朝，之后把聚秀楼扩建为聚秀书院，诲人不倦，造福乡梓。

年龄高达81岁的东莞先贤、明代重臣罗亨信亦曾在莞城兴书办学。据《罗亨信评传》（邱立诚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载，明天顺元年（1457年），罗亨信建书斋于居所之后，又聘老师教授子孙及族人邻里之弟子。罗亨信墓出土的墓志铭石碑对此亦有记载：“公至乡里，始营居室，修祠堂治先垅，建义斋以训子孙及姻戚子弟，怡然自乐也。”

结语：

在官学之外，遍布乡村的私塾、义学等私学，肩负起民间教育启蒙的重任，与官学相辅相成，不仅为官学培养输送大量学子，促进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也辅助性地参与缔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这其中，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各大宗族的重视支持，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深远。

主要参考资料：

1.《东莞古代史》，谌小灵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2.《东莞明代科举文化》，李宁利、彭劲松著，文物出版社，2018；

3.《东莞历代碑刻选集》，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东莞历史名人》，东莞市博物馆、暨南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张洪波何杰

专题统筹：刘爱琳龙小晖

本期撰文：赵水平

本期图片：程永强郑家雄

本期编辑：陈秋宇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