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是东莞的立市之本，科创是东莞的强市之要。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研究部署我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作，明确提出牢牢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统筹推动支柱产业做大做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和未来产业加速成势，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8+8+4”现代化产业体系，抓实25条重点产业赛道建设。在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上，东莞进一步锚定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3.5万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8%的目标。

目标已经明确，关键在路径。先进制造业的“硬”，离不开科创投融的“活”。金融资本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绕不开的“血脉”，它既为技术定价，也为人才定价，更为产业链位置定价。对东莞而言，能否把雄厚的制造底盘转化为创新策源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构建起与先进制造长周期、高风险特征相匹配的科创投融生态。

一、先进制造的新坐标：竞争已从“产能”转向“生态”

2025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7万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占比跃升至43%。今年1—8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其中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和8.5%；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5.6%、41.4%。东莞生产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智能手机、四分之一的动漫衍生品，承载全国85%的潮玩产能和约十分之一的AI服务器产能，并成功获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

结构之变同样清晰。“8+8+4”现代化产业体系覆盖超80%的工业行业大类，25条重点产业赛道把战略方向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切口。以算力赛道为例，其下又分出整机制造、芯片设计封测、液冷散热、高端PCB、高速互连、AI服务器电源、高频高精度器件七条细分赛道——从整机组装到高频器件，越往上游走，技术壁垒越高、回报周期越长、越依赖早期资本。

由此带来一个判断上的转变：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已从“谁能把产能做大”，转向“谁能把生态做厚”。产能可以靠土地、靠订单快速形成，生态只能靠长期投入慢慢长出。而生态诸要素中，资本是生态诸要素中‌最活跃、对其他要素流动引领性最强‌的要素。抓住了资本，就抓住了技术、项目和人才的“牛鼻子”。

二、科创投融协同，是先进制造的“血脉”而非“配角”

过去谈科创投融，多把它当作产业政策的配套环节。从先进制造运行逻辑看，科创投融协同至少承担三重功能。

其一，为长周期技术提供“耐心”。先进制造的技术攻关，从原理验证到量产爬坡往往需要8至10年，而国内多数股权投资基金存续期为5至7年。期限错配直接导致资本在成果转化关键节点前止步——中试阶段投不起、量产前期等不及。这不是资本不够，是资本不够“耐心”。

其二，为产业链跃升提供“阶梯”。产业链的位置，很大程度上由资本结构决定。做整机组装，一条产线、一笔订单就能启动；做芯片设计、做高频器件，则要经历多轮流片、多轮验证，没有接力式的资本供给，企业根本走不到量产那一天。东莞要从“制造”走向“创造”，就必须在越上游的环节配置越早期的资本。

其三，为跨区域协同提供“通行证”。大湾区的特殊之处，在于香港有国际资本、深圳有创新资本、东莞有产业资本，三地资本恰好可以形成接力：香港的长期资本解决“敢不敢投”，深圳的风险资本解决“投不投得早”，东莞的产业资本解决“投完能不能落地”。

东莞在这方面已有实质性突破。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建成运营，集聚备案基金近190家、规模超750亿元，均占全市六成以上，累计投资全市项目超270个；百亿级产投母基金与十亿级创投母基金构成“双母基金”格局；市国资“5+N+X”基金体系集聚基金112支、总规模突破1700亿元，累计投资项目950个、投资金额超730亿元，助推88家企业上市。全省首批“保贷联动”科技保险项目、全市首支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也相继落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评价，松山湖同时拥有大科学装置与制造业集群双重底色，有条件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创新策源地。

三、以“五个协同”锻造先进制造骨干

在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客观看待当前存在的提升空间。当前东莞产业与金融协同层面仍存在几方面待优化的环节：一是本地沉淀的充裕资金向长期产业资本转化的空间仍可进一步拓展；二是不同来源的资本供给与科创企业所处的中试到成长关键阶段的匹配度还可持续提升；三是莞港澳三地在科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衔接上仍有细化完善的空间。

破解上述难题，应以“补短板、强链接、提能级”为主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战略，重点在五个方面发力。

其一，以赛道清单重构协同机制。筛选重点产业赛道做成“资本招商清单”和“技术需求清单”，按赛道对接资本、对接项目、对接政策。联合深圳、香港相关部门设立常态化“莞深港科创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协调跨区域政策衔接与要素流动规则。争取在松山湖、前海、河套开展科创政策协同试点，推动三地科创税收优惠衔接，探索以东莞制造业专利为底层资产发行跨境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建设“深莞港科创服务通”数字平台，实现企业“一次申报、三地通办”。

其二，以耐心资本破解期限错配。用好松山湖母基金“出资比例最高70%、超额收益让渡最高50%、期限最长15年”的政策空间，把“长钱”的制度设计做实。推动国资基金建立长周期考核，不以年度收益论英雄，健全尽职免责与容错纠错细则，让“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从倡导变成可执行的动作。争取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在莞设立专项，推动与中信集团等合作的产业链母基金尽快落地。同时防止“为设基金而设基金”，避免基金招商同质化，把政策资源集中到真正缺资本的早期环节。

其三，以中试能力承接资本落地。要用好中国散裂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大科学装置，依托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熟化平台；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作用，建设算力产业岛、龙凤新片区等承载区；明确松山湖科学城、滨海湾新区、临深片区功能定位，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中试熟化—量产推广”完整链条。更重要的是，把大科学装置和中试平台做成“可定价的创新基础设施”——企业用得起、资本看得懂、成果能确权，资本才敢下注。

其四，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厚植生态。先进制造的竞争，最终是人的竞争。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在莞高校与香港科技大学、深圳大学等共建“大湾区工程师学院”，支持职业院校与深港龙头企业开设“订单班”，让人才培养周期与产业赛道周期对齐。推出“深莞港科创人才卡”，在户籍、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提供同城化待遇。要特别重视既懂技术又懂资本的复合型人才——技术经理人、成果转化专员，这类人才是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的关键节点，也是当前最紧缺的一环。

其五，以场景开放提供确定性。对创新产品而言，最稀缺的资源不是资金，而是“第一个订单”。要用好全市超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形成的海量场景，每年发布一批“AI+制造”标杆场景，力争到2030年建成200个以上，把政府和国企的场景资源转化为创新产品的首购首用市场。场景就是订单，订单就是资本信心——这是东莞最独特、也最能立刻兑现的优势。

科创投融协同，本质是一场关于创新生态的共建。对东莞而言，这既是补齐创新短板的内在要求，也是重塑发展动能的关键一招。以机制破壁促要素流动，以耐心资本育产业森林，以场景开放换技术迭代，以人才扎根强创新内核，方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共同体”中担起制造脊梁、赢得发展主动，也才能为全国制造业城市探索出一条“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现实路径。

（作者系市社科院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