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起来时，我正在阳台上浇那盆文竹。“南昌师范学校南昌县分校77级首届理化班同学，重阳节前往福建莆田湄洲岛游玩。”落款：老同学彭小平。我的心怦怦跳了几下，仿佛有人在我胸腔里敲了敲那扇几十年没开的门。

10月17日，南昌站前广场。满头白发的老同学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拄着拐杖，有人戴着助听器。大家互相打量着，紧紧握手，要把这近半个世纪的距离，都捏碎在掌心里。

动车启动，车厢顿时热闹起来。“我们考取的这所学校，”莲塘二中原副校长邹结才先开讲了，“当年根本就不存在。”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兴致勃勃来报到，才知道录取生源过多，南昌师范学校临时新增了南昌县分校。校长夏侯泉仁站在高处，把手指向那片荒地：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学校。

那年只招了三个专业班。英语班、数学班暂借一中教室，我们理化班挤在二中大会厅上课。座椅破旧，黑板又小，我们别无选择。建校舍要搬砖、浇水泥、平地、送水，这些全由学生代劳。我们手掌磨出茧，肩膀压出血印，但没人抱怨。临到毕业时，几间平房校舍小有规模。红砖墙，黑瓦顶，门前种了几棵小树。后来它更名南昌第二师范学校，如今是豫章师范学院。

毕业后我们分到各乡镇。条件好的有几间砖瓦房，差的在祠堂上课，黑板用木板钉，粉笔掰成两半用。“全校就我一个理化老师，”刘建萍说，“七八十个学生。改作业到半夜，煤油灯熏得鼻子都是黑的。”“我分到的那所，”彭小平接话，“连煤油灯都没有。晚上备课就着月光，月亮被遮住了点松明子，呛得直咳嗽。”

张永惠则说起一段往事：班上有学生家里穷，冬天穿破解放鞋，脚趾头露在外面，可学习特别用功。后来考上重点大学，读了博士，现在在国家科研单位。“去年他打电话说，张老师，没有您当年垫的学费，就没有我的今天。”

曾在乡镇中学当校长的龚全福也说起一件往事：“冬天班上一女生发高烧，我背着她走十多里路到卫生院。她醒来第一句：‘老师，我耽误你上课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这些故事，在旁人听来或许感人，可在我们这群教师心里，却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车厢里现出片刻安静，彭小平即兴作联：当年风华正茂求学莲塘青春壮志可凌云，今朝秋阳高照欢聚莆田桃李芬芳遍天下。横批：人生如歌。

傍晚到莆田。第二天重阳节，乘游艇去湄洲岛。晨光中，湄洲湾波光粼粼。石砌码头爬满海蛎，灰白色壳层层叠叠。妈祖面朝大海，为出海的渔民守望着。我们当老师的，一辈子也做同样的事。把学生送出校门，盼他们一路走好。

置身黄金沙滩，大家脱了鞋袜，赤足踏进细软沙子里，仿佛回到童年。海风推着排排白浪。我们虽像浪花一样渺小，却也在各自战线奉献不止。学生遍布天南海北，能为祖国发光发热，就是最大的欣慰。

不知谁起了头，大家唱起当年老歌：“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唱着唱着，有人声音哽咽。二十年又二十年，我们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唱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我独自走到水边，用食指在湿沙上写了个“九”字。潮水涌上来，字被抹平了。又写，又散。写了三遍，第四遍还没落笔，浪花又上来了。辛志芬走过来：“写了又散，散了又写，像什么呢？”

海风从远处推来白浪，在脚边碎成泡沫。我想起那些年教过的学生，一届又一届，从祠堂里的破黑板前站起来，走向县城，走向省城，走向天南海北。时间像潮水一样把他们冲散了，但每冲散一个，就在别处生一次根。

“像我们种下的那些种子。”九九重阳。我们做教师的，一辈子求的不就是这个“久”字么？不是自己久，是种下的东西久。那些种子长成了树，树又落了籽，籽又生了芽。一代一代，看不见，却一直在长。

回程动车上，大家抓住分别前的时光开起“座谈会”。原校团委书记何新发说，“同学们一生培育了无数英才，功德圆满。现虽退休，只要善于经营自己后半生，也一样会活出精彩。”张永惠也感慨：“咱们做老师的，一辈子没攒下什么钱，可攒了一肚子故事。那些年站讲台的日子，虽然苦，不后悔。”

“不后悔”三个字，是我们一生最重的承诺。动车上，刘建萍深有感触地即兴献上一副对联：忆当年莲塘求学同甘共苦笑面对，看今朝莆田聚会游山玩水乐开怀。横批：友情永恒。

动车驶入南昌站。大家互相搀扶着下车，在站台上挥手道别。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过的重阳节：不为备课，不为改作业，不为送学生，只为自己，为老同学，像孩子一样赤着脚、追着浪、笑出声来。我站在原地，目送那些白发苍苍的背影渐渐消失。恍惚间，仿佛人生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点。那些年我们把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出校门，像海边的浪花，一朵送着一朵，一波推着一波。那一朵朵被我们托举过的浪花，早已奔向远方，在各自的海洋里翻涌出属于自己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