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内蒙古兴安盟度过。那里有绵延的大兴安岭，有冬天没过膝盖的积雪，有夏天一望无际的草原。彼时的东莞，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理课本上的名词，遥远、模糊，但命运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会把远方的风景，一点点拉近到你眼前。这风景的载体便是《东莞日报》。

2018年，我南下深圳读大学。播音主持的课堂上，老师讲“地域媒体的社会功能”，随手举的例子就是《东莞日报》。他说：“你们别小看一份地市报，它是一座城市的日记本，也是所有游子的家书。”此后，我开始在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库里，翻看《东莞日报》的过刊。从2018年倒着往前翻，一直翻到2000年。我看见2003年松山湖开园的新闻，配图是一片荒地上刚竖起来的规划牌；我看见2008年金融危机时，头版用大号黑体写着“政企同心，共克时艰”，旁边是干部在车间和工人握手的照片；我看见2012年“东莞智造”出现在标题里，配图是一家玩具厂转型做机器人的车间……隔着屏幕，我竟对这座从未长住过的城市，生出一种奇异的亲近感。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的日记，看着看着，发现他写的那些心情，你也都经历过。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邻市一家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了一名记者。入职第一天，主任扔给我一沓《东莞日报》：“看看人家怎么做标题。”我翻开，正好是那一年的高考季报道。头版是一张照片：一个女孩考完最后一科冲出考场，和守在校门口的妈妈抱在一起，两个人都在哭。标题只有四个字——《抱一下，值》。那一刻我意识到：好的新闻，不是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而是让读者觉得“那是我”。

后来我开始认真研究这份“邻居家的报纸”，发现它的镜头总是放得很低——低到能拍清楚早餐摊上升起的热气，低到能照见农民工子弟学校操场上扬起的灰尘。它写千亿产业集群的宏图，也写一碗烧鹅濑粉的锅气；写松山湖的院士，也写虎门大桥下的卡车司机。这种“平视”，不就是东莞精神里那句“海纳百川，厚德务实”的最好注解吗？包容每一个外来者的梦想，记录每一滴奋斗者的汗水，用最朴实的文字，写最滚烫的人生。

2025年，《东莞日报》做过一次策划，叫“帮我找一张老照片”。我在朋友圈看到很多人转发，其中一个故事让我鼻酸：一个女孩想找2015年高考首日和父亲的合影，父亲已经不在了，链接也失效了。报社的编辑在50万张底片里翻了几天，愣是把那张照片翻了出来。女孩说：“它让我确认，我始终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勇敢。”

对那个女孩来说，那不仅仅是一张照片，那是她整个青春的坐标。而对《东莞日报》来说，这大概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之一：替一座城市保管记忆，替无数个普通人确认他们真实的生活、爱与奋斗。今年是我做记者的第四年。四年里，我写过会议新闻，跑过突发，也做过人物专访。我越来越觉得，做记者最幸福的事，不是写出多少篇爆款，而是某次出去交流，你在介绍自己时，有人会说：“你那篇报道我看了，写得真好。”我相信《东莞日报》的同行们，也常有这样的时刻。因为这份报纸，从来不只是印在纸上的新闻，它是一代代东莞人的“情感连接器”——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故乡与远方，连接每一个在这里流过汗、流过泪、最终笑着留下来的人。

2026年，《东莞日报》四十岁了，我也二十七岁了。二十七岁，是一个记者的黄金年龄——有了一点阅历，还没丢掉冲劲；学会了沉稳，还没忘记热泪盈眶。四十岁，是一份报纸的黄金年龄——有厚重的积淀，也有拥抱变化的勇气。我看到你们在用AI记者、在做短视频、在搞融媒体矩阵，也还在坚持做深度报道、做人文副刊。这种“变”与“不变”的平衡，正是我们这些融媒体后辈最需要学习的功课。

作为一个从兴安盟走出来的媒体人，我想对这份报纸说：谢谢你让我知道，一份地方报纸可以长成什么样子——既扎根泥土，又仰望星空；既记录时代的宏大叙事，也呵护个体的微小悲欢。作为一个在异乡奋斗的“新广东人”，我想说：东莞于我，早已不是地理课本上的名词。它是东江的潮声，是莞香的氤氲，是深夜加班后的一碗烧鹅濑粉，也是《东莞日报》上那些热气腾腾的凡人故事。下一个四十年，愿我们依然在做同一件事——用最真诚的记录，抵御时间的遗忘；用最温暖的笔触，书写这座永远年轻的城市。

（本文系“报纸年轮・城市记忆”《东莞日报》创刊40周年征文活动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