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笔转账记录摊满了桌面，没有一笔备注用途。阿强（化名）拍着桌子喊：“我早就给超了！”阿珍（化名）情绪激动：“那是你本就要给的补贴，抚养费根本没给够！”

这起历时两年的涉抚养费执行异议案，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谢奕手中画上句号。她以“逐笔核对+分类认定+调裁衔接”的三步工作法，逐一对账、多轮调解，用一纸和解书解开了百笔旧账，也解开了这个破碎家庭缠绕两年的心结。

两份协议埋下隐患

事情要从2020年说起。

那年11月，阿强与阿珍离婚，在法院签订离婚调解协议：长子、三子归阿珍直接抚养，阿强按月支付固定抚养费；次子归阿强直接抚养，抚养费自行承担。

可就在拿到调解书当天，两人又私下签订了一份《离婚补充协议》，约定阿强需额外承担三个孩子的教育费、医疗费、保险费等“额外生活补贴”。

谁也没料到，这两份“双轨并行”的协议，成了日后矛盾的导火索。

离婚后，三个孩子实际都跟着阿珍生活。2024年，阿珍以阿强两年未足额支付抚养费为由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支付拖欠的12万余元。

执行程序刚启动，阿强立刻提出异议：“这两年我银行转、微信转，连孩子学费都直接打给学校，前前后后上百笔共几十万元，就算没写备注，总数早超过调解书约定的抚养费了！”

阿珍寸步不让：“那些大多是补充协议里的额外补贴，调解书定的每月生活费，他根本没给够！”

一个说“付超了”，一个说“还欠着”。一个只认调解协议，一个说补充协议也算数。上百笔转账几乎都没备注用途，哪些是固定抚养费？哪些是额外补贴？各笔款是给哪个孩子的？次子的费用如何剥离？一笔笔糊涂账，让两人积怨越来越深，案件折腾近两年，双方始终不肯让步。

万字报告厘清乱账

案件摆到了执行局法官谢奕的案头。看着半尺高的卷宗和几百页转账记录，谢奕心里清楚：不厘清这堆乱账简单裁判，还是会“一案结、多案生”，最终受伤的还是孩子。

“家事执行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必须给这家人找个解法。”谢奕没有急着开庭，而是逐笔梳理上百笔无备注的款项，形成了一份上万字的法律分析报告。

她把款项分为四类：双方认可的固定抚养费、明确给次子的费用、男方主张系长子与三子开支但女方认为属次子开支的款项、双方认可为长子与次子开支但对款项性质存在分歧的款项。在此基础上，参照《民法典》债务清偿抵充规则，制定了“先查用途、再定性质”的审查思路，光庭审提纲就写了二十多页。

“功夫在庭前，只有把账理清楚、道理掰明白，才能让双方心服口服，也才有调解基础。”谢奕说。

开庭那天，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七点，整整十个小时。谢奕带着双方按“日期、方式、金额、用途、归属、证据”六要素，一笔笔核对转账。

一开始两人还带着火气，时不时呛声。随着一笔笔款项被核对标注，原本混沌的账目逐渐清晰：阿强发现，很多无备注的小额转账确实难以认定为固定抚养费；阿珍也承认，阿强支付的数笔大额学费和医疗费，客观上减轻了她的抚养负担。

十个小时下来，账算清了部分，可谢奕心里的石头没落地。她看得出来，两人心里的疙瘩没解开——就算下了裁定，离婚补充协议的纠纷仍未解决，阿强若不服再起诉，又是旷日持久的拉扯，孩子的抚养费还是悬着。

“不能就这么下判，得解开他们心里的结。”

两个屏保促成和解

庭审结束后，谢奕开始“背靠背”调解。

阿珍倒苦水时数度流泪：“离婚后他就像消失了，从来不接电话不回信息，孩子发烧、交学费都找不到人，我打几份工带三个孩子，太苦了。”谢奕耐心倾听，等她情绪平复后说：“我知道你委屈，但再拖下去，他心里有气以后给抚养费不痛快，最后受罪的还是孩子。”

阿强这边也道出难处：“我不是不给，这两年生意亏了实在拿不出那么多……”谢奕推心置腹：“我明白你的压力。可长久不沟通，再加上转账大多没有备注，很难说清每一笔钱的性质。一旦裁决结果不利，不仅要补足款项，孩子的生活保障也会一直悬着。”

调解间隙，谢奕注意到一个细节：两人放在桌上的手机屏保居然都是孩子的照片。她还发现，双方都坚持让三个孩子上私立学校。

抓住这一线共鸣，谢奕立即组织双方面对面调解：“你们手机屏保都是孩子，也都想着再难也要送孩子们去私立学校，看得出来，你们的本心是相通的。孩子们远比你们想象的敏感，一份平和安稳的成长环境，远比打官司珍贵。”

一番肺腑之言，两人沉默良久。

谢奕趁热打铁，一边严肃指出阿强回避沟通的错误，一边帮双方重新核算抚养费支付情况和标准，既考虑阿强的实际收入，也保障阿珍带娃的基本开支。

最终，两人签下和解协议。多年未直接沟通的两人，在调解室内握手言和。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刘胡光表示：“家事执行异议应最大限度考虑未成年人利益，在法律框架内寻求纠纷实质化解，避免陷入衍生诉讼和程序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