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蒙古呼伦贝尔阿荣旗赶到东莞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近日，东莞市医疗争议专业调解委员会大朗工作站收到了患者家属阿梅（化名）送来的一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信里写道：“你们没有刻板生硬地走流程，而是充分体谅当事人的处境与心情，以专业的素养化解争议，以温和的态度安抚情绪，情理与法理并重。”事情的起因，要从今年5月说起。

一场跨越近四千公里的求助

阿梅的哥哥阿龙（化名），49岁。2026年5月25日上午，阿龙因躺路边被路过好心人发现，经120救助送至东莞市某镇级医院。经诊疗，患者清醒后自行回家。当晚，家属发现其行为异常，再次求助东莞市某镇级医院，急诊科诊断有精神异常，随后将其转至东莞某镇专科医院，当晚以“精神障碍？”收住院治疗。

5月27日下午，阿龙突然出现呼之不应、意识模糊，紧急CT检查结果显示：双侧大脑前动脉供血区急性脑梗死、肺部感染。家属要求转至上级三甲医院，经治疗后有所好转，于6月11日出院。

家属认为东莞某专科医院诊疗存在过错，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

6月2日上午，阿梅和另外两位家属——都是从内蒙古呼伦贝尔阿荣旗专程赶到东莞——走进了市医调委大朗工作站的大门。

三天调解，从10万到1.5万

接案当天下午，调解员就安排了医患双方正式调解。

患方情绪激动，要求医院先垫付10万元医疗费，赔偿等出院后再协商。医方则认为患者脑梗死是自身疾病发展的结果，不存在误诊误治，拒绝垫付要求。

医患双方分歧巨大，矛盾再次升级，调解员没有硬碰硬，而是先将双方分开沟通。

“患者治疗期没有结束，后续医疗费和康复情况还不明确，建议等患者康复后一次性解决。”调解员向家属耐心解释。家属听取了建议。

6月5日，阿梅来电——其哥哥恢复得很好，计划近期出院，想一次性解决纠纷，提出20万元赔偿。调解员当即向她解释相关医疗知识和法律赔偿标准：“患者自身原发疾病占主要责任，建议理性提出合理诉求，有利于纠纷能快速解决。”家属内部商量后，将诉求最后降至5万元。

调解员将这一信息反馈给医方。医方仍坚持无过错。调解员明确指出：“在没有明确病情时未及时给予头颅CT检查，存在漏诊行为，漏诊通常需承担部分责任。”医方表示需内部讨论。6月9日，医方回复调解员，经医院内部讨论自认为不存在过错，愿意从人道主义方面给予5千元经济补偿，家属表示拒绝。

差距依然存在。调解员没有放弃，反复与双方沟通，讲法律、讲情理、讲实际。患方家属希望尽快一次性解决纠纷，然后让患者出院带回内蒙古老家照顾，如果近期未能得到解决，家属不着急让患者出院，再让其他家属到医院照顾至患者完全康复，并表示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纠纷。

调解员建议，患方可通过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司法过错鉴定明确责任等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与此同时，调解员积极同医方沟通，告知了患方家属的想法，并分析如果纠纷未能尽快解决，患者不出院，医疗费及相关费用每天都会增加，患方诉求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而且患者脑梗疾病也有变化的风险，如果医患双方协商不成功，时间和经济成本都是需要医患双方共同承担的，这对医患双方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医方听取调解员建议后，经医院内部讨论，最终医方同意给予1.5万元的经济补偿。

患方家属经考虑如果现在不能协商解决，从内蒙古到东莞来回交通路费及时间成本，而且不能保证后面能一次性解决纠纷，患方家属听取调员意见，同意接受医方给予1.5万元的经济补偿。

最终，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双方达成一致：医方从人道主义一次性补偿患方1.5万元，6月11日签订协议。

从报案到签协议，前后不到10天，患方感慨东莞市医调委调解超高效。

“走进一扇门，就能找到专业的调解力量”

阿梅一家的经历，并非孤例。

2014年8月13日，市医调委大朗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是大朗镇首个专业化的人民调解组织。办公地点设在大朗镇综治中心内，配备3名专职调解员。如今，这个5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访前法律工作室、调解会议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区一应俱全，镇信访办、司法分局、人社分局、市医调委大朗工作站等单位常驻于此。住建、应急、民政等部门实现“5分钟工作圈”。

群众遇到医疗纠纷，“走进一扇门”就能找到专业的调解力量。

市医调委通过精准打好“中立牌”“专业牌”“协同牌”，创新打造出医疗纠纷第三方化解机制的“东莞模式”。如今，重大医疗纠纷案件累计降幅达90%，全市公立医院超九成纠纷通过市医调委得以化解。

阿梅在感谢信的结尾写道：“此次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医调委工作人员高度的职业责任感、扎实的专业能力以及为民办实事的温暖初心。”

一面锦旗、一封感谢信，字数有限，却承载着群众对基层治理的信任与认可。从“有医疗纠纷找医调委”到“矛盾纠纷不出镇”，医调委大朗工作站正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基层治理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