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石碣镇“湾区（东莞）文学港”在浓郁书香中扬帆起航。作为重要系列活动之一，“重返文学现场：新大众文艺的时代书写与基层实践”春季文学沙龙于同日举行，并同步启动了“新大众文艺东莞素人写作基层培育计划”。
本次活动由东莞市作家协会、石碣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吸引了基层文学爱好者、产业工人、青年师生等广泛参与。《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评论家李云雷，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贺仲明，东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主席胡磊，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妩四位专家齐聚，展开了一场关于新时代“素人”写作的价值、路径与未来的深度对话。
新大众文艺东莞经验的样本意义
沙龙始于对“东莞样本”的回溯与定义。近年来，东莞的“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已与宁夏西海固、湖南清溪村一同被视为国内“三大典型文学现象”。然而，其内核与特征独具一格。
柳冬妩指出，观察石碣乃至东莞的素人写作，有三个绕不开的“港”：电子港、蔬果港和文学港。“电子港”象征着深厚的产业土壤。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东莞庞大的制造业催生了大量企业内部报刊，如元新科技厂报、《东江潮》等，让许多工人得以“为自己发声”，成为新大众文艺的萌芽。他强调，广东占全国1/8、东莞占广东1/5的产业工人基数，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素人写作提供了庞大主体与独特样本。
胡磊则对比分析了东莞与宁夏西海固写作群体的核心差异，点明了东莞素人写作的独特基因。他指出，与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不同，东莞的写作者们多是“进城”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写作天然拥有题材的“双翼”：一只翅膀书写眼前大湾区沸腾的现实，另一只则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这使东莞成为中国城乡交融、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鲜活的文化样本之一。
贺仲明则分析了从“打工文学”到“新大众文艺”的时代变迁。“以前打工者的写作，更多是为生存所迫，抒发乡愁、倾诉苦难、排解内心苦闷，是一种‘传统的消愁’。” 而现在的新大众写作，“更多是与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有关”。在充满不确定性、人际关系松散的后工业时代与AI时代，写作成为一种“现代消愁”，是“为了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寻找存在的意义”。
李云雷回溯了中国“文艺大众化”的传统，从五四后的“革命文学”论争，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红一创”等经典，他指出，全民文化水平的大幅提升与互联网的普及，才让“让大众成为创作主体”真正成为可能，为东莞的现象提供了历史逻辑。
素人写作的密码与警惕的误区
面对在座的基层写作者，四位专家结合自身观察与创作规律，提供了务实而深刻的建议。其中最核心的密码在于深耕“现场”与淬炼“人心”。
李云雷强调了创作的两大关键点。一是提高综合素养： “大家最容易满足于作品发表。但我们更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写好。” 这需要对经典多加研习，锤炼思想和文学技巧。二是将生活“写深写透”：他提醒写作者警惕“自我重复”。“比如写自己一日三餐、生老病死的感受，你是否能写出和别人完全不同的、更深入的体验？”他引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德莱娜小点心”的经典片段和《史记》对“鸿门宴”的精彩铺陈，说明“高手能在一个细节、一顿饭中写出时代风云和永恒人性”。指出，在面对AI冲击时，人类写作的不可替代性恰恰在于真实的“生命体验”和“体感”，这是我们“来到人世间的证明”。
柳冬妩则警示需警惕两种偏向。认为 “素人写作”的身份标签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亲历者不可替代的真实经验的源泉；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夸大素人作者的身份优势。有些专业作家笔下的底层或许更真实、深刻”。他提出“作者之死”的概念，提醒所有人：“最终的较量是文本的较量，而不是靠作家的身份”。写作的核心是把独特的个人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能够抵达普遍人心的“文学”。
其次， “重返文学现场”不止于空间，更在于“人心”。胡磊以几位东莞知名素人作者为例，生动阐释了何为“重返文学现场”： “有人是煤气罐工人，他说‘闻煤气的味道，就是闻到鲜花的味道’，他理解‘煤气与火的关系’。” “有位清洁女工，能从晴天和雨天玻璃上、地砖上留下的不同脚印，判断出入者的身份；她发现手套总是右手先磨破，于是学会翻面再戴。”这些来自最细微、最真切劳动现场的感受和细节，构成了素人写作最动人、最具“毛茸茸”生活质感的文本。
胡磊强调，写作技巧可以不断学习、文本库可以被淘空，但“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重返现场，就是“重新回到我们书写的逻辑的、思考的起点的这么一个现场”，这才能突破写作瓶颈，保持常新的创造力。
东莞文学的突围与超越
如何让东莞的“文学高原”崛起“文学高峰”？专家们给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考。贺仲明提醒要警惕“昙花一现”。他指出部分非虚构写作存在自我重复的风险，“第一次看可能新鲜，第二次看相似的题材就易审美疲劳”。他提出了两点核心建议：要超越生活本身，书写“人”的深度， “文学一定要关怀人，要塑造出独特的人物形象，挖掘人物深层的心理世界”；要加强自我沉淀与丰富， “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是源于热爱，而非生计焦虑。因此需要不急不躁，进行思想和文化的积累。同样一件事，用什么视角、什么思想高度去看，写出来完全不一样。”他提醒，大众文学虽以其真诚质朴取胜，但也需向思想深处掘进，才能避免同质化，持续成长。
李云雷则提出从“独特”走向“虚构”与“多元”的阶梯式成长路径。他肯定写作者第一步是“把生活中最重要、最独特的经验写出来”。接下来，应“在你的生活经验基础上进行虚构创作，因为你有这些基础后，去虚构会相对容易”。同时，他敏锐指出，AI时代让许多功能型工作岌岌可危，但“文学恰恰迎来了更大的空间”。因为当生活日益虚拟化，“人实际上可能会越来越去寻求这种生存的意义感，而文学正是帮助我们寻找意义、构建紧密情感连接的重要途径”。
胡磊最后描绘了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他举例东莞“潮玩之都”遇到的“有形象无故事”瓶颈，提议推动文学与文化产业结合，“共建中国原创故事生产基地”，将素人写作的鲜活文本转化为戏剧、民谣、文创IP，为素人写作开辟更宽广的舞台。
理论与实践的对话碰撞出文学花火
在观众互动环节，提问从理论层面延伸到创作实践。
媒体人、青年诗人毕中林提出，评论家面对新生文学现象时，应避免概念先行和“画地为牢”。贺仲明回应称，理论命名是正常现象，但关键在于“冷静观察”，看概念是否真正扎根创作土壤，最终“创作是最主要的，有创作，理论才能去推动和概括”。
同样是记者出身的诗人沈汉炎提出“重返文学现场”后，如何既介入现实又能超越具体事件，融合时代与人性的深邃思考？李云雷认为，应保持对“生活现场”的敏锐，从中发现“文学的种子”，而好的作品需要“让愤怒沉静下来”，转化为更有力量的“思想”。
现场还有曾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英语教师和一位关注多动症儿童群体的写作者（李丽娟），分享了她们希望通过书写自身与群体的生命经历，为他人传递希望与力量的创作计划。专家们肯定了这一题材的社会价值与人道主义关怀，贺仲明以深圳作家李兰妮的抑郁症非虚构作品为例，说明了此类文本的深刻意义，并鼓励“先大胆地写出来”。
一位写古代言情网文的作者，则表达了她对转向现实题材写作感到迷茫。李云雷建议这是“阶段性问题”，需要在新领域有足够的积累与沉淀，去熟悉现代社会的人物关系与冲突模式。
在激烈的抢麦过后，沙龙落幕，但思想的激荡与创作的启迪仍在延续。这场活动不仅是一次理论的总结与擘画，更是“湾区（东莞）文学港”发出的响亮号角——东莞，这座以“制造业立市”的城市，正致力让每一位普通人成为时代生活的真实记录者与深情歌者，以最鲜活的基层笔触，汇聚成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壮阔交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