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诗歌语境中，山水意象无不承载着文人的精神寄托和隐逸的终极归宿。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表达的情感、思想和审美趣味，展示出当时社会的文化面貌和价值观念。当打开易翔刚刚问世的诗集《东莞时间》，一首首以东莞山水如旗峰山、运河、华阳湖、佛灵湖等山水景观为核心意象，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风格与内容的融合中，易翔完成了对山水意象的深度解构，让我们看到以现代都市人的视角，赋予山水意象“生活容器”“自我镜像”“精神锚点”的全新内涵，跳出了传统山水诗被框定成“逃离现实的精神避难所”的创作局面，以现代都市人视角挖掘山水新内涵，深入东莞地域文化语境，更以“以小见大”“意象隐喻”“克制抒情”的风格为载体，三者相互支撑，便有了“要牵着马匹走过黄昏，遍尝冷暖”（易翔《醒己书》）的素人写作的“东莞时间”。

从“自然景观”到“生活容器”

传统山水诗，所追求的是“天人合一”意境，诗人往往以“旁观者”身份欣赏山水之美，聚焦山水的“自然属性”。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侧重于展现山水的静谧与纯粹。王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再现山林特有的幽静氛围，揭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易翔在《东莞时间》里，彻底打破常规，打破这种“距离感”，将东莞山水融入日常生活场景，以细微日常切入，在具体场景中传递深厚情感与普遍体验。旗峰山、东莞运河等东莞山水，成为承载家庭温情、市井烟火的“生活容器”。这种重构，深度契合了他“以小见大”的诗歌风格。

王国维曾云“一切景语皆情语”。在易翔的眼里，旗峰山脚下的虎英公园，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绿地，而是亲子互动的温馨空间。《在虎英公园植树》里，“我扶着树苗/女儿给它填土、浇水/她的小身体和树苗一起/在微风中站立不稳”，诗人没有描绘虎英公园的宏观景致，而是聚焦 “扶树苗”“填土浇水”这些细微动作，用孩子与树苗 “一同摇晃”的画面，孩子的小身体与刚栽下的小树苗，像两株还在学着“站稳”的生命，诗里没有说一句“温暖”，却将树苗抽芽的新叶，带着湿润的生活气息，轻轻地落在笔端，勾勒出亲子间亲昵的互动。“种好这棵树，给它系上红丝巾/我们约好下次来看它/看这棵我们一起种下的树/怎样一点一点长大”，后续的约定与期待，让“植树”这一日常行为超越了简单的劳作，树苗的成长与女儿的成长、父亲的成熟形成隐性呼应，“树也种下了我们 ——/一个女儿在慢慢长大/一个父亲也渐渐成熟/他们之间爱的枝叶日益繁茂”。诗人以“植树”这一小切口，将虎英公园的山水转化为记录家庭情感的“载体”，山水的四季变化与家庭的温情成长同步，“以小见大”的风格让山水意象有了烟火气与温度，也让读者能从细微场景中感受到普遍的亲情共鸣。

东莞运河的书写同样延续了这一风格。《东莞运河》一诗中，没有用“血管”来比喻，也未着墨于大场景，而是以一次与爱人的散步作为切入点，将运河从冰冷的自然水体转化为承载爱情的“情感容器”。“那一年，和你在运河边散步/我只有两袖清风和两个/空空如也的口袋。我只能说/请允许我用运河挥洒的笔画来爱你”。在这里，“两袖清风”“空空口袋”是个体境遇的细微呈现，而运河的“清澈”“深沉”“上游的激荡”“下游的宽广”，则成为诗人表达爱意的媒介。“如果不行，我就用它河面的/清澈和河底的深沉来爱/如果还不行，我就再用上/它上游的激荡和下游的宽广/再不行的话，我就要捎上/两岸的春风和飞鸟了/最后，还有一整条河的热泪/供我为你流着，涌向你”，层层递进，将个体的爱情与运河的特质深度融合，让个人情感获得了山水的加持，也让读者能从具体的爱情表达中，联想到自身对情感的珍视与坚守。

华阳湖的意象则进一步拓展了“生活容器”的内涵，其书写同样体现“以小见大”的风格。《漫步华阳湖》中，“穿过热闹的人群，喧嚣的尘世/幸福无非就是在华阳湖畔走上几步/为此我驱车几十公里前来”，“驱车几十公里”“湖畔走几步”是个体寻求放松的细微行为，却折射出都市人对“逃离喧嚣”的普遍需求。“大叶榕、荔枝树、香樟……立在路旁/搭起一道天然的绿荫屏障/自然从来都不吝啬对人类的庇护”，诗人聚焦路边的植物细节，而非华阳湖的全景，用 “绿荫屏障”的具体感受，展现自然对人的“庇护”。“在这里漫步，我抖落一身的风尘/和内心的杂念，再走几步就是天涯/走上一生，就是自然之子”。诗中的“抖落风尘”“放下杂念”是个体精神状态的细微转变，却映射出都市人对精神疗愈的共同渴望。易翔以个体在华阳湖的细微体验为核心，让华阳湖成为承载都市人精神压力的“生活空间”，将山水意象与现代人的生活需求紧密相连，也让诗歌更具现实感染力。

开启了山水意象的哲思多层表征

山象征坚守的品格，水寓意流动的时间。传统山水诗中，山水往往是文人逃避现实困境的“精神避难所”。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借田园摆脱官场束缚；李白“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以山水漫游消解人生失意。而易翔颠覆这种“逃避式”书写，他精准捕捉到现代都市人对山水的“剪不断理还乱”复杂心态，抵御都市喧嚣，又因日常节奏的裹挟、生存压力的牵绊，而与自然保持着难以消解的疏离感。转而以具体山水意象为切入点，将这种矛盾困境与人生哲理深度绑定，最终把抽象的生存思辨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诗意表达，构成对自我的忠诚与对世界的接纳。

旗峰山，是东莞人文的象征。在易翔的笔下，这座山所展现出来的“自我镜像”特质，无疑凸显了其“意象隐喻”的风格。《拜旗峰山帖》中，诗人将爬山过程视为对自我的磨砺过程。“来此地多年/不入门派，但拜山头/眼前的黄旗山，我每周都拜一次/拜它的每根杂草，每块乱石/它们都比我沉静，仁义”，这里的“杂草”“乱石”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是被赋予“沉静”“仁义”的品格，成为诗人自我修养的隐喻参照。“拜它的高度和坡度/每爬一步，就屈一下膝/在我的弯度里，有向上的恒力/越陡峭，我就越俯下身去/这已是我贴近大地不多的时刻”，爬山的“弯腰”“俯身”被隐喻为对自我姿态的调整，而“（泥土让人低下头来/而平常，我总得挺直脊梁）”，一句对比，道尽素人生存常态——在生活中强撑坚强，唯有在自然面前卸下伪装。“意象隐喻”的风格让自我反思不再抽象，而是通过具体的山水互动变得清晰可感。 

诗人还善于将具体意象用在不同自然物象的特质，隐喻“自我存在”的多种可能性。如《独坐旗峰山》一诗，“一人于山中独坐/如果够轻，就是一棵草/如果够重，就是一块石头/如果再坐久一会儿，坐上一百年/就是脚下的一抔尘土”，诗人将我与旗峰山的“草”“石头”“尘土”对应：“草”的轻盈对应放下执念的洒脱，“石头”的厚重对应承担责任的沉稳，“尘土”的消融对应与自然的融合，将哲理性挖掘与风格特色推向深入。“如果再洒脱一点/放下山下的世界与满腹的心事/就可以让这副皮囊在此腐朽/像一片树叶，从树上自然地飘落”，诗中的“树叶飘落”意象，隐喻对“放下”的渴望，实则是诗人对自我精神困境的反思；“林子的缝隙里/阳光这件黄昏留下的遗物/你就可以独自一人认领”。此时的“阳光”被隐喻为精神慰藉，象征反思后获得的内心安宁。在这首诗中，旗峰山的自然意象成为承载哲思的载体，“意象隐喻”的风格让抽象的“自我探索”变得具象，也让读者能通过自然意象理解生命的多种可能。

“一条河从高山上走下来/绕过重重乱石和密林/把自己放到最低处，才觉得舒服/它随意挥洒，不轻易拐弯/总是往宽阔处奔去”（《一条河怎么行走》），在这里，河流意象承担“自我镜像”功能，其“意象隐喻”的风格更为鲜明。诗人通过河流“放低姿态”走“向宽阔”的“行走”方式，挖掘人生尤其是素人在外打拼不屈的哲理。他用拟人的笔调写下，“有时它只在陆地上走一会儿/就停下来，甘心做一片湖/有时又一路分汊，诞下众多子嗣/一路狂奔后，它也会英雄末路/就让大地将自己全军收编/像一个人把所有泪水吞进肚里”，将“一片湖”“分汊”“收编”等河流状态，分别隐喻人生的“休整”“多元选择”“接纳挫折”。“一条河曲曲折折，分分合合/像每个人必经的命运”，是的，一条河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种具有哲思的“意象隐喻”风格，使山水意象与人生哲理深度融合，赋予山水意象更深厚的精神内涵。

把“地域符号”向“精神锚点”延伸

易翔性格温和，是一个不易宣泄情感的人。在诗歌创作中，他把情感融入山水意象与场景叙述中，其诗作品读起来更显深沉、更具共鸣感。如同东莞山水这些“地域符号”，被他在诗中升华为“精神锚点”，形成了他惯于“克制抒情”的诗歌风格。

“金帽久闲苍藓合，黄旗不动白云封”（明・王希文《黄旗峰》），作为岭南地区的风景名胜，旗峰山被世人赋予“精神靠山”的文化内涵。易翔是拉着沉重的脚步拜谒旗峰山的，写下“当我重新踏上平地，这座山/再次在我的心头落定/并且压住我轻飘飘的脚步/我的背后，始终有一座靠山”（《拜旗峰山帖》），他没有直白地写这种精神寄托，而是通过“心头落定”“压住脚步”这些细微感受，传递出“精神靠山”带来的安稳感。对于在这里打拼的素人而言，旗峰山的“稳定”“厚重”，是应对生活不确定性的精神寄托。对于在这里打拼的素人而言，工作如山一样“稳定”“厚重”，是应对生活不确定性的精神寄托，在读到易翔《拜旗峰山帖》一诗里，我忽然对“靠山”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东莞运河作为“母亲河”，见证了东莞的城市变迁与素人的打拼历程，诗人将个人情感与运河的集体记忆结合，同样以“克制”的方式表达，让情感既有个人温度，又有集体共鸣，避免了抒情的泛滥，也让运河成为连接个人与城市的 “精神纽带”。他聚焦个人爱情经历：“那一年，和你在运河边散步/我只有两袖清风和两个/空空如也的口袋”（《东莞运河》），诗里通过“两袖清风”“空空口袋”叙述当时境遇，却显现出爱情的纯粹。而后，“请允许我用运河挥洒的笔画来爱你”的告白，将情感融入运河的“笔画”意象中，后续“用清澈与深沉爱”“用激荡与宽广爱”“用春风与飞鸟爱”的层层递进，也未出现“我爱你”的直白表述，而是通过运河特质的叠加，间接传递爱意。

在佛灵湖的书写意象中，其“克制抒情”的风格让精神超越的主题更显厚重。诗人在《佛灵湖》一诗中用一系列比喻赋予佛灵湖神圣意义：

佛灵湖，神遗落在大地上的一只耳朵

我们用它听见了清风

佛灵湖，神遗落在大地上的一只眼睛 

我们用它看见了明月

佛灵湖，神遗落在大地上的一只鞋子

我们穿着它走进了森林 

佛灵湖，神遗落在人间的一滴泪

捧着它，我们忘记了悲伤

面对那泓湖水，诗人并没有大声喊出“佛灵湖能带来安慰”，而是通过这些意象的功能描述，用“耳朵”“眼睛”“鞋子”“泪”这些比喻，将佛灵湖的“疗愈”“指引”功能具象化，传递出佛灵湖的精神价值。“天空属于仰望的人/两行白鹭背向飞去/像划开天空的拉链/一万吨蓝涌进我的眼帘/大地属于俯视的人/一群蚂蚁在辛勤地奔走/筑造栖息的洞穴/为我提供立身的范本”（《来自佛灵湖的启示》），诗人以“耳朵（听清风）、眼睛（看明月）、鞋子（入森林）、泪（忘悲伤）”为喻，不直言疗愈，却具象化其“疗愈”“指引”价值；用“白鹭划天空”“蚂蚁筑洞穴”的场景，间接表达“仰望与俯视”的人生启示，未加任何议论，却让读者能从场景中自行领悟。“克制抒情”的风格让佛灵湖的“精神锚点”意义更显深沉，也让现代人对精神超越的需求，通过山水意象的自然呈现得以满足。

诗评家霍俊明曾说过，诗歌一旦成了个体主体性前提下的“精神事件”，这也必然是一次次闪电猝临般的精神照彻的时刻。《东莞时间》以“内容解构 + 风格支撑”的模式，证明地域山水诗无需固守传统，可用现代视角挖掘新内涵；无需局限地域，可通过地域山水展现普遍体验，凭借其独特的创作风格，让内容表达更有深度、更具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