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1021－1086）诞辰1000周年。一年半来，阅读了多部关于宋人宋史的著作，偶得关于王安石的三点浅见。现分享如下，就教于方家。

一、欲论北宋史，必治安石史

宋朝享国320年，其中北宋历9帝、167年。王安石生于北宋立国第61年，卒于北宋立国第126年，享年66岁，死后41年北宋亡于金国，在宋神宗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两任宰执大臣共约7年，其新法推行在神宗朝约15年（1069－1085年），哲宗亲政恢复约6年（1094－1100年），徽宗朝约26年（1100－1126，名义上恢复，实质上多有不符）。

王安石在北宋一朝经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欲论北宋历史，必治王安石历史。王安石其人是一面放大镜，一个观察窗，一个参照物，绕过他，就无法全面准确评论北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首先，欲论王安石同时代的宋人宋事，当然绕不过王安石，因为王安石变法深刻地影响了同时代众多宋人宋事。

宋神宗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抓住神宗急于富国强兵、高度信任支持的机遇，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敢和决绝，凭借其忠诚、担当、智慧、自信、独断、坚韧，排除各种阻力，强硬而快速地推行了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置将、科举、宗室等十多种新法，在朝廷上下、后宫内外、家庭内外甚至整个国家引发争论和分裂。

比如韩琦（1008－1075）、富弼(1004—1083)、欧阳修（1007-1072）与王安石（1021－1086）。前三人都是忠君爱国的君子，都曾是贤能的宰执大臣，都曾积极参与和支持庆历新政，又都极力反对或回避王安石变法。熙宁二、三年变法刚开始，他们先后抨击青苗法、要求废除，后来还反对市易法、免役法、对夏战略等，富公和欧公还擅自在自己辖区拒绝执行新法。三公德高望重，反对新法的影响巨大，尤其是韩公意见几乎动摇神宗变法决心，韩公和富公在辞相时都反对皇帝任用王安石为相。虽然欧公是王安石文学和仕途上的恩师，韩公是王安石初入仕途任扬州签判时的顶头上司（知州），但政见不合，王安石坚决反击、毫不手软。当三位前辈去世，王安石为欧公写了深情祭文，为韩公写了两首怀念之诗，为富公写了一幅挽联而已。三公从参与革新到反对变法，分析其原因，候选答案至少有：持禄护位？老而气衰、求稳怕乱？在地方主政比高居朝廷更能直接看到变法的真实情形，对变法初期的弊端感受更深？意气用事多、理性对待少？消极对待多、积极合作少？破坏性建议多、建设性建议少？

比如司马光（1019－1086）与王安石。他们嘉祐年间曾是同事、好友，但后来因政见不同，每于朝廷争论，皇帝总是支持王安石，司马光年方五十愤而退居洛阳，埋头著书，十五年绝口不议当世政事。神宗皇帝欲用光，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其实二人都是道德、人品、文章、才学一流，但从政则皆过于执拗，都是“拗相公”，不过五十步笑百步。包拯（999—1062）任三司使主持一个赏花酒局，向下属光敬酒，光勉强喝完一杯；向下属王安石敬酒，王安石始终不喝。皇帝同时提拔他俩任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王安石超十辞犹不就、僵持多日乃被迫就职。王安石先主政，对反变法者，不论是国之元老还是自己师友，实行零容忍，全部贬斥出朝廷；光后当政，政治手段完全雷同，尽罢新法（包括历经十几年已被百姓认可的免疫法、青苗法等），尽斥新党，甚至把神宗时代征服的西夏之地又还给西夏以求和平。光虽然专心研究历史十几年，写出煌煌巨著《资治通鉴》，然而他的施政哪里能看出汲取了历史的教训？似只印证那句沉重之话：“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汲取历史教训。”相比而言，韩、富等人，虽然被王安石讥为俗吏，但比王和光显得更通达人情世故，更善于折中妥协，更深谙倾听和权变之道。而这些基本的素养正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所不可或缺的。

比如三苏与王安石（1021－1086）。三苏与王文风不同，三苏多学战国纵横策士派，安石尊崇孟子扬雄和杜甫，互不认同。安石任群牧司判官，母亲去世，百官往吊，唯苏洵不去。苏辙（1039－1112）制科策论直言批评神宗，安石反对录用，后又拒绝撰写任命书。欧阳修先寄望安石接任文坛领袖，但安石志不在此，后来欧发现了苏轼（1037－1101），便极力奖掖，轼不负众望，每有新作，广泛传播，成为士林舆论领头人。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批评青苗、免役、均输、省军等新法的弊病，御史谢景温诬奏其私贩货物，安石借机严厉查办。神宗想任用轼为谏官，安石反对说：“苏轼之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轼自请出任地方职务后，时有诗文批评新法之弊。变法派见旧党领袖司马光已退、剩下苏轼影响最大，就集中打击他，弄出乌台诗案。当苏轼还在黄州贬所时《与滕达道书》中却表明了反省之意：“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缪，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等到旧党上台执政，苏轼又秉公直言，反对全部罢除新法，主张保留免役等法。此两事最能反映苏轼的高尚可爱之处，也是他人难以企及之处。熙宁二年（1069年），苏辙上书支持变法，获神宗召对、王安石重用，纳入三司条例司。但后来反对青苗法，很快贬任河南府留守推官。元祐元年（1086年），苏辙任右司谏，连续弹劾罢去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大臣吕惠卿。绍圣元年（1094年），苏辙上书又反对哲宗恢复安石新法，被贬知汝州。

比如兄弟、女婿与王安石。王安石大弟王安国（1028－1076），熙宁元年(1068年)经三司使韩琦举荐、神宗召试，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熙宁四年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直言：“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耳！”神宗不悦，未予重用。数次劝安石为家族免灾计而停止变法，又责备自己的妻舅曾布误导安石变法。熙宁七年，趁王安石罢相，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削职放归乡里。熙宁七年八月，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因病亡故。三弟王安上与苏轼相友好，因乌台诗案牵涉受罚。四弟王安礼（1034-1095）也与王安石政见不一，曾上书反对变法。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诗案下狱，处境危险。王安礼劝说宋神宗“不以言语定人罪”、要“能容才”。

长女婿吴安持，是王安石同事、好友吴充（1021年－1080年）之子，不支持王安石变法。二女婿蔡卞（1048～1117），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与胞兄蔡京同科登进士第，翌年任江苏江阴县主簿，极力推行王安石青苗法，受到王安石器重，招为女婿。

其次，欲论王安石之后的宋人宋事，也绕不过王安石，因为王安石的思想和变法深刻地影响了他之后的众多宋人宋事。

王安石身后155年内，经历了从“孔孟之后”到“亡国祸首”的一起两落。

一落：哲宗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高太后摄政，约7年，罢去其新法、打压其思想传播。

一起：元祐八年（1093）始哲宗亲政约7年，次年恢复新法、诏王安石配享神宗庙、赠谥号“文”；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崇宁三年（1104）诏王安石配享孔子庙，次于孟子，图其像颁天下，荣宠至极。

二落：钦宗靖康元年（1126），二程弟子杨时上疏指王安石“致今日之祸”，诏降王安石从祀孔庙；高宗建炎三年（1129），将北宋灭亡之罪归咎于王安石，诏罢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宋孝宗淳祐元年（1241），诏罢王安石从祀孔庙。

伴随着王安石的“一起两落”，变法派及其后代、门人与反变法派及其后代、门人，也一同起落。

比如，徽宗政和三年（1113），诏追封王安石为舒王，封其长子王雱为临川伯，从祀孔庙。孝宗淳熙四年（1177）则诏罢临川伯从祀孔庙。

比如，元祐年间，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奏请摄政的高太后同意，发布元丰党人榜，网罗新党诸人，并加以斥逐。

徽宗崇宁元年蔡京为宰相，尽复新法，仿元祐旧党故事，立元祐党籍碑，把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员，加上反对自己的其他人员，共309人，列为奸党，昭示全国。入籍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徙，子孙后代不得为官。时势变后，党人子孙则又以先祖名列此碑为荣，重行摹刻于世。

《王安石传》的作者崔铭副教授认为：“王安石变法，引起了新、旧两派的政见之争，但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处理这场纷争，熙宁、元丰时期，新派主政，旧派不被重用；元祐年间，旧派主政，就变本加厉，不仅不重用新派，而且将他们贬谪；绍圣年间，新派再次主政，更加变本加厉报复旧派，将他们贬到当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如此循环往复，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堕落为党派之间的意气之争，于是就被蔡京这个投机分子所利用。加上宋徽宗昏庸无道，北宋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向亡国。因此，我认为，北宋亡国不仅跟王安石变法有间接关系，也跟司马光等反变法人士有间接关系。新、旧两派均难辞其咎。”

再次，欲论王安石之前的宋人宋事，也绕不过王安石，因为王安石见解独到，对北宋历史多有深刻分析评论。其评论集中于三批文章中：一是嘉祐三年（1058年）《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嘉祐五年《陈时政疏》；二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上神宗《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三是每次推出新法前后变法团队的论述。

比如说，欲论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历史功过，不能光看他们在位时说了什么、做成了什么，还要看王安石如何评论他们行政措施的后续效果。

欲论寇准宰相参与的澶渊之盟，不能光看当时息兵止战之功，还要看王安石如何评论此盟约带给北宋后世的经济压力、精神压力。

欲论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不宜就事论事，还要把它与王安石变法对比来看。庆历新政以整顿吏治先行，首先触动的是官僚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快速而强力的反对，因而迅速失败。王安石变法显然汲取了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改为先改革经济政策，减少了一定阻力，但后来推出青苗法，抑制了豪强富户放贷兼并，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推出免役法，原先官僚富豪不用服役，现改为一律按财产多少缴钱让政府雇佣穷人服役，也触动了官僚富豪利益，都遭到其强烈反对，成为失败原因之一。

欲论宋仁宗（1010－1063，在帝位1022－1063），不能光看他本人说了什么、做成什么和顺应他的大小官员如何评论他，还要看王安石多次拒绝仁宗诏他就任京官或晋升职务的事实。呈送主张革新变法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其时仁宗49岁、在位36年，已经衰颓、不思进取，并无重视和回应，执政大臣也未表现出兴趣，王安石也不可能受到重用、大展宏图，他当然有逢非其人、宁可隐退、待时而起之意了。

有网友“若光z”评论说：“王安石执掌朝政前，皇帝受宰相牵制，宰相受百官牵制，百官受道德和舆论牵制。如此行政效率虽低，官场和社会却很稳定。而在王安石大刀阔斧推行变法期间，旧有的权力约束被不断削弱，君权与相权同时暴涨。后来北宋之所以会出现宋徽宗那样的昏君和蔡京那样的奸相，与王安石打破约束是分不开的。其实北宋许多大臣都预见到了变法可能带来的后遗症，但他们却很难拦住王安石的脚步。不仅是因为王安石背后有宋神宗这个铁粉撑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王安石在道德上近乎完美，政敌就算想攻击他，也无处下手。”

二、欲论王安石，必读《王荆公》

《王荆公》是梁启超1908年写成的王安石传记。这一年，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整整10年，也是清末朝野要求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呼声高涨的一年。因此，这是一本变法者谈变法者的专著，是一本变法声中谈变法的专著，更是一本全面系统为王安石辩诬正名的专著。此书详细叙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变法的主要内容、受到的阻挠破坏、取得的成绩、用人与交友、学术与文学等，驳斥了800多年来对王安石的种种诬蔑之词，为后人研究王安石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观点。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而梁启超评论王安石及其新法，往往以现代欧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之作比较分析，给读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此书被认为是20世纪评述王安石变法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估计很多如我一样读书太少的读者，在读《王荆公》以前并不知道以下事实：

一是《宋史》在诸史当中最不可信，单读《宋史》无法全面客观评论宋人宋事。想辨别《宋史》，就要先辨别它所依据的主要资料《神宗实录》。哲宗元祐初年，司马光等旧党主政，第一次编写《实录》，由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一起编写。哲宗亲政的绍圣年间，章惇等新党主政，对此版本攻击不已，就第二次编写《实录》，由蔡卞等人重修。蔡卞据王安石日记《熙宁日录》将元祐版本修改多处，用红笔抹去，称为朱墨本。旧党对此版本又攻击不已。南渡后，绍兴四年，第三次编写《实录》，由范祖禹的儿子范冲主编。自绍圣到绍兴，元祐党人被流放在外三十余年，所积聚的怨愤很深，范冲继承了父亲编史事业，是旧党而非新党。而王安石所写的《日录》和绍圣年间朱墨本《实录》，全都被旧党毁灭了，由此造成现存文献中变法派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宋史》就根据第三版《实录》的一面之词，写成严肃史书。《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对宋人没有什么好恶，只是因为没有见识，不能辨别史料的真假罢了。《四库全书》提要说《宋史》：“它是以表彰道学为主旨，其他的事都不用心，因而错误数也数不清。”檀萃说：“《宋史》非常烦琐，而判断是非也并不是出于公心。自从出现了洛党和蜀党，到南渡而没有停止，其中的门户之见，对人心的禁锢很深，因而同路的人就多为他掩饰，不同路的未免指责过分。”之后柯维骐著《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都在纠正《宋史》的错误。四库提要摘录它的纪志中互相矛盾处、传前后矛盾处十余条。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摘录它叙事杂乱处、疏于检查处、错误处、遗漏处、抵触处各十余条，它各传中的袒护处、牵强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错误处共百余条，则《宋史》这书的价值，就可以看出了。

而它谬误最严重的，就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真相多有遮蔽和扭曲，对反变法的旧党则多有美化讳化。南宋初定下的这个基调，历南宋、元、明至清代中期，成为官方正史和文人私家撰述的主流舆论。当代读者如果不能认真辨识王安石相关历史，则难以准确评论北宋历史。

二是在南宋初至晚清，历代主流思想舆论都对王安石变法持批评、否定、诋毁态度。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导致北宋亡国。二是抨击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荆公新学。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斥骂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是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程朱理学在元明清成为主流思想，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批评王安石的诸项新法“聚敛害民”、理财之道“剥民兴利”。这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在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包括南宋朱熹、明顾炎武、清王夫之等）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三是自南宋开始，另有一批人一直在努力为王安石正名。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1139-1193），在淳熙十五年（1188）写下《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是历史上第一篇为王安石辩诬、正名的传世之作。其后，元代有学者吴澄（1249-1333）、虞集（1272-1348）

，明朝有章衮（《王临川文集序》）、陈汝锜（《司马光论》等），清朝有颜元、李绂（《书<辩奸论>后二则》《书<宋名臣言行录>后》《书<邵氏见闻录>后》等）、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杨希闵（《王文公年谱考略推论》和《熙丰知遇录》）、龚自珍、严复等，相继发声支持王安石的思想和变法。

至1908年，梁启超写下《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全面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近代西方国家的所得税法，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还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此后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众人尊奉，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三、试论《王荆公》，似有三瑕疵

一是缺少皇帝、皇太后与变法派、反变法派之间关系研究。《王荆公》一书止于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王安石变法与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两个维度展开分析评论，缺少对皇帝、皇太后与变法派、反变法派之间关系研究。单从变法派与反变法派角度研究，似乎王安石变法失败主要由于反变法派势力强大，但深入观察发现，帝后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变法派或反变法派，帝后实际上是第三派力量，是主导力量，就看它偏向哪一派，或者它被哪一派挟持利用，王安石变法“成也帝后，败也帝后”。

仁宗不支持王安石变法，主要因为当时他年虽不高（49岁）但在位已久（36年），渐老衰颓，已无斗志。

英宗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虽然正值三十出头的壮年，但是体弱多病、在位仅4年，形势未明、已经驾崩，王安石在治平二、三年三辞赴阙。

神宗宠信王安石、锐意变法，是因为20岁继位、血气方刚、志向高远，又遇韩维多年美言推荐王安石，王安石当年49岁，年富力强、谋划多年、急待大展宏图，遂有君臣一人、同心改革。

高太后（1032—1093）反对变法，时当神宗38岁崩、哲宗9岁继位、高太后54岁摄政，年高、女性、暂时代管、在神宗-王安石改革时期后宫、宗室利益受到限制，这些因素都促使其罢去新法、保守执政，求稳怕乱、求和避战、求苟且不求长远，司马光等旧党迎合、利用了太后这些因素。

哲宗18岁亲政后支持变法，主要为报复高太后当政时期对自己的压制、大臣对自己的漠视漫侮，才意气行事恢复新法、罢去旧党大臣（包括自己的老师苏轼），章惇等新党迎合、利用了哲宗。

徽宗19岁继位支持变法，时当哲宗25岁崩，自己专心书画玩乐，无心理政，沿用哲宗旧制，虽有意调停并用新旧两党，但被奸臣蔡京利用来打击元祐旧党以及反对自己的人，抬高王安石地位至孔孟之后第三人，朝政日坏，很快亡国。

钦宗、高宗斥骂王安石思想和变法，主要想开脱北宋亡国之罪责，遂归罪王安石为祸首，罢享罢祀王安石，成为后世官方沿用定论，并主导了民间舆论。

帝王之术在于制衡之道，制衡失控，就会演变为党争倾轧。梁启超先生毕竟是忠君士人，不敢放胆评论变法当中的帝后因素，自然可以理解。

二是缺少上天（天气、气候）与变法派、反变法派之间关系研究。古人说，成大事者，必兼有天时、地利、人和。

王安石论北宋立国百年无事札子也说：“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上天，是支持变法，还是不支持变法，既有其历史巧合性，又有历史必然性，不能忽略不论。

从巧合性看，有两个典型大事。熙宁二年（1069）以来，每有自然灾害或异常天象，反变法派必然借以攻击安石“变法违逆天道”，安石都能成功说服神宗拒绝批评。但是，熙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郑侠为民请命、智献流民图，并以命相赌：“如陛下观图，行臣之言（开仓赈民、罢去新政），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神宗深受震撼，三月三十日发诏罪己，随后发布免税、赈灾、暂停新法等措施，四月六、七日连续大雨，臣民喜贺，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罢相。另一个是，徽宗皇帝手书元祐党籍碑，立于端礼门，遭雷电击毁，吓得皇帝以为违逆天意，马上派人撤去此碑。反变法派都充分利用了此两次天祸，指斥变法导致天怒人怨，成功占领舆论高地，变法派因此失去重要棋局。

从必然性看。据后世科学研究，北宋后期，自然气候变寒冷，北方游牧民族拼命向南争夺生存资本，北宋变法本想富国强兵、抵御外来侵略，却已经来不及了。竺可桢论文《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系统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后人继续深化研究，梳理出五千年来明显呈现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交替。第一个温暖期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代。第一个寒冷期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第二个温暖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东周到秦汉温暖期。第二个寒冷期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600年,即东汉南北朝寒冷期,这个寒冷期以公元4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第三个温暖期从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时期。第三个寒冷期从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两宋时期。第四个温暖期从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温暖期。第四个寒冷期从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严寒期。五千年来,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北方游牧民族为求生存，拼命向南方温润地区侵略进占,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严峻挑战。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乱华”,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公元1700年左右满族入关,是农牧民族军事冲突的最典型事例。

当然，以上从科学的天人关系角度来分析评论，只是今人对前人的一种补充，今人不能苛求梁启超掌握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规律及其对历史的影响。

客观地说，宋代衰亡的关键，有所谓昏君论、奸臣论（或说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而蔡京之用，源于司马光；或说徽钦之祸，源于安石变法），还有寒潮期影响论。但这些都只是外因、不是内因，只是起了助推作用，而不是主力作用。比如说，北宋末的寒潮期到来，致使北方游牧民族无以为生，只能向南掠夺生存资本这一观点，体现在塞北民族对宋朝的极大打击、对宋朝国力的巨大和长期损耗，虽然很重要，但是中国强则威八方，中国乱则受外辱，本是常例，所以它不是关键所在。那么，关键是什么呢？还是党争。北宋年间，旧党和新党之争，从政见之争演变为动辄生死的党锢之祸，虚耗国力之剧，远超过常人想象。变法乃是富国强兵必然之道，王安石变法当然必要，但他的变法理念和手段还未成熟，本身存在着许多的弊端，经不起天灾、人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宽容支持。王安石一派行事激进，官员从中作弊、欺上瞒下，又碰上连年天灾，旧党横生阻挠、落井下石，将政局演变为一场争夺政治主导权的党争，以致于变法失败。南宋初年，新旧党争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党争，又产生严重内耗。

三是梁启超叙论《王荆公》，感情过于强烈，难免干扰其冷静客观持论。比如说，梁启超称誉王安石为三代以下的完人、是社会主义学说先行者等，未必服人。又如，他认为宋代民间笔记多是诬蔑王安石的记录，但其中也有客观记录，只是不同人解读不同、取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