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制造”到“文创”
在东莞南城街道袁屋边社区稠密的居民楼中，有一栋不起眼的三层红砖房，乍看上去很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莞随处可见的厂房，体量也比普通的家居楼房大几倍。走近大门才会发现，这座红砖房并非工业厂房，而是一座内有乾坤的民间博物馆，正门上方用秦代帛书写着“千碑文化”四个字，左侧挂着“千碑博物苑”的醒目标牌。这里就是书法家和文物鉴定家游承平先生参与创办的“千碑堂”所在。
在“千碑堂”西侧三四十米外，是新中国成立前已建成、见证了东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辉煌历程的莞太路（从莞城至太平。虎门旧称太平），只是中间隔着一座沿街布局的商住楼，挡住了莞太路日夜不息的车马喧嚣，千碑堂可谓“闹中取静”，宜于“幽隐”。于是，这里又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雅称：“幽人巷”。我们相信知道这个雅称的人，对千碑堂不陌生。
作为一家民间投资的文博机构，“千碑堂”最初选址于南城艺展中心。2009年12月，这座对东莞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创园开门迎客，很多人相信以制造业立市的东莞迎来了文创产业的第一个春天。艺展中心占地100亩，它从工业区蝶变为文创园之前，是外商投资的雅田玩具厂，而玩具、服装、鞋帽又曾经是东莞传统制造业生产规模最大的标志性产品。2006年左右，雅田玩具厂与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在困境中寻求合作，终究未能阻止东莞玩具产业走向衰落……两家超大型玩具制造商几乎同时倒闭，似乎可以视为某些传统制造业进入深刻调整期的一个象征。在我们看来，这是艺展中心诞生不可回避的时代背景。
一座凭借传统制造业崛起的城市，过于单一地着眼于“制造”本身，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产业生态就脆弱，许多不可测的因素——比如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政策环境、创新风险、技术更新速度、文化心理等等交织在一起，必然推高单一素质城市的转型成本，唯有用文化生态的眼光来捕捉、定位和描述这些隐藏的因素，城市发展才能赢得更灵动的空间。
二、艺术空间：城市厚度的温情表达
“千碑堂”或许是第一批入驻艺展中心的文博机构，那是2010年5月。当时艺展中心惊艳登场，据媒体报道短短几个月就有400多家商户入驻，意气风发要全力打造属于东莞的文创高地，一如“北京798”，所以当时热情的媒体给了艺展中心一个民间称号：“东莞798”。如今经过十多年的淘洗，这400多家商户的状况可谓一言难尽：“千碑堂”于2018年悄悄离开艺展中心，搬到了相距不到一公里的“幽人巷”所在的袁屋边宝园路，用三层楼房取代了原来仅百十平方米的展厅；不少原来的文创企业转行做起了餐饮、百货甚至建材；也有不少商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如今的艺展中心虽然不再像当初那样受大众关注，但真正爱文化的人还是在埋头耕耘。撇去一些时代的浮沫，我们更容易看清历史长河中的潜泳者。
即便在“幽人巷”，收藏的大部分名家字画和陶瓷仍然只能暂时存放在樟木箱子和简陋的阁楼上，因为这些藏品需要的空间实在太大，只偶尔向为数不多的来访者和有缘人展露其本来面目。
“千碑堂”的陶瓷主要集中陈列在三楼。南方夏季的烈日可以使这里的气温达到五六十度，但对于曾经在上千度炉窑中煅烧过的先人手造，这种人类无法忍受的环境，对陶瓷几乎毫发无损。这里的陶瓷远至汉唐，近至民国时期，如汉代的双耳锥形瓶，唐代的黄釉罐，明代的绿釉走兽纹双辅首大尊、折沿盆、青花抱月瓶，清代康熙年间的豇豆红菊瓣纹瓶等。而字画更是游承平的至爱，从宋徽宗（1082-1135）的花鸟到元代王蒙（1308-1385）的山水；从明代沈周（1427-1509）的巨幅条屏、文徵明（1470-1559）的手卷、陈白阳（1483-1544）的花鸟，到清初“四王”、渐江（1610-1664）、八大山人（1626-1705）、石涛（1642-1708）、郑板桥（1693-1766）的遗墨，再到晚清吴昌硕（1844-1927）的手笔，令人如入宝山；民国时期书画大家的作品则包括黄宾虹（1865-1955）、于右任（1879-1964）、李叔同（1880-1942）、谢无量（1884-1964）、吴湖帆（1894-1968）、徐悲鸿（1895-1953）、溥儒（1896-1963）、林散之（1898-1989）、张大千（1899-1983）、陈少梅（1899-1954）、林风眠（1900-1991）、谢稚柳（1910-1766）等人的真迹……可谓流光溢彩，满室粲然。
叙述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历史掌故和收藏经历，游承平好像在讲述家族往事，又像在缅怀故人，深情款款，好像他亲自见证了众多藏品的千年风雨，跌宕起伏，包括它们的得意与失意，高光与晦暗。
在幽人巷，游承平日夜守护着他一件一件亲自淘选、竞拍回来的字画、瓷器和其他的文物珍品，犹如一个随时等待收割的农民，安卧在田园的“守夜人”。他时不时半夜起身巡视他的“庄稼”，看看田亩周围的温度是否合适，湿度是否得宜，那几只陪伴他多年的矮脚犬是否尽忠职守？他最多的时候养过九条狗，品类各异，有的是朋友相赠，有的是偶然收留，有的是市场购买。这样的场景似乎更契合农耕文明，更契合一个时刻寻求与古人对话的艺术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秉烛夜游。对于一个遍地都是工厂、到处机器轰鸣、所见多是产业工人的城市来说，这样的场景无疑又充满了诗性和神性的味道，它使这座以工业为人所知的城市街巷多了一缕温情、一重深邃，使这座城市在厂房和大厦之外不至于那么单薄和脆硬。
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为数不多的艺术空间，撑开了一座城市的厚度。
三、从“文创”到“美造”
改变当今世界格局、重塑世界面貌的力量，首推科技，在科技领域，则首推互联网。而在游承平看来，科技改变世界，这是外力运行的表象，其实还有一种内力运行的意志，同时在改造人心的秩序，那就是人类的审美意识。
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通常会相应提高人类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准，但审美意识往往会成为例外，那就是在一个产品高度丰富、样式空前繁杂的消费社会，人类对于什么是真正“美”的事物，感觉反而有可能更迟钝——很多时候，不仅人类的悲欢不相通，美感更不相通。最普遍的趋势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被机械化地复制出来，成为审美意义上的“类人”而非“个人”。某些当代人试图以类型化的群体思维去理解个体，消解个体，这是人类悲剧一再上演的精神根源，心灵顽疾。
游承平极为推崇周文翰先生所著的《中国艺术收藏史》。该书归纳了艺术品与人类关系大致经历的五个阶段：从原始社会艺术品为着神灵祭祀，到商周时期成为国之重器，秦汉时期成为帝王身份象征，再到宋元时期艺术品标志着贵族品位和财富集聚，再到明清时期民间力量强势介入，将艺术品收藏变为个人趣味和世俗生活方式，直至近代以来艺术品成为与普通商品日益接近的消费品，收藏成为产业形态甚至生财之道，这一过程大致勾勒了艺术品与人类关系的两大模糊线索：一是艺术品从神坛和邦国逐渐进入平民阶层，逐渐褪去神秘色彩；二是从宗教、政治领域渗入经济和世俗生活领域，从崇拜对象变为日用之物。这就为个人借助艺术手段表达个性，通过艺术化、美学化的商品传达自己的生活趣味和消费人格创造了时代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工业制造从“质造”玩具、鞋帽、服装开始，以“智造”智能、文创商品为延续，而以“美造”体现人类趣味、性情的商品为最高理想，这或许才是人类制造业相对完整的发展简史吧。东莞四十多年前以传统制造立市，正在以“智造”智能产品强市，未来更要以“美造”为归依，打造前所未见的工业“盛市”，自然需要把众多“千碑堂”蕴含的美学因子吸纳进来，变成城市创新的一股永不干涸的精神血脉。
如果说“制造”重在从无到有，“智造”重在从旧到新，那么“美造”则重在从物质到心灵，从俗滥到清新，从束缚到自由，最终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融通。这或许是人类制造的终极目标。
四、文化的核心是人
游承平是“千碑堂”的灵魂人物，藏品的守望者。这个在山城重庆长大、留着及肩长发、山羊胡子的中年男人，瘦削，淡雅，常常语带机锋，有时又不乏幽默——譬如他宣称他之所以长山羊胡子，是因为小时候吃山羊太多。他从古人留下的一字一句、一笔一划中寻找灵性的闪光，对那些忽冷忽热的潮流和转瞬即逝的时尚，似乎天然具备一种屏蔽能力，但这并不表示他不食人间烟火。他口中常常蹦出几句最时髦的网络用语，不过他常常赋予它们新的内涵。只要谈起古典和近代的名家字画、钟鼎彝器、陶瓷篆刻及艺林掌故，他就如鱼入水，神采飞扬，似乎开坛讲论三年都难以倾尽他近三十年涵咏的笔底烟云，胸中丘壑。
山城重庆或许也是有灵性的吧，五六岁的游承平对书法就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朦胧的念想。父亲虽然读书不多，却鼓励他“写字要比字帖更好！”外公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篆刻家，对他最终选择艺术道路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要等到他近三十岁的时候才真正发酵，结出果实。
像那个年代的众多年轻人一样，游承平大学毕业后凭着一股年轻人特有的胆气闯荡社会，二十七八岁，他就经历了十多种行业的酸甜苦辣——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疯狂地奔跑嚎叫，人心也跟着迷狂颠倒。他听到内心有一缕细小但又清晰的声音在喊叫：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他突然在人流中刹住脚步，回头看看自己匆匆跑过的路，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极其重大而很少有人严肃面对的问题：“我到底想要什么？哪里才是归处？”这场思考最终把他拉出了汹涌的奔跑者行列：他决定去寻找心灵的归处——与古人对话，与古典文化对话。
幸运的是，他最终找到了这种对话的最佳通道——中国书法。在他看来，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三千年文字史最具神性的艺术形式，是艺术家生命体验的情绪化表达。孔夫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游承平看来，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对艺术最全面、最深刻的解读。
2008年，在跨过不惑之岁，游承平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学习中国书法，两年后获得书法专业的硕士学位，后来又被评为中国文物艺术品高级鉴定师，并兼任广东省民间藏品鉴定委员会委员。十多年前艺展中心开园不久，他来到东莞，有意要在一座工业城市“扎根”。2015年，他与一家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合作创办了“千碑堂”，扎根东莞文创市场，探索一条艺术与社会、与市场、与现代人的生活交融的道路。
在游承平看来，东莞是一座充分包容的城市，立足传统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同时也在努力为文创产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出台扶持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挥创造性，厚培东莞文化土壤；而曾经几乎倾尽全力、狂热追求物质财富的东莞人也开始“慢下来”，不再那么急躁，而是静一静，想一想，倾听内心发出的声音，以追求某种更高级、更和谐的生命形态。这种先“躁”而后“静”、先“经济”而后“文化”、先“物质”而后“精神”的城市化道路与游承平当年的心路历程，颇有几分相似！
一座城市的底蕴就像一个人的底蕴，都需要时光沉淀，风霜磨洗。有数据显示，近年来东莞市共有各类博物馆54座，其中公办博物馆18座，民营博物馆36座，规模和数量在全省排名第三，位列广深之后，在19个地级市中排名第一。这或许就是东莞追求城市品质隐约投射出来的侧影吧，尽管“千碑堂”和许多别的艺术空间一样，并不在这54家博物馆的名单里。
五、人与城市相互塑造
有思想家曾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他们所缔造的城市，他们以最深远、最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并且借此释放和表达自己的“创造性欲望”。而在创造城市的数千年历史中，城市也在持续地塑造人。以此而论，人与城市相互塑造，彼此成就。
“千碑堂”为何以“千碑”为名？游承平说：他曾经立志要“读碑”千部。他坚信康有为的入室弟子罗复堪（1872-1955）先生在《论书示门人六十首》中所说的——
读尽千碑书始成，初从博涉后专精。
此中贵有诗书气，方信人非浪得名。
游承平说，这“读尽千碑”的宏愿，迄今他只完成了六七百部，但即便读尽一千部、两千部、三千部又如何呢？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人遗作，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努力远远不够——天地无尽藏，学亦无止境，所以他很自然地告诉我，“千碑”亦含有“谦卑”之意。游老师有好酒之名，或许这“千碑”还有“千杯不醉”之意吧？牛年年底与游老师在南城袁屋边的一条小巷子里喝酒，他就这样调侃过。
从“谦卑”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现代城市文明和文明的衍生物，无疑是有价值的：因为二十世纪以来，几乎全世界的城市化都天然夹带着一种野心：无序扩张、除旧迎新、迅疾变化、密集喧嚷……在城市化浪潮中，诸如“千碑堂”之类的艺术空间，其最大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它的藏品，而在于用这些静默的藏品向世界郑重宣告：有些事物是反对迅疾变化的，不但反对迅疾变化，也反对无序扩展，反对以新代旧，反对密集，反对喧嚷，反对加入众声一律的时代大合唱！因为人性正是在动静、新旧、疏密之间摇摆，寻找即时动态之平衡。难怪也有思想家说：“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因为只有在农民与自然相亲相融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才能更深切地触摸到灵性的颤动。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何古代画家把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幽人隐士当作最主要的表现对象，一如游承平和千碑堂把静谧、冥想、神游物外、总是比时代慢半拍，作为对眼前这个躁动世界的无声回应。
从根本上说，一座城市合乎人性的生态总是充满和谐的悖论：张弛有度，动静得宜，贫富相安，尊卑不辱，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也是东莞从一个农业县向现代化城市转型的灵魂必修课。更重要的是，艺术并非只满足于引导人类回到内心和个性，而是吁求每一个体在充分理解内心和个性的基础上，重新唤起那些本可以相通的悲欢和美感，不但要“各美其美”，也要“美人之美”，最终达到费孝通先生所向往的融通之境：“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袁敦卫，文艺学博士，东莞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教授；曾理，艺术硕士，文化策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