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医科大学东莞精神卫生中心（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强制医疗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卢圳耿的诊室，常常很安静。有人沉默，有人哭泣，有人始终低着头。他很少打断，只是听，递上一张纸巾，等对方愿意开口。从医十六年，他始终相信：精神科医生要做的，不只是诊断疾病，更是在精神的旷野里，为迷路的人点亮一盏灯。

一张纸巾，她记了八年

2018年，小月（化名）第一次走进卢圳耿的诊室。高中辍学、父母离异、母亲严苛打压、网恋男友失信、工作屡屡碰壁——这个单纯善良的女孩，被生活一次次推倒在地。

卢圳耿至今记得那个画面：彷徨无助的眼神，止不住的眼泪，撕心裂肺的控诉。他没有打断，没有说教，只是安静地听，递上一张纸巾，说：“没事，慢慢说，把问题都说出来，医生会帮助你的。”

这句话，这张纸巾，小月记了八年。

量表测评和风险评估后，卢圳耿明确告诉她：重度抑郁发作，自杀高风险，但疾病可治、可控。他致电小月母亲沟通病情，电话那头却传来一句冰冷的回应：“她是装的。”那一刻，卢圳耿真切共情到小月来自家庭的窒息感。他明白，药物治疗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帮她重建治疗信心——让她知道，有人真正站在她身边。

一年后，因母亲强势要求，小月被迫返回家乡，情绪波动剧烈，间断出现躁狂症状。卢圳耿修正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调整治疗方案。此后七年，小月在家乡坚持治疗，能够正常上班，找到自己的爱好，还获得公司奖励；她自学疾病知识，在网上纠正错误观点，从未放弃自己。

2026年5月，病情再次波动，她第一时间联系远在东莞的卢圳耿，要从一千四百公里外来住院。卢圳耿问：“跑这么远，为什么不考虑当地？”她只是淡淡地说：“我相信你能把我的病治好。”

出院时，小月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病人多年后记得的不是顿悟或解释，而是那些积极的支持性的话语。”这句话，成了卢圳耿十六年来最温暖的注脚。

先看见人，再看待病

“我们看的不只是病，更是一个完整的人。”卢圳耿常说。同样的抑郁诊断背后，有人困于职场内卷，有人困于原生家庭，有人被婚恋与经济压力裹挟。如果只盯着量表和症状清单，忽略患者现实处境，治疗便事倍功半。

小峰的故事令他印象深刻。十六岁时，小峰因情绪低落、自杀未遂就诊，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合并强迫性障碍。用药后病情稳定，重返校园。但因医患沟通不足、父母对双相情感障碍缺乏认知，他服药三个月后擅自停药。大一那年，躁狂汹涌而至——情绪高涨、兴奋话多、夸大妄想，最终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

“如果当时能更早识别双相特质，更充分宣教，结局也许会不一样。”卢圳耿惋惜道。双相情感障碍首次发病常以抑郁为主要表现，青少年正是高发期。精神科医生必须像侦探一样，在诊断尚未成立前捕捉细微的双相特质，尽早使用心境稳定剂，避免过度使用抗抑郁药物导致转躁。“这不仅关乎一次诊断，更关乎一个年轻人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走向。”

在卢圳耿看来，诊疗处处是利弊博弈。选药要权衡疗效与副作用；药物或联合心理干预，要结合经济与时间成本。“精神心理领域极少有只有收益、没有代价的选择。医生是分析利弊的同行者，而非替患者做决定的人。”

面对抵触患者，他也有破冰之道。今年6月，十六岁的小张由母亲陪同就诊，全程低头，一言不发。母亲越催促，他越沉默。卢圳耿示意母亲停下，放缓语速，告诉小张这只是放松聊天，不会贴标签。当他提议“先让妈妈回避一下，好不好”时，小张终于点头。母亲离开后，这个紧闭心门的少年开始讲述自己的世界。

“只要他愿意开口，我们就成功了一半。”不居高临下，不急于纠正，从客观躯体症状切入，绕开心理痛点——背后是对患者最深切的尊重。“真诚永远是必杀技。”这是他在门诊中反复验证的道理。

把灯举向更远处

2024年1月1日，卢圳耿正式加入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担任强制医疗科副主任。这个东莞市唯一的强制医疗区，自2014年设立以来，承担着对因精神障碍肇事肇祸、经法院判决不负刑事责任但须强制医疗的患者的医疗与康复工作。卢圳耿到岗后，迅速推进病房改造、明确转诊审批流程、落实强化安保管理，让强制医疗区运转更加规范安全。

这里的患者群体特殊——多因精神疾病出现严重伤人或自伤行为，监护人监管不足甚至长期被遗弃，导致滞留医院。长期活动减少加上药物影响，代谢综合征、脂肪肝等问题高发。

强制医疗科将建设急性期快速控制精神症状，稳定期个体化康复方案，以及司法精神医学鉴定、暴力风险评估等特色亚专科，推动医—法—社联动——与法院共建快速评估通道，与综合医院协作双向转诊，与民政、残联、社区合作做好出院后随访和就业帮扶。

“以法律为纲、以安全为底、以质量为核、以人才为本、以联动为势、以科研为翼、以数字为器。”卢圳耿说，要把强制医疗科做成“政府满意、司法信任、患者赞誉、社会认可”的核心专科。

在精神医学这片广袤而幽暗的旷野里，卢圳耿说，愿做那个点灯的人——不只照亮症状与诊断，更照亮一个个完整的人，以及他们身后亟待被温柔以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