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先民始在青铜器、岩壁刻字，至宋代形成专门的“金石之学”，对于考古证史有重要价值。2025年12月，在陈梓英等文史学者努力下，虎门推出16开本、23万字的《现存虎门碑刻》（以下简称《碑刻》）一书，收录虎门地区碑刻65方，保存了许多质感饱满的岭南日常，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尝产：岭南宗族繁衍壮大的经济保障。所谓“尝产”，又称蒸（原为烝）产、尝业、公尝，主要是指保障家族祭祀的公产。它以祭祀为中心，实际上也利及家族其他公共事业，因此如何管理尝产是家族中的头等大事。《碑刻》收有关于尝产的碑刻共6方，占比为9%。其中虎门宴岗社区《竹隐梁公祠尝数规章碑》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侧重规定尝产管理者的资格：除了人品道德和规章意识外，还特别强调要已成家室、身居本乡、名下有田亩、荔枝等价值1000圆以上的人；如果身家不足1000圆，至少也要500两银子“坐底”，另外有身家1000圆以上的人情愿担保，方得进入“管数之列”。对尝产管理人的严格筛选，体现了岭南家族对尝产的重视，因为尝产正是岭南家族繁衍壮大的经济保障。

二、祠庙：岭南族群多元包容的神圣空间。《碑刻》共收祠庙碑28方，占比为43%，居第一。从碑文来看，岭南人的信仰错杂多元，包括北帝、火神、伏波将军、海神天后、龙母、医帝、校尉将军、九王神、郭大仙都仙人等。为这些神灵建祠立庙，营造神圣空间，且不同信众和睦相处，揭示了岭南地区族群多样、信仰多元、彼此包容的文化生态。这些神灵都与岭南人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如镇水、防火、安定、医疗、修仙、减赋等。如《重修六册大坑医灵古庙碑文志》（位于虎门怀德社区大坑村）记载：乾隆后期，虎门六册居民苦于丁盐之赋，相约以医帝为首，向县令史藻上书求免，“史公不敢违背神意”，晋省代求，永远减除盐税，乡人立石于庙，“以记医帝千秋不朽之功”。

三、墓志：岭南士民的精神寄托。《碑刻》共收墓志碑（含神道碑、纪念碑）19方，占比为29%，居第二。虎门碑刻中的墓志铭多记述墓主生平、功绩、子孙儒学成就、嫁娶情况以及家族迁徙史。其中家族迁徙史是岭南墓志铭中的特色内容，表明自秦汉以来，许多岭南先民从北方辗转移居此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开发与繁荣。比如虎门人陈益冒死从安南（今越南）引种番薯回国，祖父陈志敬以政声、品行名动朝野，但他们并非岭南原住民。陈氏先祖从江西迁广东南雄，再迁虎门大宁、北栅（见《明中宪大夫莲峰陈公宜人赵氏钟氏墓》），如今陈氏多聚居北栅，蔚为大族。

四、村围：岭南自治的朴素逻辑。《碑刻》还收有纪事、村规类碑刻12方，内容多与地方事务有关。岭南背岭面海，山高林密，江河如网，自明代黄萧养作乱以来直到民国晚期，社会治理一直是当政者头疼的大问题。在此大背景下，虎门碑刻也直观反映了岭南村社解决族群矛盾的基本观念。嘉庆十九年（1814年）所立的《维宁围坊例式碑》（原位于怀德社区大围村，现藏鸦片战争博物馆）规定：本围“围场”出卖，“只许卖与本围庙丁、目下食本坊社者，断断不许卖与目下不入本坊食社之人”，倘若违例，“神明鉴察，厥后不昌”，且要“驱逐出围”。表明岭南人以信仰为依凭，以村围为界限，以内部秩序为指向，形成了较强的本乡本社意识。

现存虎门碑刻大多会记述立碑背景、倡首人、捐资者、捐资数额等，比如虎门历史上多次重修火神庙，捐资者不但包括周边各铺户、渡船户、拖船户，还包括地方士绅、平民以及虎门营寨的官兵，不但表明民间信仰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更表明不同信仰之间彼此尊重，和谐相处，这正是明清以来岭南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多元创新的真实记录。

《碑刻》是一份仍然鲜活的历史档案，时刻提醒我们：历史从未远去，事件背后的人伦日常如尝产、祠庙、墓志、村围已经改换面目，分别变身为家族共同资产、现代文旅资源、家族记忆和围村自治，需要今天的人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才能驱除历史夹缝中的滞涩与灰暗。

（作者系东莞行政学院文化与社会教研部教授、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