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阳认为，APEC的成立和发展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1989年，APEC在12个创始成员希望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共同诉求中诞生；1991年冷战结束后，APEC成为本地区各经济体参与合作、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良好平台，规模和影响力逐渐增长，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主渠道。

如今，APEC已有21个成员，聚集了除欧盟成员以外、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过去几十年，亚太经济是公认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主要的‘发动机’和‘火车头’。所以，这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不仅关乎本地区，更关乎世界稳定和繁荣。”刘晨阳说。

刘晨阳表示，由于成员的多元性、差异性，APEC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模式，如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坚持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等。这样的特点，使得APEC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展现出独特价值。

刘晨阳用了四个比喻来具体阐释：当国际关系遇到重大波折，APEC通过领导人的会晤，往往能够起到“调节器”的作用；能够让各成员找到缓解矛盾的空间，降低地缘政治博弈的压力，扮演“减压阀”的角色；APEC一贯坚持谋求区域合作，当地区经济秩序受到冲击，APEC能充当地区经济秩序“稳定器”；面对一些新生的合作议题，比如数字经济、AI治理等，APEC可以成为新规则、新范式的“孵化器”。

对于2026 APEC“中国年”的重要性，刘晨阳提到了两个重大时间点——今年是中国加入APEC 35周年，多年来，它不仅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多元战略平台和抓手，还在政治、外交方面搭建了高规格、多层级、多样化的对外交流合作渠道和空间；今年也是APEC“布特拉加亚愿景”正式实施5周年，今年的APEC会议需要对这一新愿景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回顾和总结，并为下一阶段更好推进实施进行规划。

刘晨阳指出，对中国来说，利用APEC平台，推进新形势下新范式的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加强与所有APEC成员的沟通和政策协调，特别是以运筹中美关系为重心，化解地缘政治博弈对亚太合作的冲击，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是办好今年APEC会议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既是为我们‘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也呼应了绝大多数成员对于亚太地区大局稳定、开展合作的诉求。”

“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紧紧抓住新愿景的贸易投资、数字经济和创新增长、包容和可持续增长三大支柱领域，用三大支柱领域形成的成果，为建设亚太共同体铺设更加明确的路径。”刘晨阳认为，如何让亚太共同体从“有形”向“有效”转化，在落实推进APEC新愿景的进程当中，留下2026 APEC“中国年”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今年会议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

刘晨阳表示，面向未来，深圳要充分用好会议红利，强化长效交流合作，结合自身特色优势，针对APEC核心议题谋篇布局，做好“数字”和“绿色”的大文章，使亚太开放创新增长合作的势能与深圳发展的动能协同共振、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