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清晨六时，山脚尚笼在薄霭之中。石阶湿润润的，泛着暗沉的光，像一条被夜露浸透的旧绸带，蜿蜒着伸向云雾深处。

父亲已迈上石阶，步履沉缓，每一步都踩得稳当，像一个不言不语的航标，将方向牢牢钉在晨雾里。我跟在他身后，心旌微倦，对这趟行程并无太多热望。清明本是踏青时节，可于我而言，更愿懒卧窗前，听雨煮茶。然父命难违，我只好提脚跟上。晨光熹微，鸟鸣从头顶漏下来，清亮得像泉水撞击石壁后溅起的碎响。我走得漫不经心，指尖偶尔划过路旁的叶片，露水沾湿了指腹，凉丝丝的。

转过第三个弯，石阶骤然陡峭起来，像一架竖起的木梯，每一级都高得令人心惊。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胸膛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掌压住，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拉锯般的钝痛。汗水从额角渗出，沿着眉骨滑入眼角，蛰得生疼。我抬起袖子胡乱揩了一把，袖口洇开一片深色的湿痕。膝盖开始发软，双腿像松了螺丝的铰链，每抬一步都晃晃悠悠。我扶住路边的铁链，铁链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霜花，沾在掌心，化成冰冷的水，顺着指缝淌下去。我蹲下身，把下巴搁在膝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起伏得像一只被风鼓满的帆。

“歇一歇。”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拧开一瓶水递到我面前，瓶身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像刚从泉眼里捞出来。我接过水，仰头喝了几口，水沿着嘴角淌下来，滴在衣领上，凉意一路渗进锁骨。我低头看着脚上的登山鞋，鞋面沾了一层赭红色的泥，像被这片土地轻轻咬了一口。

恰在此时，我瞥见路边立着一块碑。碑不高，矮矮的，被青苔爬了大半，像一件被时光遗忘的旧物。我蹲下身，拨开那些青苔。碑上刻着几行字，字迹浅淡，被风雨侵蚀得几近模糊。我凑近了看，依稀辨认出“黄友”二字。

那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1944年的夏天，牺牲在东莞大岭山。那时，他所在的东江纵队在转移途中遭遇日军伏击。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他主动留下阻击。子弹都打光了，只从一具敌军尸体上摸到一枚手榴弹。战友劝他撤退，他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却坚定：“你们先走，我顶着。”黄友拉响了那枚手榴弹，爆炸声震彻山谷，像一阵惊雷，在绵绵山岭间来回滚荡，直到被更远的风吞没。

我蹲在那块碑前，忽然觉得膝盖上的酸痛变得轻了。我望着碑上那些模糊的字迹，像是望着一扇很小很小的窗，透过那扇窗，我看见了另一座山——不是这座铺了石阶的山，而是那座荆棘丛生、碎石遍布的山。他走在那座山上，脚上穿着草鞋，鞋带断了，就赤着脚踩在尖石上，血从脚底渗出来，染红了脚下的泥土。他想过放弃吗？我不知道。但他没有放弃。他在濒死的边缘一次次站起来，只为了让身后的战友多走一步。我无法想象那需要多大的力气——不是腿上的力气，是心里的力气。

我站起来。膝盖还在咯吱作响，左膝隐隐作痛，但我没有再蹲下去。我把水瓶拧紧，把外套的拉链往上提了提，重新迈出了一步。父亲在前面，他的背影在晨光里被勾出一道柔和的弧线。我跟上去，步子比之前大了，脚掌踩在石阶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把这些念头含在嘴里，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路还在延伸，石阶还在升高，可是我的脚步却不再沉重了。那些先烈的故事，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从山巅垂下来，缠住了我的脚踝，轻轻拉扯着，让我每一步都踩得更稳。

不知过了多久，脚下的石阶终于变平了。

风呼地灌上来，带着远方的气息，像一群脱缰的野马撞进怀里。我站在观景台上，往下看——整座东莞城在我脚下铺展开来。高楼在雾霭里浮沉，如同一艘艘巨轮停泊在茫茫云海之上。河流像一根银色的缎带，弯弯曲曲穿过城市的心脏，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斑。远处的大岭山、黄旗山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仿佛一幅被时光泡淡了的水墨画，越远越淡，淡到最后，融进了天际线。

阳光终于撕开了云层。金色的光线倾泻而下，落在山脊上，像一匹被风展开的绸缎，柔软而灼烫。我闭上眼。风灌进耳朵，灌进袖口，灌进肺腑。风是有记忆的。它吹过那些少年疲惫的脸庞，吹过他们被汗浸透的薄衫，吹过过子弹擦过耳畔时烫手的瞬间，吹过弹尽粮绝后依然拉响手榴弹的决绝。它把那些声音裹在气流里，从1944年吹到了2026年，吹进了我的耳廓里。

我睁开眼。风还在吹，城市还在脚下。而我的心跳变得沉稳了，不再是那个蹲在路边想放弃的人。黄友没有留下遗言，却用十七岁的脊梁，为我们铺就了一条不必带血的路。我只是走了几小时的台阶，而他走了一生。他倒下的地方，如今长出了树，树根深深扎进他流过的血里，长成遮阴的浓荫。我走在这片浓荫下，踩着那些被雨水冲刷过无数次却依然坚硬的石头，终于明白——所谓成长，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坚强，而是在那个最想放弃的时刻，抬起头，看见一块碑，然后决定再用一分的力气站起来。

“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我转过身，迈开步子，走向那片灯火深处。身后那座山在暮色里变得越来越矮，越来越远。可我知道，它永远立在那里，立在我骨头最深处。而我，终于可以轻抚那块看不见的碑，对自己说：你走过了。

作者：东莞市竹溪中学初二22班黄芊霏；指导老师：黄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