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莞城街道的一间办公室里，午后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切出一道道光影。39岁参与“同伴支持”项目的同伴工作者黄先生坐在工位前，熟练地接起客服电话，声音平稳而温和。

一年前，他还整日窝在家里，要么蒙头大睡，要么盯着天花板发呆，连下楼扔垃圾都像一场酷刑。“那时候觉得人生完了。”黄先生说着，自己先笑了。

在东莞，像他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曾被精神疾病的阴影长久囚禁——不敢出门、不敢社交、不敢谈未来。“同伴支持”项目启动仅一年，如今，他们走出了家门，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甚至成了帮助其他病友的“同伴支持者”。

这背后，是东莞一年来创新实践的“医院—社区—同伴”三级联动精神康复服务——“同伴支持”项目。它以“自助助人”为核心理念，整合专业医疗、基层服务和同伴支持力量，形成闭环康复链条，让患者从“被治疗”走向“能助人”。因成效显著，东莞的这一实践被国家项目办采纳为典型工作经验，四人获评全国“优秀同伴工作者”，成为全国学习的样板。

黄先生第一次参加“同伴支持”活动时，紧张得手脚不知往哪儿放。他坐在角落，全程低着头。活动快结束时，一个病友突然说：“我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就这一句，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那扇紧闭的门。他猛地抬起头，眼眶发热——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以前总觉得自己是异类，不敢跟人说心里话。但在这里，有人真的懂你。”黄先生说。

这种“被懂得”的感觉，正是“同伴支持”项目的内核。2025年初，南方医科大学东莞精神卫生中心（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莞城街道、洪梅镇启动试点，让康复得好的病友去帮助仍在泥潭中挣扎的人。医生能治病，家人能照顾生活，但只有真正经历过同样痛苦的人，才懂那种心酸。

29岁的小陈深有体会。她被严重的社交恐惧困住，毕业后整整一年没出过门。窗帘永远拉着，不敢找工作，连跟邻居打招呼都要排练几十遍。妈妈硬拉她下楼买菜，她走到小区门口就发抖，蹲在路边哭了半小时。

在家人和精防医生反复劝说下，她“勉强”参加了第一次分享会。小陈手心冒汗，说话磕磕巴巴，好几次想扔下话筒逃跑。但没有人催她，一个同伴工作者轻声说：“没关系，我第一次比你还紧张。”

当她终于把活动主持完，全场响起掌声的那一刻，小陈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也能做好一件跟人打交道的事。”如今的小陈在一家公益机构做文职，虽然偶尔还会紧张，但她学会了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可以的。”

44岁的阿桃，如今是洪梅试点的“明星同伴工作者”。与精神分裂症抗争了十多年的她，曾经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去年，精防医生问她愿不愿意参加项目，她犹豫了很久，最后答应了。如今的阿桃忙得脚不沾地：走访孤寡老人，参与同伴活动，做志愿服务。“以前我总觉得自己是拖累，现在孩子们都说妈妈很厉害，为她骄傲。”阿桃笑着说，眉眼间全是藏不住的自豪。

项目刚启动时，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开展的场地就是第一个难题。莞城街道协调借用街道残联的康园中心，洪梅则借用村居委会会议室。

“太难了，根本没人敢来。”莞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职精防医生黄冠连连摇头。最难的是招募“同伴工作者”——那些愿意站出来组织活动、帮助其他病友的康复者。他们没信心：“我自己都有病，还能组织别人？”家属也担心，怕活动太累影响病情。

黄冠医生和社工挨个患者动员，吃了无数闭门羹。普通患者的参与率也低得可怜，不少人怕暴露病情，躲着不参加。

洪梅镇也差不多。洪梅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防医生吴叔贞说，很多家属有强烈的“病耻感”，觉得参与项目就等于承认家里有个精神病人。

黄冠医生的办法很简单：靠磨，靠讲，靠示范。

在市七院的支持下，他们先从病情最稳定、最配合的患者入手。黄冠医生换了个说法：“咱们一起帮病友们聊聊天、互相打打气，我们全程在旁边指导。”他带着社工一遍遍随访，反复跟家属沟通，从“怎么定主题”“怎么跟病友沟通”教起，带着大家模拟演练。

洪梅镇则采取“一对一上门谈心加身边案例示范”的策略。精防医生和社工上门沟通，还找来康复情况较好的患者现身说法：“我以前也跟你们家孩子一样，现在能上班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吴叔贞医生说：“这句话比我们说一百句都管用。”

就这样，一点一点，项目终于转起来了。

项目能够顺利运转，更离不开市七院的“硬核”支撑。市第七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护士长袁智云介绍，线上微信群实现市、镇、社区三级信息互通；线下每个试点至少配备精神科医师、护士、社工和技术指导员各1名，联动多名同伴工作者，确保技术指导和应急响应到位。

黄冠医生打了个比方：精防医生观察患者情绪、确保安全；护士签到、量血压；社工设计活动、带游戏、做疏导；同伴工作者带头分享；她自己当“总调度”审核方案、处理突发。“每次活动12个人，我们4个专业人员加上同伴工作者配合，特别有序。”这个配置解决了过去“专业支撑不够、情感陪伴缺乏、社会衔接不畅”的问题，形成了完整闭环。

如何让患者从“被动参加”变为“主动融入”？莞城街道和洪梅各有妙招。

莞城街道推出“主持人轮值制度”。同伴工作者轮流当主持人，自己定主题、设计流程，经精防医生确认后实施。“以前他们觉得自己是被照顾的对象，现在能自己主导活动了，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黄先生轮值过好几次主持人。“第一次紧张得把每句话都写在纸上，晚上睡不着反复背。”但站上去发现底下都是“自己人”，大家很支持。现在他已不用稿子，“聊‘怎么跟家里人相处’时，我说以前最烦我妈唠叨，现在想想她也是为我好。说完好几个人点头，就像在跟朋友聊天。”

洪梅镇则实行“积分激励制度”。患者参加活动、按时吃药、帮助别人都能攒积分，兑换洗衣液、大米等生活用品。吴叔贞医生说，有个患者以前不爱说话，为了积分开始主动发言，后来习惯了，不用积分也愿意说。

最动人的是“同伴结对帮扶机制”。洪梅镇一位50多岁的女患者，患病十几年，从不与人接触，走路贴着墙根。项目组给她安排了一位温和的同伴工作者。刚开始她不说话，同伴工作者就默默陪在身边，手把手教她做手工。第一次折纸鹤，她手抖得厉害，折腾半小时折出一个歪扭的纸鹤。同伴工作者认真地把纸鹤贴在展示板上：“这是你今天做的，真好看。”她愣了一下，嘴角动了动。

后来每次活动，同伴工作者都坐在她旁边。有一天，她突然把自己做的小挂件送给对方，小声说了句“谢谢你”。吴叔贞医生眼圈发红：“那是她第一次主动跟人交流、第一次说谢谢。”如今，这位患者已是洪梅试点的骨干同伴工作者。

阿桃也分享了一个瞬间：一次活动中，一个新来的同伴工作者消极地说“自己是个没用的人”。现场没有一个人嫌弃他，反而一起鼓励：“我以前也这么想”“你能来就已经很勇敢了”。阿桃说：“慢慢地他真的开朗起来，每次来都笑眯眯的，还主动帮新人倒水。”

两个试点镇街共招募同伴工作者10名，服务同伴患者50名，开展活动70次；组织工作者参与139人次、患者参与746人次、家属培训参与871人次、基层人员培训199人次；选派人员参加国家2期强化培训30人次，开展培训师督导70次。活动涵盖健康管理、生活技能、手工、情绪管理、人际沟通、文艺娱乐等主题。最让袁智云护士长欣慰的是：“参与活动的同伴情绪稳定多了，出门社交也多了，不像以前整天闷在家里了。”

成效不止于数据，更藏在鲜活的故事里。

10名同伴支持工作者“零复发”，并完成了从“被帮助”到“帮助别人”的角色转变，其中6人成功就业——客服助理、包装工、养老服务员、文职。这份就业不是随意塞进岗位。莞城街道、洪梅镇多部门协助对接有关部门，根据个人特点匹配岗位，上岗前有培训和适应期，精防医生定期随访，企业安排老员工带教。

黄先生拿到第一份工资，立马给家里买了菜和生活用品。“特别激动，终于能靠自己赚钱了。”他的家人说，他像变了个人，“爱说话、爱出门了，我们终于能放下心了”。阿桃的孩子们为她骄傲：“以前孩子在学校都不好意思提妈妈，现在逢人就说‘我妈做志愿服务，可厉害了’。”

市七院副院长李永胜认为，“零复发”和“6人就业”意义重大——项目不仅有助于了病情，更帮助患者找回了社会功能和人生价值。“精神康复不只是控制病情，更重要的是融入社会、找回生活的意义。那种自信心和尊严感，是任何药物都给不了的。”

更重要的是，东莞“同伴支持”项目实践所表明的，远不只是一套康复流程的可行性。它揭示了一个朴素却常被忽视的真相：对于精神疾病康复者而言，药物可以稳定情绪，但真正治愈人心的，是被需要、被看见、被允许重新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而这，恰恰是社会精神卫生体系最柔软也最坚固的力量所在。

当然，问题还有。比如，有些患者怕被人议论，不敢公开参加活动；同伴工作者多为兼职，有时力不从心；基层精防医生和社工数量不足。

对此，市七院已有清晰规划：镇街（园区）扩面复刻，将莞城街道、洪梅镇成熟模式推广到更多镇街；活动形式多元化，融入咖啡实训、艺术疗愈、社交实践；服务内容规范化，统一流程、教案、模板；基层能力强化，加强专业培训；机制深化融合，推动同伴支持与职业康复深度结合，逐步形成“康复—实训—就业”完整链条。

目前，市七院正在系统梳理试点经验，起草专项推广方案，院长钟文彬透露，这套“可复制精康路径”的核心要素包括：组织协同、专业支撑、机制创新、精准服务、安全兜底。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试点到市内逐步铺开，东莞探索的不仅是一套模式，更是一种对生命价值的重新确认。”钟文彬院长说：“精神康复的终点，不是症状的消失，而是人生的重建。当一个人从‘被照顾者’变成‘对他人有用的人’，他就真正回到了社会，回到了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