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一场题为“故事开始生长的地方——从《橘红》的创作谈起”的讲座在东莞文艺空间举行。主讲人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知名作家王松。作为东莞文学艺术院的首届签约作家之一，时隔多年重返东莞，他向现场数百名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创作、历史钩沉与情感积淀的“零距离”交谈。

与其说这是一场讲座，不如说是一次创作路径的坦诚剖析。长达三个小时的分享中，王松将自己创作长篇新作《橘红》的心路历程和盘托出，呈现了一位写作者如何将一粒陌生的“种子”，灌溉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文学之树。

|如何写出好作品|“真诚态度与扎实脚步都必不可少”‌

《橘红》是以中药与粤剧为底色、以家族命运为脉络的长篇小说。该小说将岭南的草木药香与津门的砖瓦街巷紧紧相连，既书写跨越百年的命运流转，又呈现南北文化的碰撞交融。小说将个人命运、家族传承、社会变迁相融合，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六期支持名单、2026年1—2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它是花城出版社向王松邀约的一本书，主题是书写广州这座城市。“我不会说粤语，也听不懂，写这样一个城市太难了。”讲座伊始，王松便道出了创作之初的艰难与困惑。为此，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他专程前往广州采风20余次，单广州十三行博物馆都去了3次。即便在小说完成后修改阶段，依然为核对细节而奔波。

创作过程中，王松也走了不少弯路，有几次甚至是推倒重来。比如他某次在广州街头看到路牌“六二三路”之后。经人提醒，他查阅到这条路名背后是历史惨痛的“沙基惨案”。“我一下子明白了，广州是一个红色历史积淀非常丰厚的城市。我的小说如果不能把这段历史写进去，那这个小说就表现的肯定不是真实的广州。”于是，他将已写好的六万字提纲全部推倒重来，决定把广州的红色历史作为一个新的时间维度，构建起立体的四维时空叙事。他坦言，这个错误他犯过两次，上一次是写天津时，被人点醒：天津是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舞台，不写历史纵深就无法表现其文化精髓。

为了精准把握历史场景，他甚至找来不同历史时期的广州老地图进行比对，将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在地图上定位，再一一对应到今天的街道，亲自踏勘。他笃信，作家只有亲临现场，才能完成历史的“代入”。“无论这个地方经过多少年，你要写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过那个地方。你到过和没到过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风吹到你脸上是什么样，你闻一下这个地方的气味。作家跟一般的记录者不同，你的思想和感觉能穿越到一百多年前。”

这段历时一年半、前后二十余次的“深入生活”，让作家本人也发生了蜕变。他坦言，作家要写好作品，真诚态度与扎实脚步都必不可少。他回忆起曾经有一次高烧险情（几个小时内被医院下了3次病危通知），语气却异常平和：“（重症监护室）任何一个作家，因为你都没这个机会。所以作家的创作，你要想得到生活中最鲜活的东西，就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和忍受。如果别人看到你也看到了，那这个东西你永远是别人嚼过的馍。”

|如何破除瓶颈|“小说写的是关系，不是人物”‌

现场互动环节，东莞作家李志良提出了一个“天问式”的难题：“东莞90%以上的作家来自外地，如何把故乡和他乡结合起来？如何把自我和他者结合起来，创作出有东莞特色、有一定知名度的重要作品？”

王松的回答直截了当：“我觉得不要分那么清楚。”他认为，关键不在于你身在何处，而在于“你这个人本身”。一个写作者，重要的是调动和激活自己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知识储备。他以自己为例，20多次到访广州，仍比不上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但他之所以能写出30余万字的广州故事，秘诀在于找到了通往这个陌生地域文化内核的“熟悉路径”：戏曲与中医。

现场另一位观众，一位热爱文学的女士，则问到了创作中不可避免的“瓶颈”问题：“在创作《橘红》的过程中，您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和瓶颈？您是如何面对的？”

王松将此归功于创作前期的顶层设计。“我告诉大家一句真话，小说的最绝妙的地方在哪？不是人物。真正好的小说，写的是关系。”他认为，三流作家写故事，二流作家写人物，一流作家是写关系。关系有了，故事自然就来了，人物的言行也不需刻意设计。“我先把六代人物列出来，然后把这几代人物身边的人一个个编织起来。当这个人物关系网构建完成，他们就会自己‘动’起来，他们会做什么、会说什么话，我只是记录下来。”

他用《橘红》中的爱情线索举例：秦小菊与周逸飞的缘分，因战争中断；而廖云飞一直暗恋秦小菊，赖梓良又痴心于廖云飞……“编织好的人物关系会自然推动故事前进，它不会让你写不下去。如果你卡住了，那一定是关系编织的逻辑出了问题。”

讲座的最后，主持人、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柳冬妩用现场的景致做了诗意的总结：二十年前，当王松老师与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时，这个小院还是一座工棚；二十年后，院子里当年种下的三棵小树，已经高出屋顶，长出了一片清秀的风景。这两小时三十分钟的分享，恰如一棵根植于生活沃土的文学之树的枝干与脉络，让在场的听众触摸到了故事的根系与生长的力量。

延伸阅读

王松：东莞为我打开了一扇崭新的文学窗口

记者：‌ 从2006年作为首批签约作家与东莞文学艺术院结缘至今，东莞这座城在您心里意味着什么？

‌王松：‌ 那是一段很深的情谊。当时（2006年）12月第一次来，我从天津穿着厚棉袄下飞机，来接我的同志穿着短袖，那种温度的冲击，还有街边盛开的鲜花与北方冬天浅灰色的萧索完全是两个世界，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一下子就爱上这里了。那时雷达老师（已故评论家）是我们的名誉院长，我们几位签约作家被分到不同镇街去采风，每天接触不同的人和事，像一个大家庭。

记者：那种“采风”和您为写《橘红》一次次去广州的“深入生活”，感受上有什么不同？

‌王松：‌ 本质上是一样的。那时东莞的采风，让我第一次近距离、长时间地接触“制造业之都”的纹理。这里是无数外地年轻人带着梦想来的地方，他们的故事天然是改革开放这个宏大叙事的血肉。东莞为我的创作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让我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活跃、最生动的部分。

记者：‌ 所以您当时就觉得这里是“安放灵魂”的地方？

‌王松：‌ 是的。我当时就觉得，东莞有一种奇妙的“在地感”，它很包容，不排外，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后来（2008年）我在樟木头安了家，没想到雷达老师等一批朋友也跟着来了。2009年“中国作家第一村”挂牌，我当了个“副村长”，我们开玩笑说这是文学的“新移民潮”。这里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和我在天津时完全不同，是一种补充和拓展。

记者：近年来，特别是“新大众文艺”实践在这里热起来，东莞本地的文学创作生态让您有什么新的观察？

‌王松：‌ 一点不意外。文学本来就产生于乡野，文学应该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还给普通人。东莞的文学土壤非常肥沃，这里汇聚了海量的生活样本和人生故事。‌这么多普通人在这里奋斗、记录，本身就是文学在泥土里发芽的声音。‌ “新大众文艺”这股热潮，恰好给了这些“文学素人”一个破土而出、被看见的机会。它的“火”不是偶然，是这块热土该有的回声。

记者：作为一位从天津来的、却又深度参与东莞文学建设的“老作家”，您对东莞文学艺术院这样的机制怎么看？

‌王松：‌ 它是播种机。我们当时是首批“种子”，这个机制在当年非常领先，它把五湖四海的写作者吸引过来，给时间、给空间，让他们扎下去，与这片土地共生。20年前院子里种下的树已经成材，这个“作家村”的品牌也越来越响。这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学要繁荣，除了要有生活，更要有一种敞开怀抱、鼓励创造的机制。东莞文学艺术院和“中国作家第一村”，做的就是这份连接和培育的工作。

记者：这次讲座，很多年轻作者都想听“干货”。

‌王松：‌（笑）我讲的也的确是自己的“笨”功夫。我的经验是，写长东西，别急着下笔。先花大力气“编织”人物关系网，关系理顺了，人物自己会“活”过来，故事会自然“生长”。你要下笨功夫去现场，去感受那个地方的气味和风。没有捷径，‌捷径是走给别人看的路，走自己的路，即便是熟路，也能开掘出新矿藏。‌ 对在东莞写作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你们的故乡和现在生活的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一座蕴藏着无数情感和故事的金矿，关键看你用什么路径去挖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