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美塑杯”东莞市第十五届小小说创作大赛中，刘帆的《摘花》以其凝练的叙事、深刻的隐喻，斩获特等奖。这篇不足两千字的作品，以清代官场为背景，借张久征与张之楙的人生分野，完成了一场对人性、理想与现实的深刻叩问，在微言大义中彰显出强烈的艺术张力与现实意义。

小说的核心意象“花”，不仅是张之楙归隐后侍弄的草木，更是其人格理想的具象化符号。张之楙“喜欢养花，一年四季，他的屋里芳香四溢，花开不败”。这一细节不仅勾勒出他的生活情趣，更隐喻了他对精神世界的坚守——在古代污浊的官场中，他始终保持着如花朵般高洁的品性，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与之相对，张久征“爱好收集古董，不过是只收但是不藏，往往很快转手”。这一爱好恰是他人生选择的注脚。他将仕途视为可交易的“古董”，为了“头上的乌纱帽”，不惜将夫人的貂皮大衣送给贵妃，以此换取晋升的机会。在张久征眼中，“有用”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他视张之楙的行为“养花虽好但无实用”，再馨香也不过是好看但不中用的摆设。

当张久征最终摘下张之楙院中的那朵花时，这一行为便超越了简单的情感寄托，成为一种复杂的人生观醒悟和转变的信号投射：它既是对过往兄弟情谊的追忆，也是对自己无法企及的理想人格的向往与尊崇，更是对现实妥协后内心深处的愧疚与遗憾，或许会引发认知与行为的巨大改变。

《摘花》的叙事背景虽设定在清代，但其内核却极具当代穿透力。张久征的“变通”与张之楙的“坚守”，恰是当下社会中两种价值取向的缩影。

张久征式的“变通”，在现实中屡见不鲜：为了眼前的利益，不顾个人的人格底线，放弃原则，趋炎附势，卖身求荣，送礼行贿，投机取巧，将“有用”作为人生的唯一标尺。张久征在这篇作品里虽然是“反派人物”，却非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不可救药之徒，最起码在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对张之楙的欣赏与举荐之心。这种良心未泯的复杂性让人物更加真实，有血有肉，比起那种“非黑即白”的界限分类式描写，更具语言张力和感染力。

而张之楙式的“坚守”，则是对理想主义的致敬。他在看清官场黑暗后，选择“辞官还乡，回到余姚老家侍弄花园，十个春秋，拒绝来访，足不出户”，这种决绝离任虽有消极避世之嫌，在那个时代也算是对自我价值的难能可贵的坚定守护。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今天用文学的方式回顾张之楙的选择，让读者深深感到，人生的价值取向，不在于身居高位，而在于内心的清澈与笃定。

刘帆是小小说名家。在2024年“红杏仁杯”全国小小说征文大赛中，一篇《图木舒克的姐姐》备受评委们喜爱，因为到我们面前的作品都是隐匿作者姓名的，最终揭晓获奖结果才知获得一等奖的《图木舒克的姐姐》是刘帆的作品。从此，我开始关注和赏读刘帆的文章，也才知道他在业界早已很有名气，经常在《小说选刊》《作家文摘》《中国作家》《小小说选刊》《诗选刊》《台港文学选刊》《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大刊大报发表作品。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理论奖、全国“扬辉小小说奖”成就奖、《百花园》优秀作品奖、东莞荷花文学奖、第三届上海市民诗歌节诗歌创作比赛一等奖等奖项。尤其是他与我有很多契合之处，既喜欢小小说，也喜欢诗歌和评论作品，且都在基层任作协主席。我特别喜欢刘帆的创作风格，还把评论他的文章推荐到我们当地的报纸发表过。

刘帆深谙小小说的“留白”之道。这在《摘花》中就得以体现。他的结尾，“‘花养人。’张久征说完，就闭上了双眼开始养神”，堪称神来之笔。这句话既是张久征对张之楙人生选择的最终理解，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反思。他最终意识到，真正滋养人的并非乌纱帽与古董，而是如花朵般纯粹的精神世界。

此刻，张之楙仍未曾露面，他的形象却始终存在于张久征的对标与反省之中。这种“一号人物”留白性的“缺席”，比起常见的当面教化性的对话，会给人以更大的思考空间。张之楙的高洁品格无需多言，便在张久征的愧疚中跃然纸上。张之楙的坚守，究竟是对理想的捍卫，还是对现实的逃避？张久征的遗憾，究竟是对过往的悔恨，还是对人性的挣扎？自会引发“类哈姆雷特”的解读效果。

《摘花》以小见大，在有限的篇幅内，完成了对人性、理想与现实的深刻探讨。它没有给出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通过张久征与张之楙的人生轨迹，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选择的分量。在这个充满利益诱惑与复杂人际关系的时代，这篇小说如同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挣扎与坚守。作者通过入情入境的人性叩问，引发了由人及己的现实回响，无论什么时代，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要忘记为何出发，都要坚守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