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故乡的冬天特别的冷。河水不太流动的地方，结着层薄冰；屋檐下垂着的冰凌，闪着冷冷的光。

母亲生病了，不能下水和干重活，央求我帮她干一些活儿。洗菜，是必须的。但我的手指一触碰到水面，冷便像针扎的一样，刺得我想缩回手。看着脸色不太好的母亲，我只好硬着头皮，按着洗净的要求，在水中掰开每一片青菜叶清洗。手指渐渐麻木，笨拙得很。洗菜的过程，就像是在与严寒进行一场内心搏斗。待到任务完成，我的双手已经红肿得像馒头。

这“肿大的馒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冷缩成了冻疮，这里一点，那里一片，红得发紫；晚上钻进暖暖的被窝，冻疮便又发痒。我忍不住埋怨，病中的母亲便拿出冻疮膏给我涂上，说干活的人都容易长冻疮，涂上会好得快。母亲一边说，一边也给自己涂上。

我看着母亲的手，根根手指红肿似红萝卜，指节和掌沿还有几处裂口，想起她在寒冷冬日里的辛苦劳作，忽然悟到：自己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大冷天抱着个暖手炉，早晚享受母亲递来的洗脸热毛巾。没有琐碎的家务劳作，没有下到寒冷的水中，就无法真正感同身受那份延长的痛苦。只有亲历了冷，才会感知那容易被忽视的暖。而我享有过的这份暖，原是母亲用双手的冻裂换来的，它催我快快从安逸中走出。就这样，作为长女的我，在母亲的病中，早早地学会了分担，学习挑那温和的井水，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好在，后来有了橡胶手套，它能隔开刺骨的水寒。再后来，又有了家用热水器，暖暖的水流淌过母亲的手背、我的掌心，给做家务活的人一份身心呵护。这指尖的冷暖滋味，是爱的双向奔赴。

也记得做无痛胃镜检查时，我按医嘱侧躺在手术台上，等着打麻醉药，感受到细细的针头插在我右手背上。不一会儿，只听得“咻咻”的气体喷出，辨不清来自哪个方向。但我的意识在东张西望，它是清晰的。不一会儿，一股冷意从我的手背，像蛇一样悄悄往上爬，爬上手臂，清晰地到了肩膀，似乎向我的脑门吐着寒意四射的蛇信子。我想集中注意力，但大脑已有了晕意，糊了，我已被麻得失去了意识。

“让她多睡一会儿，她平时睡眠不好。”渐渐恢复意识的我，听到先生和医生的对话，眼眶不觉润湿了。等我睁开眼，意外地看着身上搭着先生的一件外衣。先生扶我半坐了起来，一种温暖弥漫着我的心。有人陪伴还是好，哪怕是做个身体检查。哪怕这个人平时有些脾气，都可在那一刻消释忘怀。麻醉后的那一两个星期，病弱的我身体明显怕冷，渴望着每一缕阳光。生活中那些温暖的瞬间，无论是阳光的拥抱，还是亲人的关怀，都变得弥足珍贵，让人回味。

不曾想，生活习惯的不当，让我有一段时间患了寒症，却还不自知，硬撑着。南方夏天的五月，别人已经是短袖单衣，我身上还捂着薄款羽绒服。怕风又怕空调，哪怕是一丝微弱的冷风，都会让我浑身不自在，那是一种来自体内的寒意。病中的我，仿佛成了一个脆弱的瓷娃娃，需要层层包裹才不会碰碎。

我可笑地包裹着头巾，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却坚持着上课。犹记得，林级长给我力所能及的照顾，让我挑选远离空调的位置；怕热的同事婷则买来小小的风扇，放在自己的台桌上对着吹，而上方共有的电风扇成了摆设；犹记得，万校长关心地问询病情，主张我去看医生；犹记得，毕业后的一个孩子对我吐露真情：“丁老师，您知道吗？坐在第一排听您的课，又不能开风扇，我不知道流了多少汗。”孩子的话让我倍感惭愧，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但又感动，感动他们能有某种定力来听我认真备好的课。困境中他人的理解与帮助支持，有如寒冬沐浴着阳光，由外至内，直入心灵，有着不被岁月侵蚀的力量。

生活中，冷与暖交织着，让人回味。但一颗跳动的心只要热爱着，那些被铭记的温暖时光，便会在岁月中慢慢融化寒冷的坚冰，渡人走过生命的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