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28日上午，一场以“新坐标，新浪潮：新时代文学视域下的东莞大众文艺创新与青年培育”为主题的文学研讨会在东莞市桥头镇举行。会议围绕新时代文学发展、东莞大众文艺创新与青年培育三大议题展开深入探讨，现场观点碰撞热烈，为东莞乃至全国新大众文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本次研讨会系2025年“中国文艺名家看东莞”系列活动之一，由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东莞市桥头镇人民政府、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报业传媒集团、东莞市作家协会承办，吸引了来自国内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的重量级嘉宾，以及年度奖获奖作者、东莞本地作家代表近百人参与。

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的生动现场‌

东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一片文学沃土。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文学”发轫，到近年兴起的“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东莞始终站在时代与文学的交叉点上，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化样本。

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胡磊在介绍东莞文学情况时指出，东莞文学30多年来与中国改革开放同频共振，已形成一支规模可观、结构合理的创作队伍。目前，东莞市作协拥有中国作协会员84人（含樟木头“中国作家第一村”则达110余人），省级会员264人，市级会员814人，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门类。近年来，东莞文学更以“素人写作”为标志，成为全国新大众文艺的实践样本之一，与宁夏“西海固文学现象”、湖南益阳“清溪文学村庄现象”并列，被誉为全国三大文学现象，影响力日益扩大。

“素人写作”的涌现，是东莞文学生态持续滋养的结果。据胡磊介绍，东莞的素人写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清洁工人、烧烤师傅、体育教师、石材厂工人、企业主、公务员等，他们以真实生活为底色，以个体经验与社会变迁为题材，通过手机、自媒体等便捷渠道进行创作与传播，形成了“人人可创作，处处皆文学”的全民写作生态。这种写作形态不仅打破了文学的传统门槛，也让“沉默的大多数”得以发声，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留下了鲜活的情感记录。

东莞作家代表们在发言中分享了各自的创作体验。体育教师章新宏坦言，自己本与文学“八竿子打不着”，但通过写作找到了情感表达的出口，并在东莞文联、作协的扶持下出版了作品，“在东莞，每一个文学的种子都有迎来春天的机会”。诗人许泽平认为，新大众文艺是“各行各业的人写自己的故事”，是个人表达意识在新时代的觉醒。作家刘帆则强调，新大众文艺的本质在于“文字的真正创造”，其思想深度、情感浓度与叙事独特性，是AI无法替代的。

与会专家对东莞新大众文艺实践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校园文学》杂志主编徐峙指出，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新时代文学的应有之路，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不可能指望一群精神匮乏的人建设出一个丰饶美好的现代化国家。”他认为，东莞的素人写作正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一种昭示，即“在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时，人的精神现代化如何实现”。东莞的新大众文艺，为这一命题提供了生动的答案。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社长鲍坚从出版与传播角度指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特质在于“贴近读者”。传统文学创作有时因过于注重技巧与形式，忽视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与审美变化，而新大众文艺的作品“写自己、写身边”，让读者感到亲切，这在当下阅读方式剧变的时代尤为重要。他认为，东莞的实践表明，新大众文艺不仅是写作主体的扩展，更是创作理念与传播方式的革新。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施战军强调，东莞的文学创作“一直具有大众特质”，并在新时代形成了自己的文脉。他从“三重意义”解读东莞新大众文艺的价值：一是本质意义‌——每位写作者都是有“厚厚底稿”的生命个体，其故事汇入时代洪流；二是‌新质意义‌——在新工业文明与现代传播格局下，每个人都是文学生产力；三是‌美质意义‌——创作融合现实与梦想，体现“认真劳动的诗学”。他称赞东莞已成为新大众文艺走向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样本”，并开始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

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贺仲明认为，东莞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顺势而为”，是打工文学传统在新时代的自然延伸。他特别指出，东莞文学不仅在题材上门类齐全，而且在政府支持、媒体联动、跨界融合等方面形成了良性生态，这正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专家建言东莞再探新大众文艺文学新路‌

随着新大众文艺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其未来如何深化发展、如何避免陷入新的局限，成为研讨会热议的焦点。与会专家结合东莞实际，提出了诸多富有建设性的看法与建议。

施战军从美学角度提出，素人写作不应被“素人”概念框死，而应追求“情境”的营造，将严峻的现实转化为蕴含认知与情感的艺术场景。他鼓励东莞作者将“认真劳动的诗学”“热爱生命的诗学”进一步升华，创作出兼具新时代特质与永恒美感的作品。

鲍坚也指出，当前新大众文艺作品数量庞大，但如果仅仅停留在“写自己、写身边”，容易陷入“家长里短”的琐碎叙事。他建议，创作者应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跳脱出来”，看到社会、时代与国家，将更广阔的视野融入创作，使作品既有亲切感，又具备温暖人心、引领向上的力量。他以东莞“石头诗人”曾为民的诗句为例，说明如何从个人经验升华为普遍的人生感悟。

他还提醒，当前文学出版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读者阅读习惯向短阅读、快阅读、视频化、线上化转变是不可逆的趋势。直言，一些传统创作手法，如冗长的铺陈描写，已让许多当代读者失去耐心。“一个不好读的作品，技巧再高深，对读者的意义何在？”他认为，新大众文艺的作家应更有意识地关注读者需求，创作出“令人感到亲切，而不是空洞或傲慢”的作品。这既是对创作者的挑战，也是新大众文艺相较于某些传统精英写作的优势所在。

贺仲明强调，东莞文学过去的成就与政府的强力支持密不可分，未来仍需在政策扶持、评价激励等方面加大力度。同时，要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审美与时代变迁的结合，建立一个多元、包容且具有向上标准的文学生态。

徐峙补充道，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需要理论总结与评论引导。他欣喜地看到，东莞的现象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包括东莞市委书记韦浩亲自撰文论述，这为新大众文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信心与动力。‌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总编辑于克凌带来了香港的观察。他提到，香港近年也出现类似现象，一些本地作家移居海外后仍坚持书写香港，而内地赴港作家则以“新香港人”视角观察与书写香港，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离散、内容上聚合”的奇妙状态。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移民城市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为东莞理解自身的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参照。

强化青年培育，点燃下一代文学星火‌

青年是文学的未来。本次研讨会恰逢2025年中国校园文学年度奖颁奖，如何在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培育青年创作力量，成为核心议题之一。东莞的“桥头文学模式”与校园文学实践，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扎实的地方经验。

桥头镇党委委员周大伟在致辞中介绍，桥头作为“中国荷花名镇”，多年来持续擦亮“荷花文学奖”“扬辉小小说奖”等品牌，夯实小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基地，成功打造了闻名省内外的“桥头文学模式”。这种根植于基层、激发群众创作热情的实践，本身就是对大众文艺创新与青年培育的积极探索。

胡磊在主持会议时也多次肯定桥头镇作为“东莞文学重镇”“桥头堡”的贡献。桥头的经验表明，通过持续的文学品牌建设、阵地打造与活动举办，即使在镇街层面，也能营造出浓厚的文学氛围，吸引和培育大量文学人才。

本届《中国校园文学》年度奖获奖代表易翔、一木秋（张牧笛）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文学如何改变个体命运、如何与城市记忆深度融合的故事。易翔作为东莞本地教师，深刻感受到东莞文学为“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意义，让两亿多建设者的身影得以在文字中留存。一木秋则反思，职业作家有时容易陷入“信息茧房”，脱离真实的生活现场，而素人写作的鲜活与真切，正是对专业写作的一种“倒逼”与补充。

《中国校园文学》杂志副主编王昉表示，校园文学是青年培育的天然土壤。杂志社的宗旨就是“让每一个梦想都开花”，致力于发现和培养各行各业的写作新人。她认为，广东（包括东莞）自由、包容、坚韧、内敛的人文精神，为青年创作提供了独特养分，青年作者的笔下应更多地挖掘和呈现这种地域精神与时代特质的结合。

关于具体如何培育青年，作家代表曾为民呼吁，希望多举办具有实效的改稿会、文学讲座，并尽量将活动安排在周末，方便广大业余创作者参与。而青年作家马益林则认为，写作终究是个人的事情，培育的关键在于提供开放包容的环境，引导青年真诚表达，同时也要警惕概念化的“标签”对创作可能形成的束缚。

鲍坚对此总结道，青年成长需要“名家指点”与“自我觉悟”双轮驱动。专业的指导可能带来“醍醐灌顶”的启发，但面对海量的写作群体，更重要的是创作者自身的观察、思考、阅读与积淀。他鼓励青年作者在书写个人与身边的同时，不断拓展视野，加深对时代与社会的理解，从而实现创作的突破。

历时半天的研讨会，既是对东莞乃至全国新大众文艺发展的一次深度盘点，更是面向未来的一次集体启航。正如施战军所言，东莞的实践已经展现出作为“工业文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样本”的潜质。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从“桥头模式”到“校园耕耘”，东莞文学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共情。

新坐标已然确立，新浪潮奔涌而来。在新时代文学视域下，东莞的大众文艺创新与青年培育之路，必将以其鲜活的经验、包容的生态和持续的内生动力，为中国文学的百花园增添一抹独具特色的岭南亮色。而这一切，正源于每一个平凡生命的书写，源于这座城与这群人对文学最本真、最执着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