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村里人、外地人一抬头，就看见高楼透出蓝色玻璃的光芒，就会离开自己的处境，与天空与蓝色达成生活之外的幻想之旅。”读完瑛子《擦亮高楼——清洁女工笔记》（花城出版社，以下简称《擦亮高楼》），我仿佛触摸到东莞这座城市的真实体温，看到鲜活、立体、有尊严的楼盘清洁女工的生活日常。

《擦亮高楼》是劳动现场的无隔呈现

瑛子的写作，最吸引人的就是“无隔的在场感”。作为楼盘保洁员，以亲历者的生命投射，置身在拖把的潮湿、钢丝球的划痕与清洁剂的气味之中。

这种在场性首先体现在对劳动场景的原生态还原。川妹子瑛子，本名王瑛，17年前来到东莞打工，先后当过学前教育老师、售楼部的清洁工。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加上年纪不小，体力难以跟上工作节奏，如在清洗地库时，“四个人拼着往前推拖把，谁慢一点，谁快一点，拖把就不会成直线”，“我干到半场，感觉缺氧，跑不动了”，这种对体力透支的真切描摹，没有丝毫美化或悲情化的刻意。处理走廊上的胶印时，“用过洁尔亮、除胶剂、洗衣粉，用过钢丝球刷过几次，破坏不了那个人显示出来的坚定与力度”，劳动的顽固与无奈跃然纸上；清洁男厕所的尴尬更具画面感，“敲门不要把声音敲乱了；先瞄一眼马桶门是否关着，如果门是关着赶紧退出来”，这种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捕捉的细节，剥离了所有抽象的“劳动叙事”，让读者直面素人劳动者的日常处境。

她的“在场”，让劳动书写跳出“悲情叙事”，体现出精神上的清醒。如面对经理要求“女人不碰麒麟、财神”的性别歧视，她在心里反抗“这种压迫根深蒂固进入女性的意识里”；得知工伤保险要从3200元工资里扣除20元时，她拒绝签“出了安全事故自己负责”的协议；看到客户随意丢弃烟头、践踏公共空间，她既愤怒又清醒“扫垃圾、擦口痰、捡烟头，这就是保洁员的工作，但不代表可以被轻慢”。这种精神在场，让《擦亮高楼》跳出了“仅记录劳动”的底层书写，成为素人对尊严、公平与自我价值的无声呐喊。

用平凡的细节，构成我们的生活

素人写作的细节魔力，在于其“不可复制的生命印记”，在于能从“精英文学”所忽略的日常细节中，挖掘出最本真的生命质感。《擦亮高楼》没有宏大叙事框架，亦无激烈戏剧冲突，聚焦的是清洁女工工作中“微末之事”，如一片乌桕落叶、一枚掰断的指甲、一件225元的黄衣裳、一张季度满勤奖状，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如棱镜般折射出素人群体的生存哲学，构成了素人写作最动人的底色，让我们看到了那些被忽视的清洁女工背后酸甜苦辣。

在最底层谋求生存的清洁女工，虽然默默无闻地工作，但她们的内心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动力。她们面对困境时从不退缩，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毅力与韧性。湖北大姐琼，因身高只有一米四被调至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会所，却没有自怨自艾，用阳光般的心态正视生活，扫马路时特意拍照“臭美”一下，一面说要“证明自己曾在雅洁公司出过力”，一面盯着相片后面的高楼直发呆。她还主动帮“我”倾倒沉重的垃圾桶，休息时分享包子等食物，以行动诠释“弱小者的守望相助”。因普通话蹩脚、年纪偏大被调离大堂的广西大姐，也没将心中郁结宣泄到手头的活计上，依旧勤勉如常，把分内事做得妥妥帖帖，最终捧回季度满勤奖。面对鲜红的奖状，她反复摩挲，自言自语：“一辈子未曾获奖，更无一张印着自己名字的凭证。”看似一张薄薄纸片，背后是她被调离的委屈、默默劳作的坚守，是无数像她一样的底层劳动者，对“被看见”的深切期盼。瑛子如实地记录广西大姐摩挲奖状的动作神态与喃喃自语，却让这份尊严渴望直击人心。

在这个“万能”的AI时代，其算法可以生成华丽辞藻，却无法模拟瑛子笔下，琼购买黄衣裳时的信任与喜悦，无法还原广西大姐谈及“修墓”时的泪光，更无法捕捉“我”擦拭玻璃时“既想保护物品，又想坚守尊严”的复杂心境。组长为保住工作，“趴在地上掏净马桶后方的积尘”，却在争取工伤保险时束手无策；湖北高个子大姐抱怨“干了几十年清洁，从未听闻需自购保险”，最终仍不得不妥协；“我”想为同事争取权益，却发现“个体的反抗如投石入海”。《擦亮高楼》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真实的生活细节，呈现出生命的粗粝质感和人与社会的种种关联，来反映现实的矛盾与生存挣扎，展现素人对公平与尊严的本能追求。

素人言说：本真生命的直抵力量

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对文学与劳动、劳动者之间关系概括为“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认为：劳者，通过“诉说”与“被说”而连接起文学与社会，显现出深刻的现实关怀，成为反映社会动向、弱者心声与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擦亮高楼》，就是用“歌其事”的方式，将浸润着泥土的朴拙芬芳、劳动的温热文字，回归“表达真实”的核心本质，直接将生活场景铺展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如临其境，真切触摸到劳动者的体温。当“我准备向经理提出建议，每一周展示一个作品，让这些玩意儿活起来”时，琼睁大眼睛，抓住我的手：“千万不要去说，这是卖房子的，不是像你在教书、耍猴戏。”

东莞是座新兴的移民之城，是无数带着乡音的寻路者共同构筑的生命场域。不同地域的文化根系在此交织，既塑造了城市的多元肌理，也让底层劳动者的言说自带独特的文化印记。扎根东莞近二十载的瑛子，敏锐捕捉到这份印记的价值，她的语言里，没有标准化的书面语，只有带着体温的方言与口语。在东莞这座汇聚五湖四海乡音的城市，方言不是隔阂的壁垒，而是“自己人”的暗号。当湖北话、四川话、粤语在工具室交织响起，漂泊感便在乡音里消解。如在“寡言少语”广西大姐的叙述上，“开口便是乡音”，把“猫”唤作“妙”，将“男厕”说成“乱测”。在对某种事物的隐喻上，有些被“主流话语”视作“粗糙”的表达，实则是地域文化的活态载体，瑛子用这些朴素的表达，勾勒出移民群体的生活肌理，让东莞的多元文化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可闻可感的日常。

素人主体性的建构与彰显

素人写作，从“他者的代言”转变为“自我的宣言”，讲述的是自己命运。作为清洁女工笔记，《擦亮高楼》彻底打破了“被书写”对象形象符号化、扁平化的局面，让“我”与“我们”成为“自我书写”的主人，书写对象也不再是被同情、被怜悯、被定义的对象，而是主动讲述故事、表达思考、确认价值的主体，呈现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完成了大众文艺中素人主体性的建构。他们正视现实，正视“自我”。坦陈自己身份、年龄和生活处境，直言“孩子每月四千房贷，我需搭把手”的现实压力。不美化、亦不刻意将生活悲情化，觉得清洁女工身份不是卑微的象征，而是“凭劳动谋生”的职业。琼、广西大姐、组长等人物亦是如此，她们或许有缺憾（琼的身高、广西大姐的普通话），或许有无奈（为工资妥协），但都在努力生活、认真工作，坚守着自身尊严。这种对“自我”的正视，让素人写作摆脱了“迎合精英审美”的桎梏，呈现出最本真的生命状态。

《擦亮高楼》不是作者的独白，而是群体叙事，体现的也是“群体”凝聚。身居清洁女工之中的作者书写，并未凸显个人英雄主义，而是着重展现群体的力量。她们在工作中互助，在困境中相慰，形成温暖的共同体。琼帮瑛子倒垃圾，广西大姐教瑛子拖地，组长为众人争取工伤保险。这些，足以证明素人群体不是一盘散沙，而是有着共同利益、共同情感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