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出差路过车站时，看到好几个摊子在卖烤红薯。我心头一动，走到一个摊子前：“大叔，来一个。”“好嘞！”卖红薯的大叔嗓门大喊，手脚麻利地给我挑了个大的，“姑娘，这个行不？”“行。”我点头。等待打包的时候，我看着那炉里升腾的热气，一时贪恋，便把手靠近炉壁。大叔也不恼，憨憨地笑着，露出被烟气熏得微黄的牙。他的脸膛是红褐色的，像他手底下那些烤得最透的红薯皮。他的眼睛却清亮，映着炉膛里一明一灭的炭火。忽然间，那跳跃的火光在我眼前晕开了，晕成了一片更温暖、更遥远的红光。那红光不在车站，而在一个我几乎要忘却的，儿时的灶膛里。

我的童年，是和母亲的灶火一同醒来的。尤其在冬天，天亮得迟，我总在暖和的被窝里赖着，不肯去碰冰凉的衣裤。这时，厨房里便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那是母亲在引火。接着，“呼”的一声，松毛燃着了，干柴噼啪作响，一股带着松脂清香的暖意，便像水一样漫进卧房来。我这才敢伸出胳膊，飞快地将衣服拽进被窝，焐热了再穿。而当我趿着鞋走到厨房门口，常会看见母亲背对着我，蹲在灶膛前，用火钳轻轻拨弄着里面的什么。她知道我来了，并不回头，只轻声说：“快去洗脸，给你煨了红薯呢。”

我家乡不叫“烤”，叫“煨”。这个字真好，像把食物连同那份耐心与呵护，一同埋进了时间的余烬里。母亲煨的红薯，从不放在炉子上，也不搁在炭火边。她一定要埋在刚刚做过饭、还留着厚厚一层热灰的灶膛底。她说，那样煨出来的红薯，芯子是透的，甜是匀的，外面却一点不焦，只慢慢地起一层蜜色的、皱皱的皮。

等待红薯煨熟的光阴，被拉得绵长而安宁。我看着母亲淘米、切菜，听着锅里咕嘟咕嘟的声响，鼻子里满是饭菜的香。但我的心思，却全在那静默的灶膛底下。它像一个藏着珍宝的洞穴，火舌舔过的灰烬是温暖的沙土，我的“珍宝”正在里面进行着奇妙的蜕变。有时等得急了，我便问：“好了吗？”母亲总是摇头：“还早。心急吃不上煨红薯。”她似乎是在说红薯，又似乎不全是。

终于，母亲放下手里的活计，拿起火钳，探进灰里，小心翼翼地夹出那几个黑不溜秋的“土疙瘩”。它们滚落在准备好的旧报纸上，腾腾地冒着白气，模样实在算不上好看。母亲用火钳轻轻敲打，那层焦硬的外壳便裂开了，露出里面金红瓤的内里。热气“噗”的一下蹿得老高，带着一股霸道的、纯粹的甜香，瞬间盖过了厨房里所有的气味。母亲替我剥开，那软糯的、几乎要流蜜的瓤便颤巍巍地露出来。她总是吹一吹，才递给我，嘱咐着：“慢点，烫。”

我两只手倒换着捧住那块滚烫的甜蜜，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甜味是厚实的，温吞的，从舌尖一直暖到胃里，再从那小小的胃里，将暖意一丝丝抽出来，送到四肢百骸。窗外的北风呜呜地刮着，吹得窗纸噗噗地响，可我的周身都是暖的，口里是甜的，心里是满的。母亲就坐在一旁，静静地看我吃，火光映着她的侧脸，柔和而明亮。她那时还很年轻，头发乌黑，手指灵活。等我吃完，她会用微湿的毛巾，擦去我沾了炭灰和糖汁的手和脸，那动作也是暖的，柔的。

一阵冷风卷着几片枯叶，从车站广场上滚过，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眼前的炉火依旧跳着，大叔正给一个年轻人称红薯。年轻人捧着红薯，哈着白气，急匆匆地消失在人群里。

我忽然明白了，我念念不忘的，哪里仅仅是那一口甜糯呢？我贪恋的，是那一段被炭火煨着的、不慌不忙的时光；是那一份深埋在生活灰烬之下、需要耐心等待才能获得的完满的甜蜜；是母亲那双将平凡食物化作爱的魔法的手；是一个孩子，在确信无疑的宠爱与安稳中，所度过的那一个个被烤红薯的香气所标记的、暖洋洋的冬日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