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2023中国(东莞)森林诗歌节开幕式暨大型森林诗会在谢岗举行,东莞获颁“中国诗歌之城”牌匾。杨克、叶延滨、黄亚洲、王久辛、何言宏、胡丘陵、高旭旺、安琪等来自全国全省的知名诗人、学者、评论家欢聚东莞参与盛会,畅聊生态诗歌。

本次森林诗歌节以“让诗歌照亮城市”为主题,传播主流生态价值观,倡导生态诗歌写作。当天上午,30位嘉宾围绕主题“生态系统价值观与生态诗歌审美”,聚焦当代生态诗学、森林诗学,开展一场全国生态诗歌“银瓶山圆桌对话会”,碰撞思想火花。
本次银瓶山圆桌对话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主持。

东莞打造“森林诗歌节”文化品牌意义深远
谈及中国(东莞)森林诗歌节和生态诗歌,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原主任、《诗刊》社原主编叶延滨认为,在东莞这个工业发达的城市举办森林诗歌节,重申对生态的重视,是诗歌界的一种觉醒,“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他表示,人活一世所追求的无非物质和精神,即诗和远方。“东莞的森林诗歌节,实际上提出了我们人类面临的两个问题,对物质的追求和对精神追求应该同步。”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诗刊》社编委、中国电影学会文学学会副会长黄亚洲也表示,今天我们谈论的“生态”已经和原来的“自然”不同了,所以我们讨论的生态文学(生态诗歌)也跟自然文学不同。“自然是本能的,生态是有人参与和建设、修复的,因此把可能被破坏的环境重新修复,也是生态的一部分。”他认为,在东莞这座制造业名城举办森林诗歌节很有意义,不仅能让人们知道东莞的工业发展,也了解东莞的生态文明建设,对树立和传播东莞良好城市形象有积极作用。因此,森林诗歌节、生态诗歌,“应是东莞形象的一个好的标志”。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湖南省诗歌学会名誉副会长、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协会主席刘晓平也认为东莞打造森林诗歌节具有重要意义。他以自己组织创办的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为例,分析道,东莞打造森林诗歌节文化品牌,推动了城市生态文明的发展,反映了东莞领导人和人民具有一种全人类长远的大视野,因为这不仅考虑了城市的建设和生产,更是着眼于未来。
“关于生态诗歌,东莞走在了前沿,也真正做到了美丽东莞、诗意生活。繁荣诗歌文化,让生态文明与诗歌文化打造地方的城市底蕴。”中国诗歌网事业发展部主任祝雪侠认为,东莞荣膺“中国诗歌之城”当之无愧,因为在东莞,“可以找到诗歌与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能感受到东莞文化的厚重,见证生态文明的兴起,也让森林诗歌节成为一个大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来之前我以为东莞就是水泥、钢筋、高楼大厦,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文学氛围这么好,生态这么好。”河南省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大河诗刊》社社长兼主编高旭旺表示,森林诗歌节品牌活动的打造,对东莞城市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东莞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将把这个好的经验带回河南去,借助你们的东风,把我们河南尤其我们《大河诗刊》的生态诗歌搞好。”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品牌战略部主任安琪则从杨克2001年写的《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谈起东莞城市的巨大变迁,认为这20多年来,东莞越发重视生态,并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这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在东莞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重提生态文明,并确实挖掘出了生态的一个可书写的空间,展现了诗人们在其中的作为和贡献,让人感动。它体现了城市对生态的重新的重视,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在工业发达之后,我们必须重返绿色,将整个的生态文明重新抓起来。从东莞的这种变迁中,可以看到整个时代、整个国家对生态的一种重视。”安琪说,她很期待在东莞森林诗歌节优秀作品中,再读到像杨克《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那样的经典作品。
生态诗歌将为新世纪诗歌写作提供全新体验
本次“银瓶山圆桌对话会”的主要议题是探讨“生态诗歌”的发展现场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对此,与会诗人、学者各抒己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对生态诗歌未来发展充满期待。

在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广东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方舟心中,生态诗歌,是尊重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书写,是融入系统性价值视域和维度的重新观察、价值思考与意义挖掘。“生态诗歌不只是一种关于题材的选择性写作,它不是概念,是一种实践哲学,关乎身体、地理、历史、文化、物种以及未来,它是综合的、也是审美的,是诗性的,也是深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写作,但更是实践论的、行动的文学——它指向户外、关乎丛林和旷野,也凝视城市场景,重新俯首大地和仰望星空,是对人与这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的重启。”他认为,生态诗歌写作首先是一种观念的突破,即你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对自然与人组成的世界的多主体共存关系的认知。
至于生态诗歌写作如何讲述和拼贴当代诗歌史?方舟认为,“生态诗歌孕育于传统自然诗歌、前工业诗歌以及科学论和新世界的人类场景与文明的演进,它与既往书写不是割裂的。如大量打工诗歌中对就有工业文明的负面性、特别是对自然环境的侵蚀和人的异化有过广泛而深切的指摘与反思,生态诗歌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思的文学,一种对稀罕的生态责任感和伦理体验的张扬和呈现。这一时期的生态诗学考察是缺环的。生态诗歌研究应该厘清来路,拾检我们曾经在无知无觉中已经形成的矿石和道路。”
“21世纪的诗歌,从本质上说它并且应该是生态世界。”生态诗人、清远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华海表示,生态诗歌不只是一种题材、一种类型,更应该是“时代的诗歌”。特别是21世纪的生态诗歌创作,应更加深切关注人和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态问题,并以新的生态审美能力和想象力指向关于未来的“构想”。

他还表示,生态诗歌写作往往从一个地域的丰富元素开始,形成一种“地方感”,但诗人应该进行富有想象力的重构和提升,使之获得一种普遍性的经验和价值。而重构“地方感”需要深入到地方性中去挖掘,切入到流变的地方(民族)文化中,特别是要切入到这个地方人的心灵中,写出心灵的变化和秘密,包括记忆、历史和意识状态,“这个意义特别重要,生态诗歌不能远离人,更不是远遁山林,它的根本指向还是重构人与自然共生的精神家园和民族文化谱系。”
“地方性(民族性)诗歌的生态写作,除表现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质外,最关键的还是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生态性从根本上讲是从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来认知、体验和想象,让人找到精神安顿之所,找到心灵落地的‘地方’。”华海说,这就需要我们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从建构生态理想的未来角度审视当下地方性(民族性)的变化,面对当下更趋严峻的全球生态问题,从而探索一种对于未来的构想,也就是具有民族文化多样性意义上的“生态梦想。”所以,在生态诗歌中重构“地方感”并不是到地方为止,它是建设21世纪生态诗歌的“诗意基点”和“逻辑起点”。
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与人》主编黄礼孩回溯了生态诗歌的源头,认为,从我们早期的田园诗到自然诗到生态诗,它是一级一级的发展,“那种早年的简单的东西,到现在这种非常复杂的东西,也要终于诗歌它如何来呈现这个经验,如何处理非常复杂的经验,我觉得这个可以对生态诗歌提出一个更大的课题。”

“我们当下诗人的书写应该从言语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或别的学科里面去认知自然史与人类史。拥有一个非常好的认知,我们的文学发展和个人写作才有可能有更大的一个空间。”黄礼孩表示,探讨生态诗歌,将为我们整个诗歌提供一种新的经验,提供一种书写的一种精神力量,也能为未来生态诗歌的研究和发展走得更好更远一些提供帮助。
以更广的视野和胸襟书写生态文明
值得一提的是,圆桌对话会上,高旭旺提出了当下生态诗歌写作存在对“生态诗歌”理解狭隘,作品脸谱化、同质化情况严重的话题,引发了现场嘉宾的认同,不少嘉宾就生态诗歌的创作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和心得。
“自然的东西最能入诗,自然本身就是诗歌,诗人一定能在自然中发现诗歌,创造诗歌。比如我一直在写植物,每一种植物都有各自的性格,它们都是一首诗。所以我对植物的理解可以说高过了植物本身。”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江苏张家港市文联原主席中海认为,生态诗歌写作要学会生态的诗意表达,要契合当下,将当下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诗歌里面。至于如何表达,首先是要以诗歌的语言作为一个自然个体,以个体为“自我”表达。“我在森林里说话,我已经融入一个系统”。其次是回到人,或者回到抒情本身。
龙其林在阅读了《绿色湾区诗润东莞——“银瓶杯”第五届东莞市诗歌大赛作品集》和《美丽中国诗意东莞——2022著名诗人生态诗歌采风作品集》两本书后,被东莞市浓郁的生态意识、文学氛围所打动。他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种对于绿色文明的自觉追求,对于低碳生活的清晰书写,对于人与自然和谐胜景的憧憬。他在泽平的《登银瓶山》中,看到了东莞民众对于银瓶山或者说对于自然的热爱已经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在熊锋的《银瓶峰栈道(外二首)》中,看到人们对于自然的感知已经深入精神;在孔鑫雨的《银瓶山紧裹着一身晚霞(外二首)》中,看到了现代人面对自然卸下防御、完全融入其中的体验;在聂沛的《森林公园》中,看到了与东莞森林相遇后形成了长久影响……

他尤其期待东莞的作家们,能够跳出对于东莞既有自然生态的观照和写作,而是立足于全球化语境下,思考中国的森林、东莞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环境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东莞的森林书写应该动起来。“它不应仅仅是静止的、审美的观照对象,它同时也应该是反思的、批判的对象;东莞森林除了给予人们以思想的宁静和片刻的惬意之外,在历史上,它与现在的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又有着怎样的动态关系?对于东莞的森林写作,除了审美体验之外,还有没有历史的、时代的内涵?在歌咏自然之外,是否还有反思精神、人文情怀?如果能在这些诗学领域内进行着力书写,东莞的森林诗歌、生态诗歌将展现更为雍容大度、厚重深刻的气质。”
岭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张德明则从“风景的历史性”讲起,通过简单的案例进行分析解读,认为这个“风景”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所谓自然书写,所谓的生态诗歌,实际上是去历史化的,只是一种到此一游,或者说只是一种的解读描画,它没有把历史的那样一种语境纳入到诗人的那种话语这个表述之中,所以这样它就会它的这种艺术性它就是很薄弱的。”张德明说,“要想的更具有艺术的寿命,必须要跟我们的时代跟我们的历史发生,刚才华海说的碰撞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对话关系,这样我们的风景书写才是真正有价值和叙述的观点。”
黄亚洲认为,生态和诗歌两个概念可能是相互隶属的关系,因为生态在我们特别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我们很多的哲学都是生态里面获得积蓄。因此,他建议诗人能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自觉的去用我们的笔去书写生态,赋予作品正向的社会功能。“其实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诗人来讲,还是要从高度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怎么样把生态放到我们应该放到的位置上去。”
此外,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稳定全球化的问题”“我们的生态”三个维度分析:“我们只有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内涵,历史感知内化到个体的写作当中,我们在表达自然生态的时候,才会表现出生态诗歌的新鲜特征。”
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王久辛表示,希望诗人们不要“着相”,为“生态诗歌”而生态诗歌,更不要用力过度。
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胡丘陵表示,生态诗歌的创作,除了要融合自然表达融合自然和谐相处以外,有两个东西是我们创作的意义所在。首先人们是对大自然不能适应的时候的一种抚慰或者哀歌;其次是就是“像寻找词语一样寻找新的、梦想的、能够代表心灵的书写符号或对象,就像旧时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