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商隐和苏东坡的两首相同题材诗说起

潘　登

夜读苏东坡（1036-1101）传记，看到其《题狱壁》诗云：“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忽然想起，晚唐诗人李商隐（约813-约858），写有《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诗云：“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唐宋两个大诗人，相距230多年，却写到同一个少见的题材——除夕点囚封印。这真是一个颇为有趣、值得探究的现象！

对比这两首诗及其作者当时的境况，大有异曲同工、相映成趣之妙：

均为年轻时在基层领导任上所作。古代官署于年底暂停办公前，都要清点核实狱中囚徒，然后封存印信，即李所谓“黄昏封印点刑徒”，苏所谓“除日”“官事”。李商隐作此诗，在唐文宗开成四年（839），时任弘农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年27岁；苏轼作此诗，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时任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州长，但又有权监督州长），36岁。

均有强烈的同情之心。李商隐的诗作从字面似乎看不出同情，但《新唐书·李商隐传》记载，李商隐从秘书省校书郎“调弘农尉，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由此可见他是因为同情囚犯、减免刑罚而触怒上司、被上司批评，心中愤懑以至于想要辞官而去。而苏轼的同情更是溢于言表、形诸笔端：“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可见两位诗人都具有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怀，敏感而博爱、富有同情心，而这些可能正是两位能成为大诗人而不是一般诗人的重要原因。

均有鲜明的自省之意。李商隐说“愧负荆山入座隅”，苏轼说“闵默愧前修”，同有一个“愧”字，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现状的反省与不满。唐代县尉主要职责是“亲理庶务，分判众曹，割断追催，收率课调”。李商隐觉得从清雅的秘书省校书郎转任卑微粗俗的县尉，实在“虚负凌云万丈才”，希望像卞和一样被砍掉双脚，从而不必卑躬屈膝、逢迎上司，其憋屈愤懑之情十分强烈。苏轼担任通判，级别比县尉高一些，同样面对点囚等低俗工作，深感自己跟囚犯一样除夕不能回家，皆为稻粱谋，不得自由身。

均有委婉讽谏当世之意。据史书记载：贞观四年，唐朝的死刑犯只有29人；贞观六年，也只有390人。因为“贞观之治”盛名远传，李商隐和苏轼当对这些故事十分熟悉，心中不免对比和羡慕。当除夕点囚时，李商隐深感判决或有不公、判决死囚太多，便擅自直接活狱，引发事故，才有此诗。苏轼则委婉地说除夕本当早些回家，但因为囚犯太多、点囚费时超长，只好留下来加班加点。为何囚犯太多？他当时没直说，其实是暗讽王安石实行新法带来了诉讼增多、民受其苦。此意，直到20年后的元祐五年他才和盘托出。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新法已经废除，苏轼重来杭州任知州，听到通判汇报除夕检点狱讼、囚犯几无的情况，与当年任通判时情况有天壤之别，欣然和《题狱壁》之韵再作一诗，并将诗题写成序言：“熙宁中，轼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因题一诗於壁，今二十年矣。衰病之余，复忝郡寄，庭事萧然，三圄皆空。盖同僚之力，非拙朽所致，因和前篇呈公济、子侔二通守。”诗云：“山川不改旧，岁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胜更王囚。同僚比岑范，德业前人羞。坐令老钝守，啸诺获少休。却思二十年，出处非人谋。齿发付天公，缺坏不可修。”

处理方式有所不同。面对可怜的囚犯，虽然李苏二人均有同情，但两人的处理方式明显不同。李商隐觉得有些死刑囚或有冤屈或情有可原，直接减免其死罪。苏轼很想将这些犯人暂时释放回家过年，却又不敢做，就责怪自己“忧郁无语，愧对前贤”。前贤有哪些？苏轼博览群书，肯定想起《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贞观六年（632）十二月二十二日，唐太宗讯察记录囚犯的罪状，暂放死刑罪犯回家探视。贞观七年九月，这些放回探家的死罪囚犯390人全部返回监狱，太宗甚为高兴便赦免了这些人的死罪。苏轼大概还想起李商隐的活狱故事等。对比之下，李商隐的处理方式显然更为书生意气，而苏轼对朝廷律令的敬畏之心更强。

后续结局有所不同。李商隐只是一个县尉，他私自活狱，县令报告上级，观察使（相当于省级监察部门首长）孙简很生气，严厉责难。李商隐感到屈辱难忍，便主动以请长假方式向州刺史辞职，写下这首诗。恰好此时孙简被调走，接任的观察使姚合温和相待，劝慰挽留，李商隐才勉强留任，至次年还是辞职了。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期间，与其顶头上司、两任知州的关系均处得不错，时有唱和，后来苏轼从杭州通判升任密州知州，说明他的表现还得到了朝廷肯定。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两人的生平，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一，诗人与官员处理事务方式是不同的，诗人尽可滥情，为官则须重法，应当做好角色转换。李商隐与苏轼既有诗人身份，又是行政官员，这在唐宋等朝代十分常见，也与当时科考取士的诗赋传统有很大关系。不过，这种双重身份需要根据不同处境，适时转换角色，否则会出现身份冲突。比如李商隐感觉自己“虚负凌云万丈才”，其实他的“才”更多的是诗才，而未必是行政才能，他在处理政务工作中，较多地体现了诗人的感性乃至任性，却少了行政官员应有的理性，也因此终其一生只是在文秘岗位上打转。苏轼这方面比李商隐更加理性、更守规矩，仕途也比李商隐好得多，先后主政八州，并一度在朝廷担任三品要员。

其二，诗人与官员的生活状态颇为不同，前者可天马行空，后者多身不由己，尤须把握平衡艺术。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此话之出或许有其特定背景，其实做官并不容易，需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法律与人情、公权与私权、全局与局部等各种关系。尤其一些基层官员，虽有官名，实际的自由度不仅远不如诗人，甚至连平头百姓可能都比不上；如果平衡不好关系，就会心中郁闷、仕途坎坷。比如李商隐所从事的县尉一职，就被许多诗人嫌弃。高适当封丘县尉时曾感叹：“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杜甫则干脆不愿意做县尉：“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李商隐虽屈就该职，但觉得很不自在，在平衡各方面关系上做得也不够好，重人情而轻法律，重庶民而轻长官，再加上在当时的牛李党争之中顾此失彼，以至于一生都沉郁下僚。这一点苏轼也好不到哪儿去，在王安石变法期间的新旧党争中，苏轼总体上属于反对变法的旧党，但旧党执政后他也提了不少反对全面废除新政的意见，以至于两头不讨好，晚年更是连遭贬谪。

其三，诗人与官员的发声界限是不同的，前者可无限制，后者限制较多，尤其不能公开非议时政。作诗是古代士大夫的基本功，但总体上只属于个人兴趣与业余爱好，做官则不同，属于公务行为。一般来说，诗人作诗，在许多时代可以自由发挥，乃至针砭时弊，但官员作诗情况就复杂了，因为有些诗作并不完全是私人言论，比如李商隐这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就有类似请假条或请示之类的公文属性，“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这样激烈的表述虽然可见真性情，却难免给人清高自许、难以共事、政治不成熟的印象。同时，即便是公务之余创作诗文，由于有官员身份，必须接受一定的限制，不能如一般诗人那样率性而作、随意而发了。比如苏轼身为朝廷命官，却写出不少诗文批评朝廷新政，被改革派罗织罪名，办成“乌台诗案”，几乎全被皇帝认同，差点酿成杀身之祸，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人。现代的政党，一般都订立严明的党纲党纪，以约束党员言论和行动，实乃汲取历史教训而形成，理固其然，理应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