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是中国近代史开篇地，中西方文化在此碰撞交融，生活于斯的莞人，长时间来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也受到西方新思潮影响，较早放眼世界、走向全球，百余年来成就诸多名人，在各个领域皆有可圈可点的成绩。东莞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主要发源地和抗日根据地，是中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华南抗日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同样积淀着深厚的红色文化、传承着不息的革命精神，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继“自梳女”“女间”这两个女性群体和组织之后，《东莞日报》“旗峰雅韵”栏目之“追忆东莞巾帼”专题，又连续对“东莞体坛女将”“东莞女先生”两个领域的优秀女性代表进行深入呈现。本期，让我们将视角聚焦“母亲”这一伟大角色，通过莞版“孟母”邓琼宴、莞版“岳母”郑夫人、“革命母亲”李淑桓等人对于子女的成长影响，了解这些东莞女性的感人故事，感受她们坚毅的人格特质、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
莞版“孟母”邓琼宴
教育子女四迁辗转
容门三杰学海启蒙
东莞莞城的旨亭街容氏，以科甲起家，五代书香传承，世代人才辈出。尤其近代，容庚、容肇祖兄妹七人中就有四人驰名学术界，筑起家族荣誉巅峰。
其中，容庚在金石界、考古界地位显著，代表作《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至今仍是全球古文字研究学者和青铜器研究学者必备的工具书；容肇祖是民俗学和目录学的先驱，同时对明代思想史的研究至今仍为断代史研究的典范；容媛是近代知识女性代表，在金石目录学也拥有相当的地位。即便是二十岁便英年早逝的容肈新，其篆刻在广东也有一定知名度——近代莞城容氏家族学术巅峰的形成，与邓琼宴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直接相关。
邓琼宴出身书香世家——莞城望族邓氏，是邓蓉镜的第三女，出生之日正是邓蓉镜点翰林赴琼林宴之时，故得此名。邓蓉镜是清同治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官江西督粮道，三署江西按察使司，后归田掌教广雅书院（广州广雅中学前身），富收藏，精篆刻，声望显著。容庚祖父容鹤龄亦为同治进士，执掌东莞石龙的龙溪书院、顺德凤山书院十余年，民望极高。容邓二家为世交，容鹤龄与邓蓉镜关系莫逆，遂结为儿女亲家。
邓琼宴自幼读诗书，识礼仪，通情理，颇有见识，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甚是重视。如长子容庚六岁入学，十二三岁已熟读经史，旁及诸子。容鹤龄去世后，容氏家道开始中落，容庚十五岁时，父亲容作恭去世，更是雪上加霜。七个未成年子女嗷嗷待哺，一家生计都落在了寡母邓琼宴瘦弱的肩膀上。容庚在《本支世系家传》中评价母亲：“侍夫教子，极备劳苦，勤俭严毅，子女受熏陶，均克成长。”
▲1925年，容庚与母亲及三弟在北海公园留影
容庚在自述中也坦言，自己儿时颇为顽劣，身上毛病不少，父亲病逝后，更是一度迷失自己。为了几个子女的教育，1909年起，邓琼宴开始“容母四迁”，可谓是“孟母三迁”的东莞版本。容肇祖在《我的家世和幼年》中对母亲的这几次迁居均有记述——
1909年全家迁居广州，为了是让子女能就读四舅邓尔雅任教的广州启明高等小学；1911年迁居榨粉街容氏家塾，这一年容庚考入高等师范附中，容肇新读教忠师范学校，容肇祖入读教忠师范附小。辛亥革命次年搬回东莞容家祖屋，请一老秀才在家教书。1913年容肇祖考入东莞中学，容庚、容肇新也插读该校，为方便子女上学，举家又迁居学校附近。四年之间，单身母亲邓琼宴在广州和东莞之间“四迁”，那时清末民初，王朝更迭，社会动荡，其艰难与坚忍，难以想象。
“容母四迁”的举动，对容氏兄妹成长成才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不说家庭教育环境和学校教育资源，单说1909年举家迁居广州，容氏兄妹在邓尔雅所任职的学校就读和1913年移居东莞中学附近，邓尔雅来莞任教、居住容家这两段时间，邓尔雅在文学、书法、篆刻上对容庚三兄弟的指导，对他们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容庚更是在邓尔雅的指导下，完成成名作《金文编》初稿，开启了古文字研究的学术道路。
▲容庚故居内对于邓琼宴的相关介绍
邓尔雅学养丰厚、文史哲皆通，以金石、书法驰名岭南。容庚曾这样描述邓尔雅：“舅氏蔼然可亲，未尝见其愠怒之气，且辩才无碍……”据容庚自述：兄妹几人每天课余都与舅舅围着方桌，“或习篆，或刻印，金石书籍拥置四侧，心窃乐之”。容肇祖在《我的家世和幼年》也写道：“大哥（容庚）以后不久，即随四舅草创《金文编》；二哥（容肇新）于书法外，以刻印称；我随四舅学诗，为以后教文学的基础。这都是移居近中学和近外家之所得益。”
1916年，容庚于东莞中学毕业，弟弟容肇新病逝，让他深受打击。作为家中长子，容庚觉得有责任分担家庭责任，又彷徨无路，从而有些自暴自弃，染上许多不良习气。他在《颂斋吉金图录》序言中坦白道：弱冠嗜赌博，纸牌、天九、麻雀、骰子、象棋之属靡不喜......母知之，辄痛责，责而悔，悔而改，至于再三。余之不终于堕落者，母之教也……
邓琼宴对容庚兄妹的影响巨大，付出无疑是巨大的，是在她的苦心栽培下，才有后来容庚兄妹的成才和对社会的贡献。1930年，邓琼宴去世，容庚思及母亲付出的种种，悲痛万分。他在《颂斋吉金图录》序言说道：“慈母见背，欲养不待，所以报母者，惟当自奋于学，不辱先耳。”
莞版“岳母”郑夫人
沙场报国功勋卓著
抗日名将践诺母训
蒋光鼐(1888-1967)，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是我国著名抗日将领，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1932年1月28日，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总指挥，他率领十九路军打响了中国正规军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鲜为人知的是，如果没有其母郑夫人的一句临终遗训，蒋光鼐的人生或许将延续祖辈父辈的命运：从文经世，有心为国，却壮志难遂。蒋庆渝在《我的父亲蒋光鼐》书中记载了虎门南栅桐园坊（今三蒋村）蒋氏来源：原籍金陵，元末迁至东莞上沙，清初迁至南栅。蒋氏亦为书香世家，蒋光鼐祖父蒋理祥，咸丰三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为东莞有名乡绅。曾在乡间组织靖康团练，配合清军在太平伏击进攻虎门的起义军，后拒绝入仕，选择主持龙溪书院讲席，课训学子，唤醒国人。蒋理祥一生清廉正直，热心公益，曾参与编校《海山仙馆丛书》达二十年之久，亦手创过同善堂、虎门育婴堂等公益机构。父亲蒋子敏，丁酉开科（1897年）中举，授职景山宫学当教习，讲授经世之学。
蒋家一门两代两举人，并以廉洁奉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儒雅家教闻名，在当地颇具声望。但时局混乱，朝廷腐败，蒋子敏中举后没官当，一生以教书为业。戊戌变法时，他曾参加公车上书，力陈改革。但变法失败后，感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个人怀才不遇，遂将对家国的悲愤化为诗书。当时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巨变”的时局，蒋家先辈依旧囿于传统知识分子入世为国的道路，到蒋光鼐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蒋光鼐的母亲郑夫人却有着更为理性、清晰、高远的认识：时局日非，文章不足以救国。也正是其有如此认知，才让蒋光鼐跳脱家族原有的轨迹，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
▲蒋光鼐故居近照
东莞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虎门更是一块英雄的土地。1888年农历十一月十，蒋光鼐就出生在这块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土地上，出生在南栅蒋氏这个具有良好教育和爱国情怀的家庭里。蒋光鼐的母亲郑夫人出身于虎门白沙乡一个书香家庭，是名绅郑筱湘的长女。作为世家之女，她知书识礼，目光高远。自嫁到蒋家后，侍奉公婆，料理家务，哺育后代等，皆做得有声有色，备受家族好评和信任，很快成为蒋家的重要成员。在虎门南栅荫荔园（蒋光鼐故居）中，时常出现南宋时期岳母教子的画面：林则徐销烟的壮举，鸦片战争的屈辱，关天培血战的气节，义兵节马的传奇等一段段可歌可泣的爱国故事，很早就从郑夫人的口中传入了儿时蒋光鼐的心灵，为其播下爱国的种子。
1903年11月，蒋光鼐双亲相继去世。那时蒋光鼐刚满十五周岁，正跟随在家乡教私塾的大哥读书，朝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科举仕途的路上一步一步走着。弥留之际，郑夫人将蒋光鼐叫到床前，叮嘱道：汝父读了一世书，教了一世书，虽满腹经纶，却无所作为。如今国家贫弱，时局日非，文章已不足救国，不如弃文从武，以待“异日为民族干城”。
郑夫人临终时的话语，让蒋光鼐受益一生。1906年，还在东莞师范学堂读书的蒋光鼐听说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招生。他想起母亲的遗愿，不顾几千人报考的激烈竞争，决然报名应试，并被录取。随后便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剪掉了象征满清顺民的长辫子。他的选择和举动在当时并不被身边人理解，同族长辈们更是不能接受，相约来到蒋光鼐家，指着他斥骂。但蒋光鼐不为所动，义无反顾，开始投身革命：东征北伐，淞沪杀敌，抗日反蒋……不断追求光明。
知名作家詹谷丰在其著作《喋血淞沪：蒋光鼐将军传》中表示，蒋光鼐在人生最重要关头的选择，就是母亲的指引。若没有母亲郑夫人的教诲，蒋光鼐的人生也许是另一个结果。他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了履诺母亲的这句遗言：“郑夫人，一个知书识礼的睿智女子，一个不平凡的母亲。”
“革命母亲”李淑桓
亲送七子上战场
坚贞不屈女英雄
作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主要发源地和抗日根据地，东莞成为中国“敌后三大战场之一”——华南抗日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纵的战斗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女烈士叫李淑桓（1894-1941）。抗战爆发后，她舍弃安逸的生活，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将自己的七名儿女送上战场，自己也为革命英勇就义，被誉为“革命母亲”。
李淑桓（上，资料图）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尤爱《烈女传》，崇尚岳飞、文天祥、花木兰等爱国英雄。1913年，结婚后的她便在广州开设“时修”女私塾，亲自执教，随后将私塾迁到香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三省在日寇的刺刀和铁蹄下沦陷，她义愤填膺，挥笔写下《哀国难》，教育学生勿忘国耻，奋发学习，报效国家。她在文章中写道：“今日为我国最悲痛之日也。最悲痛之日即吾人复仇雪耻之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淑桓便让长子郭显承奔赴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投身抗日救国。郭显承毕业后参加八路军，后在战斗中牺牲。目睹国破家亡的李淑桓，毫不犹豫，先后送三子郭显绪参加东江抗日游击队，送次女郭云翔参加“回乡救亡工作团”，送六子郭显怡参加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1939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李淑桓在领略著名女革命家何香凝的演说后备受鼓舞、热血沸腾。同年5月，党组织安排李淑桓随慰问团回东江探望在部队的儿女，李淑桓毅然把双胞胎的四子、五子郭显和、郭显乐带上，并送到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部队在召开欢迎慰劳团大会上请李淑桓讲话，她把在场的五个子女都叫上台来，按照高矮次序站好。李淑桓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人人有责。我大儿子去了延安参加八路军，三儿子在香港做抗日救亡工作，其余的都在这里，最小儿子(郭显隆，1941年参军)才九岁，等他长大些也送来参军。”现场群众和战士备受感动，无不热烈鼓掌。
▲许群波、欧华星雕塑作品《李淑桓》
1940年3月，五子郭显乐随曾生、王作尧部东移海陆丰地区时在掩护部队突围的战斗中牺牲。曾、王东移部队不少在战斗中被打散，与部队失联的战士，辗转来到香港找到“郭妈妈”求助，李淑桓家便成为这些战士的避难所。“你们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有得吃，你们就不会挨饿，放心吧，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李淑桓的鼓励令很多和部队暂时失联、处在彷徨无助中的战士深感温暖，重新燃起希望。
继郭显乐牺牲后，1941年初丈夫病逝。李淑桓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丧夫失子的沉重打击，仍然全身心投入各项抗日救亡工作，并带着仅十二岁的小儿子郭显隆离开香港，到东莞大塘村小学以教书作为掩护，进行抗日民运和交通情报工作，负责游击队第三大队大塘情报站的工作。
同年农历八月十四日，国民党顽军突然向大岭山根据地进攻，李淑桓不幸被捕。顽军多次严刑拷打，并骂其为“游击婆”，要她“改邪归正”。李淑桓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你们要杀就杀，我一个老太婆死了，还有我的儿子，还有许许多多的爱国抗日志士，你们杀不绝，他们一定会替我报仇！”随后，敌人用一个箩筐抬着身上和手脚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李淑桓，押到金桔岭顽军司令部秘密处决。李淑桓英勇就义时，年仅四十七岁。第二天，李淑桓的四子郭显和也在大王岭战斗中牺牲。
李淑桓不幸被捕英勇就义的消息传回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挥泪相告，悲痛万分。1942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东江纵队机关报《东江民报》刊登李淑桓的英勇事迹，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学习李淑桓崇高的革命气节，树立必胜的信念，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李淑桓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母亲的伟大胸怀，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影响极大，人们称李淑桓为“革命母亲”。新中国成立后，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在回忆录中，专门写下对李淑桓烈士的深切追忆，称她是一位共产主义的女英雄。
参考资料：《容庚家族》（黄河方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喋血淞沪：蒋光鼐将军传》（詹谷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的父亲蒋光鼐》（蒋庆渝著，团结出版社2013年版）；《东莞抗日实录》（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红心向党洒热血永“志”不忘照汗青——李淑桓》（东莞市地情网，2022年3月23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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