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知名女性被冠以“先生”“女先生”之称。这里的“先生”均为对德高望重的女性、有突出贡献的女性的尊称。如宋庆龄先生、冰心先生、杨绛先生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东莞也走出了许多女先生，如我国著名民俗学者、金石目录学家、女性考古学者早期代表容媛，我国植物生殖生物学学者胡适宜，动物遗传育种学学者张劳等。

回望近代以来百年历史，东莞的这些女先生们是幸运的，虽然成长过程中也曾因为战乱等原因而经历艰难求学的过程，但故土东莞的开放兼容，家教的开明，让她们得以接受新潮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奠定学术基因，走出深闺，走进社会，走在了时代的前沿。本期“旗峰雅韵”我们将继续“追忆东莞巾帼”主题，挖掘那些东莞女先生故事，感受东莞女性学人的魅力。

容媛：出身名门望族，钟情金石研究

容媛（1899-1996年），广东东莞莞城人，生于东莞赫赫有名的书香门第——旨亭街容氏，从小深受其舅父——著名书法家、篆刻家邓尔雅，以及胞兄容庚、容肇祖的治学和研究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后，曾就任于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及北京大学历史系，将毕生精力贡献于金石考古事业上，编纂的一系列金石、考古学目录，为近代金石目录学的发展贡献良多。

1927年春，容肇祖与顾颉刚任教于中山大学后，着手创办《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前身），随后宣布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并赴东莞参加城隍庙民俗调查，容媛作为陪同也参加其中，并绘有城隍庙诸神图并有阐释。此后，容媛成为《民俗》周刊的撰稿人之一，成为我国早期的民俗学者，开启了其治学生涯。

1929年，容媛随顾颉刚等人北上，到京后便被聘为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秘书和《燕京学报》“国内学术界消息”专栏的编辑，开启了其在金石、考古、目录学的学术生涯。其间，容媛主撰和编辑“国内学术界消息”专栏，每期1万-3万字，主要分为“学术机关消息”和“出版界消息”两部分。20世纪上半叶是我国各个学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时期，考古、历史、古文字等多个领域的研究都处于奠基阶段，大家频出，成果斐然。而容媛负责的“国内学术界消息”专栏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宣传窗口和交流平台，对那个时期的学术交流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个平台，琳琅满目，涉及方方面面。容媛的工作富有特色和专业性，生动、深入、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历史、考古、文学等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为后人提供和保存了很有价值的学术史料。

1943年-1946年，容媛随燕京大学南迁四川，历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兼历史系助教及图书编目员，重庆中央文史杂志社总干事等职位。1946年-1952年，先后任哈佛燕京学社及《燕京学报》社秘书。从1929年至1952年期间，容媛长期担任杂志社秘书、采编，大学助教以及图书编目员等工作。其间，她利用工作便利及其业余时间，从事目录学方面的研究。她一生的目录学著作主要有《金石书录目》《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00-1949）》等，其中《金石书录目》先后出过两个版本，即《金石书录目》及其《金石书录目补编》。因“分类严谨，搜罗完备，末附索引，尤便检查，金石书目录，当以此为最详瞻矣”，在学术界备受赞誉。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也表示：“书目之学，号称难治，容媛先生此编搜采甚勤，剪裁亦颇得当，为金石书目中不可多得之佳作。”实际上，该著作还是一部早期的中国考古学书目，它几乎囊括了学术考古以外的所有领域，在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中仍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此外，容媛还从事过某些深入的金石学专题研究，尤其是1952年任北京大学讲师，在历史系考古资料室工作之后（1958年退休后继续在家做研究工作），她有更充裕的时间投在金石研究上。她这方面的代表作可推《汉故谷城荡阴令张迁表颂集释》和《汉郎中郑固碑集释》。这两篇集释将诸家异说一一集出，或在字里行间夹叙己说，或在最后发表自己的研究意见，旁征博引、资料齐全，是研究该二碑的资料汇编，也是深刻的研究论著，为他人及后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为一个时代的新女性，容媛尽管终身未嫁，将终生献给学术研究，但因为职业原因，她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秘书、采编、教学工作上，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身到某一个专业的领域中，只能工作之余去弥补。尽管如此，其学术人生，亦能在博杂的基础上有所精深，在国内金石目录研究领域具有一席之地，更加难能可贵。

胡适宜：烽火中求学，倾心植物学研究

1926年11月12日，胡适宜出生于东莞万江的普通家庭。20世纪初，东莞的烟花爆竹享誉海内外。胡适宜的父亲胡融斋以推销烟花爆竹营生，经常往来于东莞香港之间。他做生意的过程中，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受到西方男女平等自由思想的影响，因此尽管要维持一家8口人生计，但依旧对子女一视同仁，坚持让所有的孩子都去上学。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能读书无疑是幸运的，但求学道路也必然是艰难的。胡适宜的求学之路充满了动荡与波折。她小学就读于东莞县立三小，时常受到性别歧视，但也因此让她更加感恩父亲的开明和不易，并暗暗下决心读好书。小学毕业升入初中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华夏大地，战乱之祸使得中国甚至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为了躲避战祸，胡适宜一家离开家乡，搬去了香港。在那里，胡适宜读完了初中进入到高中。

但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再次打碎了胡适宜的学习环境。他们一家又离开香港，辗转多地最后抵达粤北的韶关。当时的韶关，是抗战期间广东省府所在地，广东省内几所著名的大学和中学都搬迁至此，在这里，胡适宜读完了高中，并且在18岁那年考入了广东省文理学院。

胡适宜大学期间的求学路更加艰辛与曲折。当时学校在距离韶关很远的一个乡村，需要乘火车才能到达，第一次离开家人出门远行，胡适宜既害怕又时刻挂念家人的安危。在文理学院只读了一年，日军进攻韶关，学校被迫搬迁。没有资金逃亡后方的胡家，只好回到沦陷的家乡。回家后不久，胡适宜听说学校在粤西的罗定县复校了，她就和六名同学一起去罗定。从广州出发，胡适宜和同学一起走了三天才到达目的地，在罗定，她完成了大二的学习。1945年，抗战结束，文理学院再次迁校。由于战争，胡适宜的很多同学都不得不中断学业，她所在的班级原本有15名同学，到毕业时只剩了7个人，其中女同学只有两人。胡适宜回忆起这段求学经历，感慨道：“这人口稠密的小镇，天天遭受日机空袭的威胁，居民一听到警报就往防空洞跑，每天都有死在炸弹和机关枪扫射下的无辜者。那轰炸后一大片房屋燃烧的景象，那一夜之间变为无家可归者的惨状，在我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但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胡适宜都坚持要完成学业，可以看出她身上那种对知识强烈的渴望。

进入广东文理学院的第一年，一门名为普通生物学的专业课引起了胡适宜浓厚的兴趣，在那时，她就下定决心，把探索自然奥秘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1947年，大学毕业的胡适宜留校成为了一名助教，当时在全学院里，只有她一名女助教。在胡适宜当助教的四年里，为了准备实验课，她经常要深入田间地头。当她穿着旗袍跑到烂泥污水里的时候，农民们通常以奇怪的眼光看着她。但她不以为意，从农田里采集到感染病害的茎叶标本，胡适宜总会迫不及待地带着它们回到实验室，通过显微镜去观察那里的微观世界，兴奋的时候还会叫上同事一起观察。当助教期间，最让胡适宜头疼的莫过于解剖课了。身为一个女孩子，她很害怕无骨骼的软虫，做解剖蚯蚓蛔虫的示范时，虽然蚯蚓是死的，但胡适宜还是不敢下手。

就这样，胡适宜一面从事科研一面从事教学，在植物科学领域逐渐成为一名知名学者。尤其是四年助教生涯之后，胡适宜可以晋升为讲师了，她选择到北京大学继续进修深造。一年半的学习，为胡适宜后来在植物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53年胡适宜回到华南师范学院生物系当讲师，1955年，她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执教50年来在培养植物学人才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

同时，胡适宜还历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殖生物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植物学报》编委、国际植物形态学杂志顾问委员会委员。尤其在被子植物受精作用方面，她做出了显著的成果和贡献。她编著出版《被子植物有性生殖图谱》《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等多部学术著作。其中1959年，出版的《植物学：形态学及解剖学部分》作为综合性大学植物学教材使用了很多年，直到1978年有新编教材后，还有一些院校作为参考书使用。1982年出版的《被子植物胚胎学》受到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多次重印，198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获奖书。

此外，她发表科学论文约100篇，其中1979年，她总结前一时期的工作，在《高等植物受精作用雄性核和雌性核的融合》一文中提出种子植物受精作用的两种基本模式。她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奖。她所主持的《小麦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花粉发育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和《高等植物受精作用的研究》课题分别获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奖和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张劳：教研两不误，传递学人精神

张劳生于1944年5月26日，东莞塘厦镇人，系我国动物遗传育种学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副院长，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会长。其祖父张子翔曾留学美国和法国学西医，曾担任天津海军医学校校长，在救死扶伤之余，还为推动西医教学在中国的进程做出过贡献。张子翔很注重子女的教育，四个子女都受过高等教育。张劳的父亲张伟弢留学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中央财政干部学校（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前身）首任会计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财政金融人才。

虽然出生在天津，在北京成长，但张劳一直在履历表上填写祖籍东莞。因为祖父经常告诉她要记得自己的根，不管走得再远都要明白哪里才是自己属于的地方。谈及家庭对于自己的影响时，张劳这样表述：“父亲留给我的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和对人的和善。”“家训没有成文，却在前辈的言传身教中体现。在做人的品格方面，我们有积极的人生观，崇尚科学、敬业、进取、创新，务实，为人正直、勇敢、坚毅、真诚、忠厚、民主、宽容、乐于助人，热心公益事业。”这正是一种学人精神。

1962年从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毕业后，张劳考入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畜牧系，从此与动物遗传育种学结下不解之缘。196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的农场和牧场工作。1972年调到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成为一名教师。1978年，北京农业大学恢复研究生招生，张劳报考被录取，师从吴仲贤教授，攻读动物遗传育种专业。1985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在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家禽科学系研修，成为张家第三代留学生。在留学期间，张劳在紧张而充实的研修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新理论和知识，吸取了先进国家的科技精华，为她回国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学成归国后，张劳回母校，“左手科研，右手育人”。教学上，她先后主讲动物遗传育种领域本科生课和研究生课8门30多年，将电子计算机用于研究与教学，并将西方教学理念应用到实践当中。她十分注意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通过让学生上讲台、参加调研、实习培养学生优良素质和综合能力、具有创造性思维和终生学习的能力；鼓励学生们参与到科研中来，通过实践来构建知识体系；经常指导研究生参与科研，引导他们瞄准学科交叉的研究热点，发扬创新精神，科学严谨地利用教育资源主动学习，以团队合作取得成果，她的学生中曾有人获得过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张劳自己也积极研究教学方法。1989年她获得了北京农业大学先进教师奖，1991年获农业部部属院校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奖，论文《现代动物育种进展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探讨》获1996年校优秀教学成果奖，2000年论文《动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与实践》获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北京市教学改革成果二等奖。

科研上，张劳先后主持和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农业部项目16项，出版专著《群体遗传学概论》，参编《动物育种学各论》等。其中，2001年，论文《畜禽遗传资源保存的理论与技术》获1999年农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经农业部推荐，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年-2007年，张劳先后应邀出席在日本、波兰、西班牙、巴西和拉托维召开的世界鸵鸟大会，介绍中国鸵鸟业的发展和科研成果。她还主持制定了农业部行业标准《鸵鸟种鸟》，2012年被中国鸵鸟养殖开发协会评为“促进中国鸵鸟业发展突出贡献人物”。2019年是欧美同学会留加分会成立30周年，为表彰前辈学长对留学事业、对留加分会做出的突出贡献，张劳等12位学长获颁“突出贡献奖”。

参考资料：《容庚家族》（黄河方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容媛略传》（贾梅仙著，《东莞文史》第31期）《容媛金石学文集》（罗志欢、李炳球主编，齐鲁书社，2021年），《东莞巾帼》系列报道（李立，《东莞时报》2014年），《张劳：被雕琢的时光凝炼成天边的虹》（王淑霞，《留学生杂志社》2019年）等。

专题监制：张树坚

专题顾问：李炳球

专题策划：雷石鹏 张洪波 虞清萍

专题统筹：刘爱琳 龙小晖

本期撰文：沈汉炎

本期图片：沈汉炎、东莞日报资料图

专题出品：都市新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