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官员”李商隐及其启示录
潘登
如何评价一个官员是成功抑或失败？世俗的标准，就是看他的官职做得大不大。要全面客观地评价，还应增加两个标准：一是看他在官位上有无作为、有无政绩；二是看他的作为与政绩是否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间”。
对照这三个标准来分析，可以看出李商隐是大唐的失败官员。这是他情诗高手之外，又一个人生形象。
（一）
李商隐的从政经历
1、任官时间不长（约7年）。他在《上尚书范阳公启其一》说自己：“成名逾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此处“旅宦（外出做官）十年”，应是大概数。商隐一生，三任秘书省校书郎约3年、两任县尉约2年、一任摄守昭平郡数月、一任太学博士约1年，实际总计约7个年头而已。
2、任官岗位平凡，等级偏低。
唐朝官员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
商隐任官从秘书郎起步，到正字，到县尉，到太学博士，另挂任的虚职有侍御史、检校水部员外郎、检校工部郎中。
对照唐朝和当代的官制等级来看：
秘书郎：正九品上，职责是校理兰台藏书，清高无实权。九品三十级中倒数第四级。相当于现今国家图书馆副科级书籍校对员。
正字：正九品下，相当于现今之副科级干部。
县尉：主管一县之治安防务工作，管理户口、催租收赋、捕盗缉贼。从九品下，相当于现今县公安局长。
太学博士：正六品上，与重要府县的县令相当，但一般认为是闲职冷官，相当于现代副处级国立大学副教授。
殿中侍御史：从七品上，相当于正科级监察官员。
侍御史：从六品下，相当于副处级监察官员。
检校水部员外郎：从六品上，相当于副处级干部。
检校工部郎中：相当于现今之住建部之司局级（厅级）干部。
3、并无突出作为和政绩，也没有提出什么有影响的建议。只有自我炒作出来的“活狱”一事而已。李商隐任弘农县尉期间，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最终给州刺史写信，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
《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刖双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此事说明他很有民本思想，但可能昧于为官之道。
4、时人和后人也不以官员来看待他。
一个无名小官、著名诗人，静静地去世，在当时当地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其墓葬何处，都无确切说法。一说在荥阳的李氏家坟；也有人说葬于祖籍地怀州雍店（今沁阳山王庄镇）之东原的清化北山下。其墓志铭也不知何人所写，至今尚未发现。对比太尉李德裕去世，“天下设祭者百”，杜牧与商隐各撰墓志与祭文，何其寂寥凄凉！
他最早的传记见于五代人著《旧唐书•文苑传》和宋人著《新唐书•文艺传》。
（二）
原因分析
李商隐一生文才横溢、抱负远大，正如他在《安定城楼》诗中所表白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仕宦不进，沉沦下僚。他自己感叹：“忍剪凌云一寸心？”同辈人崔珏在《哭李商隐》诗中感叹：“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笔者客观分析，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身处党争激烈之世，左右为难。跟其一党，则被另一党排挤打压；两党皆不跟，则两党不讨好；两党都跟，最终两党都弃用。
唐朝的朋党之争，从宪宗时期的宰相李吉甫打击“指切时政之失”的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开始。吉甫死后，以李、牛为首的牛党与以吉甫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倾轧不已，更迭执政，互相攻讦排挤，前后达40年，使政策更混乱、宦官更嚣张、藩镇更跋扈、人民更贫苦。
牛李党争发生在821至860年，李商隐恰恰生活在812年-约858年，正当其时，人家只想做个安静的美男子，却被迫卷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成为党争牺牲品。
商隐首先投靠属于牛党的令狐楚父子。令狐死后，又转投靠王茂元，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他的行为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
令狐为何要栽培商隐？表面上是为朝廷养才荐才，实际上是为自家子弟选择成长中的优秀伴侣、培植从政后的忠诚羽翼。何以见得？春秋战国时代权贵之家就流行养士，到唐代武将喜欢收养义子，文官喜欢资助优秀学子。令狐坐镇滑台时，在众僧中发现一名小和尚形神俱佳，便请长老让他还俗，起名蔡京，安排他陪自己的儿子们读书，长大后随侍多年，官至节度使。后来华州刺史崔戎也曾收留商隐在家，陪其二子读书。也就是说，令狐和崔收留、栽培商隐本来图谋其忠诚回报，商隐却辜负此意，当然被人恶评、报复。
会昌五年，李商隐守母孝期满，三入秘书省。时值牛党当政，李党首领、宰相李德裕被赶出朝廷，李党人员也纷纷遭到贬谪，其中给事中郑亚贬桂州（今广西桂林）刺史，李商隐同意加入其幕府，期间却多次写诗向牛党令狐公子示好。结果，两头讨好，两头不用。
2、贵人无力，靠山山崩，靠水水流。
他首先投靠令狐楚及其牛党。得其教育和推荐，才进入仕途。开成二年（837），因时任左拾遗的令狐綯多次向礼部侍郎、当年科举主考官高锴推荐，第五次科考进士及第；二月通过吏部关试，终于可以释褐为官了。然而就在等候吏部授官的时候，文宗开成二年（837）十一月，令狐楚去世了。商隐仕途刚入门、未起步，其大靠山却倒了。他的《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就表达了为恩主悲伤、为前途恐慌的情绪。同年写成的《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有云：“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公先真帝子，我系本王孙”，等于向读者公告自己投靠牛党。
次投李党王茂元。开成三年（838），应制举不第，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府，任掌书记，并且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每年入京城应进士考试者，约有千人，但录取名额只有三四十人。商隐作为单身进士，又有文才和诗名，当然容易被权贵人家抢去做女婿了。王家主动抛绣球给他，他乐意接受，都是当时寻常之事，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他单纯幼稚，没有从政治上考虑转向与李党之人联姻的后果，也不可能。只能说他愿意冒此风险。
开成四年（839），应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过关，得授秘书省校书郎。初夏改任弘农县尉，居从九品上阶，比之前降低了两个等级，或认为遭遇排挤。
842年，二入秘书省，为正字。不料母亲去世。按照惯例，他不得不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而这几年李德裕任宰相，岳父又与之亲近，本来可以积累资历、业绩和人缘，加上泰山之力，徐图晋升的。但李商隐此时只能眼睁睁错过这个晋升的大好机会。
祸不单行，844年，正是守孝期间，其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朝廷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死军中。李商隐再次失去靠山，处境更加艰难。
三投崔戎仅数月。大和八年（834）初，转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府。崔五月到任，只过了一个多月，染病暴亡。他在《安平公诗》中悲叹：“呜呼大贤苦不寿，时世方士无灵砂。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颓泰山惊逝波……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
四投郑亚。大中元年847年，属李党的给事中郑亚改任桂州刺史、桂管观察使，邀请李商隐加入幕府，职务是支使兼掌书记。大中二年，摄守昭平郡。不久，郑再贬循州刺史，李离桂北归。
3、贵人虽多，却屡不获提携，应该是本人素质确实不适合当官。
除了前面所述几个方面大员没能提拔他之外，先后有京兆尹郑涓、武宁节度使卢弘正，都对他很赏识，但也只是辟为幕僚，后者为他奏报了侍御史这个虚职宪衔；东川节度使柳仲郢也辟他任幕僚，奏为盐铁推官，给了一个肥差而已，并无政治上的大提携。
4、操守不专，时人对其品行较多非议。
《旧唐书》说：“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俱无特操，恃才诡激，为当涂者所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新唐书》也说：“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摈之。”“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总体上，《两唐书》对李商隐的人品是持负面评价的。之所以如此，除了前述党争站队问题外，在人情交际、书信往来之中，也暴露了李商隐不够成熟圆融，乃至违心背义之处，以致遭人诟病。
比如在与令狐父子的交往之中，令狐楚对其有知遇之恩，岁给资装、教授骈文、介绍人脉、指点迷津，李商隐也一直深为感念，但后来却在《漫成五章》中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唯观对属能”，对宗师有不敬的意思；后来在《白云夫旧居》中更说出“平生误识白云夫”，虽是自伤身世的气话，也难免背恩弃义之嫌。李商隐在后期与令狐绹的相关诗文中，对其颇多怨念，忘了当初正是由于令狐绹多次向主考官举荐，自己才得以进士及第；在自己潦倒之际，也是令狐绹的安排，才得到太学博士这个正六品的官职，虽是冷官，但也是李商隐职业生涯中品级最高的职务。任职不久，他就弃职转随柳仲郢去了东川幕府，可谓驳了令狐绹的面子。令狐綯从唐宣宗大中四年（850）至大中十三年（859）唐宣宗去世止，一直担任宰相，从此没再推荐提拔李商隐。可以说，两唐书对李商隐背恩之评价，也是事出有因。
又如，李商隐对李党领袖李德裕深怀敬意，写过《李卫公》《旧将军》《漫成五章》等诗称颂；在郑亚幕中，曾代为起草李德裕文集序言，称赞李“万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表达了对李德裕的同情和仰慕。而在东川幕府期间，李商隐曾因公务出使西川，刻意甚至费尽心机地给西川节度使杜悰写过两首长诗。杜悰是中唐宰相杜佑之孙，杜牧之堂兄，是牛党骨干人物，唐宪宗驸马，曾做过宰相，在位期间与李德裕势同水火，为官声名不佳。为了讨好杜悰，李商隐在《五言述德抒情诗一首四十韵献上杜七兄仆射相公》诗中，不仅对杜悰攀亲沾故、歌功颂德、大献殷勤，还对李德裕加以贬损，如“恶草虽当路，寒松实挺生”，在第二首诗中吹捧对方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家擅无双誉，朝居第一功……疲民呼杜母，邻国仰羊公”，更加上哭穷、检讨、恳求，实属两面三刀、违心之举、有损操行，成为其创作史上抹不去的一大污点。李商隐有族叔李褒，曾任郑州刺史、礼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他多次致信李褒，表达了渴望援引之意，二人关系一度密切，但李褒逐渐显贵之后，并未施以援手，也表明其对商隐不大认可。他曾经两次赠诗同时代的大诗人、属于牛党的杜牧，对方竟一字不回，这其中或许有党争立场考虑，也许有恶其操行考虑，也许有趣味不相投的考虑？
身处当时的官场，也许多数人都难以免俗，李商隐也不例外，只不过在手腕上没那么娴熟圆融，以致落下把柄，影响了仕途。
商隐善于写诗文，但在真正的政客眼中，却未必适合从政为官，所以少推荐、无提拔。然而，他无自知之明，汲汲于功名，耿耿于衷怀，只能郁郁而终。
横向对比一下：商隐的同榜进士韩瞻，也是他的连襟哥，进士排名不如他，说明考功不如；尽管当时与商隐多有诗歌唱和，但不见诗文传于后世，说明文才不如；但是率先被王茂元择为东床快婿、资助于长安建起豪宅；因善于做官，做官比商隐更顺利：唐宣宗大中中期，任司勋员外郎，出为普州刺史。复入为虞部郎中。时夏侯孜为右丞，以瞻声绩不立，诙谐取容，出为凤州刺史、兼本州镇遏使。十二年，拜睦州刺史。而商隐之亲弟中了进士，也仅仅累为宾佐。
诗人从政、文人从政，多数做不了大官大事，反倒促成了他们为文写诗更有成就。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还有柳宗元等八司马等多如此，只有张说、李绅、韩愈、白居易、张九龄等少数人做官成功。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人生不幸诗文幸”。
（三）
经验教训
1、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反对拉帮结伙、结党营私。李商隐从政失败的根源，主要是党争。历史上，唐代的牛李党争与宋代的新旧党争，最为激烈。皇权不振，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文官便结党争权夺利。党争严重破坏官场生态，让栋梁之材有志难伸，李商隐便是典型的受害者、牺牲品。
再看同样生活在牛李党争时代的大诗人、散文家杜牧（803－约852）的经历。他是宰相杜佑之孙、杜从郁之子，唐文宗大和二年（828）26岁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几个月后江西观察使沈传师辟其为幕僚。大和七年（833）至九年，得淮南节度使牛僧孺辟为幕僚，深受牛之关照。开成二年（838），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府。开成四年（839），年底离开宣州，赴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膳部员外郎。会昌元年（841），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外放穷僻的黄州任刺史。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因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会昌四年（844)起，杜牧先后任池州、睦州刺史。宣宗大中二年（848），得宰相周墀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宣宗大中四年（850）转吏部员外郎。在令狐綯为相期间三请而得外放湖州刺史，后升考功郎中、知制诰，累迁中书舍人。虽然做了十年幕僚，却不被认为是优秀文秘；虽然仕途同样深受朋党之害，颇为坎坷，但毕竟更善于为官、幸得贵人相扶，官至中书舍人、正五品。
无论何时，结党营私，必祸国殃民，要坚决反对，要始终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无论在体制内外，碰到朋党之争，应坚决回避，甚至不惜离开该地区该单位。
2、认清你自己，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不适合的工作。
李商隐本不太适合做官，却孜孜以求，郁郁不得志，最后忧怨而终。学而优则仕，但学优未必仕优。从后人整理的《唐朝诗人官阶排名》一文可看出这点，文人从政，有成有败，难以一概而论，大体宜走专业路线。如果实在走不通仕途，务必谨记王勃之叹：“君子安贫，达人知命。”
且以韩愈作对比：对韩愈（768－824）的公认身份，除了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之外，还有高级官员。贞元八年（792），韩愈登进士第，两任节度使幕僚，继任监察御史。后因论事而被贬阳山，历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其后因谏迎佛骨一事，再次被贬，远至潮州。但终获重用，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事实证明，他确实比李商隐更长于做官，是文人做官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