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丽梅，东莞市寮步镇人，现88岁，由侄子照顾；
刘瑞章，东莞市寮步镇人，现92岁，由弟弟照顾；
陈有娣，东莞市望牛墩镇人，现111岁，住望牛墩敬老院；
冯斗英，东莞市高埗镇人，现96岁，由侄子照顾；
余王施，东莞市黄江镇人，现101岁，住黄江敬老院；
刘亚兴，东莞市石碣镇人，现106岁，住侄子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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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平自梳女合影（资料图片翻拍）
上世纪90年代，东莞在世的“自梳女”有100名左右；2011年3月，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大走访”时有60名；2017年初，《东莞时报》专题《有女自梳》出街时有22名；2018年底，东莞市自梳女陈列馆开放时只剩16名……目前，东莞全市仅存上文所列6名，平均年龄99岁。她们是东莞最后的自梳女：一个即将消失在历史舞台的女性群体。
值3月8日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东莞日报文化专栏“旗峰雅韵”，将从东莞自梳女群体、桥头“女间”开始，对近代以来在革命、学术、体育等不同领域皆有成就的东莞女性还原解读，透彻呈现东莞巾帼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为家不嫁”自我牺牲
“自梳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出现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独特社会群体，最初出现于清代。当时部分独立意识较强的未婚女子看到女人在出嫁后地位卑微、受婆家虐待，不甘心步其后尘，便立志终身不嫁，于是产生了“自梳女”和“不落家”的特殊习俗，相沿300多年，至晚清及民国期间达到高潮。立志不嫁者通常会举行专门仪式，由年长的不嫁者将辫子梳起来，称为“梳起”。正式成为“自梳女”后，要一直保持独身至死。1949年前，部分“自梳女”远赴东南亚等地务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自梳女”不再出现。
上个世纪20年代后，受欧美殖民国家的产业冲击，珠三角一带蚕丝业衰落，为了生存，许多年轻女性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部分女性为了养家等原因牺牲自己自梳不嫁。其中一部分晚年才落叶归根，回到故乡。为了有个落脚的地方，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自梳女通常会集资建立“姑婆屋”共同生活，避免老无所依。
东莞最后一批自梳女便是上个世纪20-40年代下南洋打工养家的这一批。用这些老人的话说，都是因为“没得饭吃”，她们从自己十几、二十岁这个青春年华起，开始肩负着养家的重任，为了养家糊口，减轻父母的压力，为帮助姊妹细佬而自梳，只能远赴南洋打工。
东莞最后一批自梳女自梳的最主要原因是为家庭牺牲自己。在东莞纪录片《自梳女》中，横沥镇横沥村邓亚尚就表示，自己不结婚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受不了别人管束，“要自立”，但重要原因是为了养家，不敢嫁人。“给人家打工，如果结婚有了家庭，主人家就不会再聘用她们，那样就没有办法赚钱帮补东莞的家人。”邓亚尚回忆，在现实命运的压迫下，她最终和十几个好姐妹相约“梳起”，终身不嫁。
“思寻早日转归边，番邦不是女人去，莫作心迷意杳然。娘亲不用忧心来挂念，须要加衣保身体，从今女去离家远，除是相逢梦一言，辞别娘亲回步转，一眶眼泪滴腮边。”这首曾在南洋传唱的《木鱼歌》，恐怕最能代表自梳女的心声。
常平镇的叶锦，18岁那年因家庭贫困背井离乡，远下南洋到新加坡打工。一个不识字的少女，突然要只身远涉重洋谋生，那种恐惧与不安，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尽管那段岁月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回忆起往事，她依旧心有余悸。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打工40多年，每个月打工的工资几乎全部寄回家乡给家人，“自己一点都不剩的，五分钱都不舍得用”。同样因为家贫，该镇的萧全欢16岁时就奔赴新加坡给当地人做住家工，帮人打扫、带孩子、煮饭之类的，什么苦活、累活都得干。也因为工资低，“一个月剩5块钱，还要寄回家，哪里都不敢去，一出去就要车钱”，所以几乎接触不到外人，干脆就自梳不嫁。
▲经媒体挖掘整理，自梳女的故事近年来越发为外界了解。图为自梳女周月笑生前接受采访，表示要将“十姊妹”屋捐给家乡
2015年12月去世的常平镇自梳女周月笑，也是因为当年家里太穷，不忍家人挨饿才下南洋打工的。据周月笑生前的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许多家庭处于贫困状况，而妇女下南洋去打工是那个时代里能赚到钱养活家人的重要途径。她们一般从事“保姆”类的工作，积攒了一些钱以后就托人带回家，养活父母，扶助兄弟姐妹成家。自己回乡时，买面粉、油、糖、米等食品和布匹，用大藤笠装着，坐船带回老家。尽管年轻时也有人追求周月笑，但她一心只为赚钱养家不敢多想其他，就只好“梳起”，独身度日。
周月笑、邓亚尚、叶锦和萧全欢等老人都是东莞自梳女的缩影，和她们一样，许多自梳女为了家人的生存，全心全意在外国打工。她们大多一出走就半个多世纪，从花样年华熬成古稀老妪，一直用自己瘦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任，资助在故乡的亲人。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部分自梳女，还将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汗钱，购买糖油粮面衣布等生活用品，甚至单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等四大件回乡，帮助兄弟姊妹渡过难关、侄儿侄孙成家立业。
情牵故土落叶归根
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随便简单的三个字，都隐藏着太多的历史和故事，这些故事充满命运的悲喜。然而与走西口、闯关东的苍莽不同，下南洋似乎有更多悲情味道，对东莞最后一批自梳女而言更是如此。
但对于时代造就的命运，许多自梳女回首往事，多少还会伤心，而对于自己的选择，大多数人并不后悔。在纪录片《自梳女》中，老人们回忆起往事，说得最多的就是“凄凉”二字。望牛墩镇上合村的陈有娣回忆刚到新加坡时的情景：“每天要洗7个人的衣服，刷7个冲凉房，还要做其他很多事情，自己不识字，连时钟都不会看，都要求别人教”。莞城老人魏林好当年在新加坡遇到很不好的雇主，家里的小孩经常打骂她，不让她出门，一家人外出时，就把她锁在屋子里，甚至有时还不让她吃饭。常平镇的叶锦经过数天的海上颠簸后，在新加坡贝宁（音）落脚，给人家当佣人。她的第一个雇主对她很不好，给的工资低得可怜，每个月才几元钱。“好艰难，每天早上4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2点，人家吃剩的东西才给你吃，就好像‘妹仔’一样。”叶锦说，在那里，她还是忍受了8年，实在受不了就辗转去到马来西亚继续她的打工之路，这一做又是30多年。
▲自梳女的“工作日常”（资料图片翻拍）
让这些老人没想到的是，她们当年那一去南洋打工，基本大多就是半个多世纪。年轻时背井离乡，艰苦备尝，等年老了，很多人都积劳成疾，那时候落叶归根便成了她们最大的心愿。萧全欢下南洋打工52年，长时间的辛劳工作，最终让她积劳成疾，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己手脚又不方便，眼睛又朦，耳朵又听不清楚”“做梦都想着能回家”。因此，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部分东莞原籍的自梳女开始陆陆续续回国，回到自己的故乡。
当她们经历半个多世纪背井离乡、远离国土后再度归来，又面临许多问题。一个是故土的物是人非。萧全欢回乡之后，才知道国内变化之大，但是她很多亲人都不在人世了，自己又无儿女，加上身体每况愈下……这种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情的感受，让萧婆婆一开始情绪比较消极。
另一个则是身份的尴尬。一开始她们由于没有中国国籍，无法享受我国公民应有的福利，更没有村分红及其他的收入，加上没有子女，生活上有诸多不便，颇为凄凉。为了晚年有个落脚的地方，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自梳女通常会集中住在她们此前集资建立的“姑婆屋”，相依为命。比如常平镇，如今还存在着三座“姑婆屋”（又称“十姊妹”屋），是由在海外的常平原籍自梳女约500人自发筹钱寄回常平修建。其中成意堂、合意堂早已改为商用，唯有义和堂近20年来，一直由自梳女周月笑管理，直到2015年12月她去世为止。
让这些老人没有想到的是，“姑婆屋”并没有成为她们人生的终点站，她们中的许多人要么由侄子、侄女带回家赡养，要么到养老院去。在养老院里的，有专业护工照顾她们的晚年生活，养老费用、医疗费用都由当地政府负责。而那些住在亲戚家或独住的自梳女，也有亲戚或社工照看，政府每个月都会有如社保养老金、高龄津贴、低保金等补助。如叶锦、萧全欢等，她们最后的人生由侄子侄媳妇照顾，待她如同亲妈一般。叶锦的侄媳妇睡到凌晨1点多2点就会起床看看她，她洗澡的时候则会留意她有没有摔跤，冲凉时会叫一叫她，听到有水声就放心了。萧全欢的侄儿侄媳妇待她很好，经常去看望她照顾她。她的日常全靠侄子、侄媳妇以及居家养老服务队的义工来帮忙。社工、民政干部以及村委会工作人员会经常去探望她老人家，或向其侄子、负责居家养老的阿姨咨询她的情况，给予及时的协助或者帮忙。
▲2011年9月7日，望牛墩籍自梳女梁检群老人恢复国籍
2011年9月，东莞首批四名自梳女恢复了中国国籍后，陆陆续续，东莞所有还在世的32名自梳女全部恢复了中国国籍，她们开始享受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各项福利待遇，在南洋漂泊了大半辈子，终于能在故土平静地安享晚年。“知道可以恢复国籍后，我已经兴奋得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饭也没好好吃。”当时89岁的叶瑞娣在接过户口本和国籍复籍证书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地说谢谢。她表示，自己回到家乡四年，每天都过得很开心，唯一觉得遗憾的是，自己一直没能恢复中国国籍，心里一直觉得不安定。“现在好了，心定下来了，今晚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特殊岁月承载历史
在岁月的侵蚀下，东莞在世的“自梳女老归侨”越来越少，从上世纪90年代的100名左右，到目前仅剩6名，她们平均年龄99岁，是东莞最后的自梳女。此外，在上个世纪，东莞的“姑婆屋”还不少，多个镇街都有。如今，这些“姑婆屋”屋基本已经人去楼空，也有不少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了。以常平镇为例，该镇是东莞主要的侨乡之一，也是东莞自梳女最多的镇街之一。镇内早期的“十姊妹”在上世纪70年代时因发洪水被冲毁。现存的三处房屋为80年代初，由在海外的常平原籍自梳女约500人自发筹钱寄回常平修建。其中成意堂、合意堂早已改为商用，唯有义和堂一直由自梳女周月笑管理。当时筹建义和堂的常平籍自梳女在世的还有42人，她们曾立下内部口头协议：当所有自梳女都去世，“十姊妹”屋由政府托管处理，希望能保留下来，作为历史文物供后人缅怀。
▲位于常平的东莞自梳女陈列馆，记录着自梳女们承载历史的海外奋斗史
2015年，周月笑去世，其亲属将“十姊妹”的房屋钥匙、土地证等资料交托当地居委会转社会事务局。常平镇从此再无在用的“姑婆屋”。为了尊重周婆婆等人的遗愿，也为了铭记那段历史和这些女性群体，2016年6月，市侨联联合致公党东莞市委会一起，在常平镇政府召开了“义和堂自梳女展览馆”建馆筹备座谈会。2017年，常平镇启动了“自梳女陈列馆”建设筹备工作，以期收集、记录和展示本地自梳女的历史故事。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2018年11月初，东莞自梳女陈列馆开馆。陈列馆两层五个展区，内设30张图文展板与200件展品，包括生活用品、首饰用品、书信材料、房屋证件等，用一件件真实的旧物件展示自梳女的真实生活，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讲述自梳女海外奋斗的历史。常平镇侨联秘书长萧效辉期待自梳女陈列馆能为东莞保留一个特殊侨界的历史记忆，“希望通过图文+实物陈列的方式，将侨乡这一段历史完整再现，表现先辈们奉献青春、回馈家乡的个人牺牲精神，以弘扬社会共助、共爱的尊老精神。”
作为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她们的身影正逐渐远去，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已经迫在眉睫，常平镇在莞首建自梳女展览馆，便是一个重要举措。此后，东莞还将不断搜集资料，进一步挖掘研究、编印《自梳女访谈录》等与自梳女相关的书籍等系列举措，抢救性挖掘“自梳女”历史。
东莞纪录片《自梳女》中寮步镇的自梳女游丽梅说，她们人在海外漂泊，心里一直挂着祖国和故乡，许多人期盼着有一天能落叶归根回归祖国的怀抱，但最终得以实现梦想的也只有其中一部分。如今，中国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我们站起来了，也实现了全面脱贫，同时以坚定的步伐奔向未来，朝着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昂扬迈进。那些孤悬海外，漂泊半个多世纪的自梳女，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终于得以陆陆续续回归故土了，此后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不仅得以安度晚年，也陆续恢复了国籍，做回了中国人，圆了一生的梦想。
目前，单单东莞也只剩下6名自梳女在世，平均年龄99岁了，她们作为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也逐渐远去。看着她们一个个远去的身影，我们看到了那个悲惨的年代早已成过去，同时也要警醒自己，不应简单地给自梳女历史贴上“不光彩”的标签而耻于提及，而是要看到这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自梳女”不该成为一个陌生的名词。因为是这些女性，向封建婚姻制度奋起反抗，用飞蛾扑火的悲壮和独立的姿态，唤起广大妇女的觉醒，以敦促社会的变革；是她们，像一根根黑夜中燃烧的蜡烛，带着血泪燃烧自己，照亮家人。“男儿漂泊为本分，女子漂泊为家贫！”正如纪录片《自梳女》中游丽梅的这句感慨，道尽了自梳女命运的悲哀，也反映了她们伟大的牺牲精神。
“自梳女这段特殊历史是中国华侨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中国，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蚕丝业受到欧美殖民国家冲击而衰落的时代背景下，是女性无奈的选择。”东莞民俗学者黎平曾表示，自梳女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承载着厚重、悲情的历史，那段历史，那些命运，以及自梳女的抗争精神、自我牺牲精神、情牵故土的情怀不应该被忘记。
参考资料：1.黄文祥《疏离与反抗——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女》；2.陈小卡《广东自梳女风俗探源》；3.吴佳宝《百年来珠三角“自梳女”研究回顾与思考》；4.万建中《南洋自梳女的考察》；5.《人民公安报》2011年9月10日：《中秋前，东莞“自梳女”终圆叶落归根梦》；6.《东莞日报》2011年11月16日：《32名东莞自梳女全部“回家”——东莞申请复籍人数最多、难度最大，速度却最快》；8.《东莞时报》2017年2月19日：《有女自梳》专题；9.东莞纪录片《自梳女》；10.东莞市常平镇记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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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文：沈汉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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